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莲池老人》

摘要：庙后街，是县城里最清静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院，寺院的山门殿宇早坍塌了，留得几处石碑，几棵松树，那些松树又高又秃，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气象苍古；寺院的西南两面是个池塘，清清的水面上，有鸭，有鹅，有荷；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也像

庙后街，是县城里最清静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院，寺院的山门殿宇早坍塌了，留得几处石碑，几棵松树，那些松树又高又秃，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气象苍古；寺院的西南两面是个池塘，清清的水面上，有鸭，有鹅，有荷；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物似的。

寺院虽破，里面可有一件要紧的东西：钟楼。那是唐代遗物，青瓦重檐，两层楼阁，楼上吊着一只巨大的铜钟。据说，唐代钟楼，全国只有四个半了，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只是年代久了，墙皮酥裂，木件糟朽，瓦垄里生满枯草和瓦松。若有人走近它，那位老人就会隔着池塘喝喊一声：“喂——，不要上去，危险……”

老人很有一些年纪了，头顶秃亮，眉毛胡子雪一样白，嗓音却很雄壮。原来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后来文物保管所的所长告诉我，他是看钟楼的，姓杨，名莲池，一九五六年春天，文保所成立不久，就雇了他，每月四元钱的补助，一直看到现在。

我喜欢文物，工作不忙了，时常到那寺院里散心。有一天，我顺着池塘的坡岸走过去说：“老人家，辛苦了。”

“不辛苦，天天歇着。”

“今年高寿了？”

“谁晓得，活糊涂了，记不清楚了。”

笑了一会，我们就熟了，并且谈得很投机。

老人单身独居，老伴早故去了，两个儿子供养着他。他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五谷为养，有米、面吃就行。两个儿子都是菜农，可他又在自己的院里，种了一畦白菜，一畦萝卜，栽了一沟大葱。除了收拾菜畦子，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看天上的鸽子，看水中的荷叶，有时也拿着工具到寺里去，负责清除那里的杂草、狗粪——这项劳动也在那四元钱当中。

他不爱说话，可是一开口，便有自己的思想，很有趣味的。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和所长去看他，见他一人坐在院里，很是寂寞，我说：“老人家，买台电视看吧。”

“不买，太贵。”

“买台黑白的，黑白的便宜。”

“钱不够。”

“差多少，我们借给你。”

“不买。”他说，“那是玩具。钱凑手呢，买一台看看，那是我玩它；要是为了买它，借债还债，那就是它玩我了。”

我和所长都笑了，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他的精神也很好，不住地说话。他记得那座寺院里当年有几尊罗汉、几尊菩萨，现在有几通石碑、几棵树木，甚至记得钟楼上面住着几窝鸽子。秋夜天凉，我让他去披件衣服。他刚走到屋门口，突然站住了，屏息一听，走到门外去，朝着钟楼一望两望，放声喊起来：“喂——，下来，哪里玩不得呀，偏要上楼去，踩坏我一片瓦，饶不了你……”喊声未落，见一物状似狗，腾空一跃，从钟楼的瓦檐上跳到一户人家的屋顶上去了。我好奇怪，月色虽好，但是究竟隔着一个池塘呀，他怎么知道那野物上了钟楼呢？他说他的眼睛好使，耳朵也好使，他说他有“功夫”。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功夫”。他在池边坐久了，也许是那清风明月、水气荷香，净了他一双眼睛、两只耳朵吧？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死了。那是正月初三的上午，我到城外给父亲上坟时候，看见一棵小树下，添了一个新坟头。坟头很小，坟前立了一块城砖，上写：“杨莲池之墓”。字很端正，像用白灰写的。我望着他的坟头，感到太突然了，心里想着他生前的一些好处，就从送给父亲的冥钱里，匀了一点儿，给他烧化了……

当天下午，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想再看看他的院落。我一进门，不由吃了一惊，他的屋里充满了欢笑声。推门一看，只见几位白发老人，有的坐在炕上，有的蹲在地下，正听他讲养生的道理。他慢慢念着一首歌谣，他念一句，大家拍手附和一声。

“吃饭少一口。”

“对！”

“饭后百步走。”

“对！”

“心里无挂碍。”

“对!”

