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文艺要讲政治的集中概括被反复强调，文艺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要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文艺要“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成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文艺要讲政治的集中概括被反复强调，文艺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要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文艺要“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成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重要力量……然而，反观现实的文艺领域，“讲政治”似乎成了一个需要回避的词语，仿佛沾上这三个字，作品就落了俗套、失了水准、就极了左。总有一股力量在努力把“讲政治”狭隘化、庸俗化、狗屎化。

这几天大家讨论电视剧《生万物》的时候，胡锡进最反对有些网友此剧“为地主阶级涂脂抹粉”的持论，认为这是“过度讲政治”，会扼杀文艺的创新活力。但是，回溯文艺史便会发现，这种认知本身才是对文艺本质的误解——文艺从来“自带政治”，所谓“去政治化”的纯粹审美，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觉。

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是马列文论的入门知识。任何文艺作品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必然携带创作者的价值观：支持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关注普通劳动者还是欺行霸市的“强者”，反对不公还是跪拜强权，对未来是充满希望还是悲观麻木……这些选择从来不是单纯的审美偏好，而是政治判断的隐形表达。

鲁迅的《呐喊》以笔为刃，刺破旧时代的虚伪与麻木，唤醒国人的精神觉醒；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用夸张的喜剧手法，揭露法西斯的荒诞与残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以黑白影像中的一抹红，诉说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人性的反思。这些被奉为经典的作品，无一不是在用艺术语言深刻表达“政治性”，它们的价值，恰恰在于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与人文关怀。

既然文艺与政治本就难分难解，“讲政治”为何会被污名化？

首先，这源于冷战框架的余绪。在西方主流叙事中，“政治艺术”长期被窄化为“极权宣传”的代名词，仿佛只有在自由市场逻辑下产生的作品才是“天然去政治”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从根本上扭曲了“政治性”的内涵，将其与“压迫”“控制”粗暴绑定，进而完成了对“政治性”本身的污名化。

其次，资本逻辑的自我漂白是重要推手。文化工业的本质是逐利，它需要通过“去政治化”来消解作品的批判性，让消费主义、身份政治、技术奇观等表面议题取代阶级、民族、国家等触及根本的硬核议题。当艺术被简化为供人消遣的商品，“艺术自由”便被悄悄偷换成了“市场自由”——只要能带来利润，作品的价值立场可以被随意裁剪，而“讲政治”因为可能触动资本的利益边界，自然成了需要被排斥的“异类”。

再者，部分精英话语的再生产加剧了这种误解。一些学院派以“纯艺术”“纯文学”自居，将“政治性”简单等同于口号化、公式化的表达，进而将“讲政治”矮化为“没水准”的代名词。这种认知实质是用虚假的审美等级，维护着既得利益者的话语权——他们害怕真正有政治关怀的作品会打破现有的资本话语，暴露其暗度陈仓、偷梁换柱的阴险。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是最大最好最高的“政治”，对文艺作品“讲政治”的污名化，本质上是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反抗，已经产生了诸多明显的负面后果：它将“政治性”的表达与粗糙的口号画了等号，造成文艺创作中“逢正必反”的怪象，处心积虑把文艺的党性原则属性束之高阁，从而让真正尖锐的社会矛盾被甜腻的娱乐或好莱坞式的技术奇观所稀释，使文艺失去了反思现实、批判不公、弘扬正能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使社会主义艺术家失去了介入公共议题的胆量和机，让资本和权力反而成为了文艺创作的“隐形作者”，主导着大众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判断。

重建“讲政治”的正当性，需要我们做出三方面的努力：其一，要明确区分“政治性”与“口号化”——前者是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与价值立场的真诚表达，后者则是空洞的标语与僵化的套话；其二，要用专业标准而非单一的政治立场来评价作品，好作品的核心标准永远是“是否深刻、是否动人、是否创新”，而非“是否乖巧、是否顺从”；其三，要建立“公共批评”而非“道德猎巫”的舆论环境，既警惕权力对艺术的过度收编，也要警惕资本与学院联手对“政治性”的刻意消音，让文艺批评回归对作品本身的讨论。

文艺从来不是逃离政治的飞地，而是政治力量的决斗场。讲政治与讲好中国故事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看过《沂蒙六姐妹》《战狼2》《哪吒》《南京照相馆》等主流电影的人都知道，讲政治的文艺作品同样可以创造良好的市场价值。我们该警惕的从来不是“讲政治”的文艺，而是那些“假装不讲政治”的作品所携带的隐形政治——它们用“纯粹审美”的外衣包裹着反动的价值立场，才是对文艺精神的真正背叛，才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大厦凶狠蛀蚀。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