“老伴长得丑。”

老人们哈哈笑了，快乐如儿童。我傻了似的看着他说：“你不是死了吗？”

老人们怔住了，他也怔住了。

“我在你的坟上，已烧过纸钱了！”

“哎呀，白让你破费了！”

他仰面笑了，笑得十分快活。他说那是去年冬天，他到城外拾柴禾，看中那块地方了。那里僻静，树木也多，一朝合了眼睛，就想“住”到那里去。他见那里的坟头越来越多，怕没了自己的地方，就先堆了一个。老人们听了，噗嗤笑了，一齐指点着他，批判他：好啊，抢占宅基地！

天暖了，他又在池边抱膝而坐，看天上的鸽子，看水中的小荷……

有人走近钟楼，他就喝喊一声：“喂——，不要上去，危险……”

他像一座雕像，一首古诗，点缀着这里的风景，清凉着这里的空气。

清明节，我给父亲扫墓，发现他的“坟头”没有了，当天就去问他：“你的‘坟头’呢？”

“平了。”

“怎么又平了？”

“那也是个挂碍。”

他说，心里挂碍多了，就把“功夫”破了，工作就做不好了。

老拙姓夏，笔名老拙。

老拙不像一个文人，也不像政府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个子不高，大脸，衣着潦草而又古板，像机关里的工友；休息日子，爱在街头蹲着跟那些卖菜卖鱼的聊天，不明底细的人，以为他是卖菜的、卖鱼的。

但是老拙确实是个文人，确实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他在地名办公室工作，负责考察、研究、确定、更改全县各乡、各村、各街、各路以及各条小胡同的名字。工作之余，爱写一点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读万卷书没有工夫，行万里路没有地方报销路费，于是休息的日子，就在街头蹲着，希望蹲出一篇小说或是散文。蹲得久了，瞎猫碰死鼠，慢工出细活，他的作品竟然也有被那大报大刊转载的时候。于是在县里的文坛上，他是“兵头”，在省里的文坛上，也是“将尾”了。

老拙心眼死板，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发达机会。那年县里成立文联，他是文联主席的人选，县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和他谈话。他一句感谢领导的话也没有，张口就问给多少经费。领导说没有经费，文联、文化局在一起办公，两个单位一本账目；他又问编制呢，领导说没有编制，文联、文化局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他便笑了，我看那牌子也省了吧，他说。

老拙没有到文联，吃了大亏！不久作家评职称，他不能参评——他不属于文联序列，属于行政序列。他并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依然常蹲街头，枯坐灯窗，并且提了一个口号，说是要用自己的笔墨，为我们这个浮躁的世界，化一份热气，添一点清凉。每写一篇文章，便买一支冰糖葫芦犒劳一下自己——他不吸烟，不喝酒，没别的嗜好，爱吃冰糖葫芦。

又过了不久，老拙变得爱笑了——不定什么时候笑一下，哑笑。有一天他正对着机关大院里的那棵槐树哑笑，被我看见了，便问他笑什么。他不回答，反问我得了职称有什么好处。我说得了职称最明显的好处是工资可以长一长，钱多。他就又笑了，他说北京一位著名的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探讨作家队伍改革的，大意是国家不要养作家了，让作家依靠稿酬去生活。一些得了职称的作家们忿忿然，一齐骂那北京作家不是东西，其实是怕那样改革。也有不怕的，你道是谁？他两手一背：老拙。咱是业余作者，你说一个“不怕”值多少钱，多少钱能买一个“不怕”呢？

我被他逗笑了，说他的这种说法是阿Q精神。他不笑，说阿Q精神过去应该批判，今天却是有用的物件。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好比一剂药，是针对国人时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今天国人已经觉醒了，不是不争，而是善争；争名争利，争职称，争官位，一争再争，无有休息。那争不到的人们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一种新药了：忍让心一片儿，大肚肠一条，和气一两，谦虚八钱，阿Q精神少许，将药放到虚空锅里，添上难得糊涂水一瓢，点着三昧真火，慢慢煎熬。他说吃了这种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健康，同时有利于社会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我又被他逗笑了，咯咯地笑个不止。他也笑着，像是完成了一篇小品创作，到街上买了两支冰糖葫芦，他一支，我一支。

我和我的朋友们，欣赏他的度量，喜欢他的幽默，称他：快乐的老拙。

但是，快乐的老拙也有不快乐的时候。最近他告诉我一件事，也像是一篇小品。

那是去年冬天，省里一家文学刊物召开座谈会，他也被请了去。他在会上认识了不少人，听到不少新的观点，心里非常快乐。只是散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快乐的事。那主编做事细心周到，总结了会议情况，对于那些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发言的人表示了歉意，并将他们的姓名、职务一一点到。最后点到老拙的名字，主编打了个沉儿，他没有职务，也没职称，嘴里便冒出一句很亲切的话：还有从县城赶来的老拙好朋友！话音刚落，会场上便爆发了一片笑声。吃午饭时，有人打趣：今天主编给了老拙同志一个职称——“好朋友”。餐厅里又是一片笑声，他的脸上火辣辣的，挺好一桌饭，也没吃好。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屋里的火炉和他的心情一样，怎么也弄不欢，浑身冷紧紧的。他坐在灯下看看会上印发的邀请名单，每个人名后面都有一个或是几个职务，唯自己没有，光秃秃的。数九寒天，想想那些得了职务的人，谁屋里没有暖气！再想想自己点灯熬眼，辛苦半生，白发日添，青衫依旧，好不容易参加了省里一个会议，只落得一个“好朋友”，招来一片笑声，身上越发地寒冷了。

抬头看看自己题写的条幅：“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不行，没有暖气还是冷；顺手翻开刚刚买到的一本《菜根谭》，读了两段关于安贫乐道的格言，也不行，冷！唉，睡吧，正要熄灯，他的眼睛倏地一亮，又盯住了那个邀请名单。他发现不少职务的前面，有一个“原”字，例如：某，原某厅厅长；某，原某刊主编；某，原某协会主席……他望着那一个一个的“原”字，再想想主编的话，一身的寒冷化作了一片暖意：啊，我那职称——“好朋友”的前面是永远不会加一个“原”字的吧？

快乐的老拙终于又快乐起来了，他用嘴哈哈手，写下一篇日记，记下了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最后写道：今天，余得到一个永久的职称——“好朋友”。余是大家的好朋友，余当继续努力，永远做大家的好朋友。

意犹未尽，哈哈手，又添了一句：好朋友就是暖气！

傅老师早先是中学的语文教员，现在退休了，每天在家习字读帖，读帖习字。他的书法在县城里很有名气，商厦店铺之上，名槛古刹之中，到处可见他的墨迹，篆、隶、楷、行，皆有功力。有人说他的隶书结构严谨，古朴端庄，像是“乙瑛碑”；有人说他的楷书笔力雄劲，气势开张，颜筋柳骨俱在；也有人说他博采众长，心花自开，已是脱中独步，自成一体了。他听了，一张冷静的脸变得更冷静了，先是摇手否认，然后说：“临帖，临帖！”

傅老师的脸，一向那么冷静，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可不是故作谦虚。傅老师上小学的时候，就爱习字，时至今日，读帖临帖一直是他的日课。他有一个干净的小院，雅致的书屋，窗外种了两株芭蕉，屋里养着一盆文竹；一张紫檀色的书案上，除了文具，还放着一只小香炉，无论读帖还是临帖，总要焚上一炷香，淡淡香气，令人内心清定，意念虔诚。读帖，洁手净案，凝神于一；临帖，坐满、足按、身直、头正、臂开、腕平、指实、掌虚，那认真的样子，就像颜鲁公站在他面前一样，手里拿着戒尺。

傅老师的书屋洁净古雅，文具也很讲究，湖笔徽墨，玉版，宣纸，田黄、鸡血石买不起，刻了几枚寿山石印，用的是漳州八宝印泥。他说穷读书富习字，文房四宝，不能凑合。——其实他并不富，只不过老伴和孩子们都有工作，不指望他的工资。另外，一些机关、学校请他写字，也有送他笔墨纸砚的。

傅老师习字不惜工本，但他的字却很好求。他给人们写匾牌，写条幅，也写春联、婚联，并且不要任何报酬，拿纸就行。有一年秋天，一家饭馆开业，请朋友们吃饭，他也被请去了——那饭馆的匾牌是他题写的。大家把他让到上座，纷纷和他碰杯，向他敬酒。他不会喝酒，也不喝饮料，便以茶代酒。理发的老潘和他碰杯时，已是半醉了，顺口说了一句：“傅老师，今年过年，得有我一副对子!”

“行，有。”傅老师说。

老潘的理发馆很小，门脸也很简陋，他和傅老师要对子，实在是酒兴所至，没话找话而已。不料那年的大年三十上午，傅老师真的拿着一副对子，来到他的理发馆里：

“老潘，你还要对子不？什么时候了，也不去拿——纸也不拿!”

老潘想了半天，才说：

“哎呀，一句酒话，你倒认真了，至今还记得！”

“你是喝着酒说的，我可是喝着水应的呀。”傅老师说。

老潘展开那对子，乐得手舞足蹈。清笔正楷，墨香扑鼻，字写得好，内容也好：

推出满脸新气象刮去一堆旧东西

横批：焕然一新

有求必应，言必信行必果，是傅老师的又一个特点。

傅老师给人写字不要钱，并非是他的字不值钱。城里有个临济寺，临济寺的大和尚每年请他写不少条幅，前来朝拜观光的日本人见一幅买一幅，一幅上百元，有的几百元。临济寺供应笔墨纸张，至于一年卖多少钱，他是问也不问的。

一九九二年秋天，大和尚找不到他了，我也找不到他了。过了二十来天，我才见到他，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朝东一指，说：“我到日本看了看。”

原来，他应“春风株式会社”的邀请，访了一趟日本。我听了很是惊奇，不是惊奇他的出洋，而是惊奇他的口气。他久居县城，别说国门，平时城门也很少出的，现在谈到出洋，却像是走了几天亲戚，赶了一个集，那么平常。

一个县城平民，访了日本，岂是瞒得住的？他从日本回来，名气更大了，向他求字的人就更多了。他依然是有求必应，依然不要报酬。大和尚说他心如止水，六根清净、街坊邻居也说他是个厚道人，难得的厚道人。

但是傅老师的心里也有人我是非，也有不厚道的时候，甚至还有给人玩个小手段的时候。九月里的一天，我和他在花市看菊，一个西服革履，头发稀稀的中年人，拱着手朝他走过来说：

“傅老师，久违了！”

“呵，‘无心道人’，你也看菊？”傅老师也向他拱拱手。

这个人姓万，也爱好书法，自号“无心道人”。他在一个局里做事，常到四大机关行走。他不读帖，不临帖，不写春联、婚联一类的东西，只写条幅。我见过他不少作品，但不外三个字：“龙”、“虎”、“寿”，分别送给职务不同、年龄不同的领导干部。傅老师从来不论人非，对他却小有评议：给领导同志送一幅字无可厚非，落款“无心道人”，则可一笑也。

“无心道人”牵着傅老师的手，笑容可掬地说：“傅老师，我也想求你一幅墨宝哩。”

“好的，好的。”傅老师也笑容可掬地说，“我的字，你见过？”

“见过，只是没有细读。”

“没有细读，何言墨宝呢？”

“慕名呀，你的字，写到日本去了！”

傅老师“哦”了一声，说：“这么说，你不是慕我的名，是慕日本的名了。”

笑了一阵，又说：“写什么，嘱句吧。”

“‘意静不随流水转’——”

“好的，好的。”

“‘心闲还笑白云飞’。”

“好的，好的。——还写什么呢？”

“就写这两句吧，立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