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夏天特别热，我记得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电风扇的叶片上积了一层灰，转起来就像是在空气里画圈。堂弟小张敲门的时候，我正在用凉水泡脚，电视里播着午间新闻，主持人的声音和知了的叫声混在一起。

那年夏天特别热，我记得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电风扇的叶片上积了一层灰，转起来就像是在空气里画圈。堂弟小张敲门的时候，我正在用凉水泡脚，电视里播着午间新闻，主持人的声音和知了的叫声混在一起。

“大哥，在家吗？”堂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有点闷，听不出情绪。

我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走过去开门，湿漉漉的脚印在地板上留下一串暗色的斑点。

堂弟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像是刚从医院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那种药店给的半透明的袋子，能看见里面装着几盒药和一张折起来的纸。

“进来坐，”我说，“吃了没？家里有昨天剩的红烧肉，热一下就能吃。”

他摇摇头，走进来，把那个塑料袋放在茶几上，自己在沙发上坐下。沙发是我媳妇从县城旧货市场买的，坐下去会发出吱嘎声。堂弟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只手不停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那里有一块从小摔出来的疤。

“大哥，我想跟你商量点事。”

我关掉电视，坐到他对面。电视屏幕上最后一个画面是气象预报，主持人说今天可能有雷阵雨。

“玲玲要和我离婚。”堂弟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玲玲是他媳妇，干净利落的姑娘，在镇上卫生院做护士，手脚麻利，对人和气。他们结婚三年，到现在还没有孩子。村里人背后议论过，但不敢当面说，毕竟现在年轻人都晚生，也可能是他们不着急要孩子。

“为啥？”我问，虽然心里已经有点猜到了。

堂弟从塑料袋里掏出那张折起来的纸，手有点抖。那是一张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上面有他的名字和一堆看不懂的数字。最下面有医生的结论，写着”少精无精症”几个字，还有一些专业术语。

“大夫说，我这情况，要孩子很难。”他的声音很低，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不是没可能，就是很难，可能需要做试管婴儿，花钱不说，成功率也不高。”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窗外有辆摩托车经过，发动机的噪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特别刺耳。

“玲玲知道了？”

“嗯，今天一起去的医院。”堂弟低着头，“她哭了，然后说要离婚。她说她不怪我，但她想要孩子，她都28了。”

我叹了口气，起身去厨房倒了两杯凉白开，顺手拿了两个杯垫，是去年县城庙会上买的那种印着福字的红色杯垫，已经有点褪色了。

“你觉得呢？”我把水递给他，问。

堂弟接过水，杯子在他手里晃了一下，有一点水溅到了他的裤子上，但他好像没注意。

“我不知道，”他说，“我爱玲玲，不想离婚，但是… 她想要孩子，我给不了她，留着她是不是对她不公平？”

他喝了口水，喉结上下动了动。

“你们有没有想过领养？”我问。

“想过，我提了，但玲玲不太愿意。她说她想要自己的孩子。”他放下杯子，没放在杯垫上，而是直接放在了茶几上，“而且，我妈知道了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我点点头。我婶子确实是个传统的人，她总是说”别人家的孩子终究是别人家的”这样的话。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我媳妇打来的，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我简单回了两句，说随便弄点就行。挂了电话后，我发现堂弟正盯着我手机屏幕看，那是我儿子的照片，穿着幼儿园园服，笑得见牙不见眼。

堂弟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说：“大哥，昨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玲玲带着个小男孩去湖边钓鱼，那小孩长得特别像玲玲，但笑起来的样子像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眶有点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起身去冰箱拿了两瓶啤酒。

“喝点？”我问。

他点点头，接过啤酒，用牙咬开瓶盖。牙盖掉在地上，滚到了沙发底下。他没去捡，我也假装没看见。

窗外突然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窗户上，发出哒哒的声音。气象预报说中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堂弟和玲玲的事情似乎陷入了僵局。他们还住在一起，但据堂弟说，玲玲晚上值夜班的时候变多了，回家也不怎么说话。有一次我在镇上卫生院门口看到玲玲，她穿着白大褂，低着头在看手机，没注意到我，我也没上前打招呼。

这天下午，堂弟又来了我家。这次他没带那个皱巴巴的塑料袋，而是拿了两瓶散装白酒，说是想找我喝两杯。

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桌上放着几个简单的小菜，都是我媳妇随手做的：拍黄瓜、花生米、一小碟咸鸭蛋。石桌有点歪，我在桌角下垫了块砖头。

“大哥，我最近又去医院检查了，”堂弟倒了两杯酒，一人一杯，“医生说可以试试治疗，但效果不确定，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那就治呗，”我举起杯子，“慢慢来，不着急。”

堂弟没动他的酒，只是盯着杯子看。

“玲玲回娘家了，说是要好好想想。她妈给她介绍了个男的，今年三十五，离过婚，有个五岁的儿子。”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妈说，嫁给那个男的，既有现成的娃，也不耽误自己再生一个。”堂弟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强忍着什么，“她昨天收拾东西的时候问我，如果她走了，我会不会恨她。”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会。我能理解她，我是有问题的那个。”他终于拿起酒杯，一口喝光，“但其实，我是恨的。我恨我自己。”

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此时一只麻雀落在院子的水管上，咕咕地叫了几声，像是在嘲笑我们的沉默。

“你还记得咱小时候吗？”堂弟突然转移了话题，“那时候咱爷爷还在，夏天总带我们去村后面那条小河摸鱼，河水才到膝盖，但我们觉得特别深。”

我点点头，那时候的记忆突然涌上来。小河早就干了，现在那里是一片玉米地。

“爷爷总说，男子汉要有担当，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堂弟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可我连个孩子都给不了玲玲，算什么男子汉。”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别太自责。”我说，虽然知道这话听起来有多空洞。

堂弟不说话了，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我们默默坐着，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院子里的灯坏了有段时间了，一直没修，所以周围逐渐笼罩在黑暗中，只能隐约看见对方的轮廓。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堂弟突然开口：“大哥，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什么事？”

“我前几天翻我爸的药箱，发现了一种药，叫磺胺类抗生素。我查了一下，这种药可能会影响生育能力。”

我皱了皱眉，不太明白他想说什么。

“我小时候得过肺炎，高烧不退，是我爸给我吃的药。但那时候农村哪有什么正规医院，都是自己去药店买药。我爸也不懂药理，可能…”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可能就是那次用药不当，导致了我现在的情况。”

我沉默了。堂弟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叔叔，早年因为车祸去世了。他是个木匠，做的家具结实耐用，村里很多人家的桌椅板凳都是他做的。但他脾气急，做事冲动，对堂弟要求特别严格。

“你不能这么想，”我说，“就算真是那次吃药的原因，你爸也不是故意的。他那么疼你，肯定不会故意害你。”

堂弟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像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们又喝了会儿酒，等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堂弟已经有点醉了。他靠在椅子上，眼睛半闭着，突然说：“大哥，我明天想再去医院检查一次，你能陪我去吗？我想找个更专业的医生看看。”

“行，”我答应得很干脆，“我开拖拉机带你去县城。”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就出发了。我的拖拉机是去年才换的，新的，但座位还是那么硬，震得人屁股疼。堂弟坐在旁边，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看看手机。

“玲玲知道你今天去医院吗？”我问。

“不知道，她还没回来。”堂弟收起手机，“不过我昨晚给她发了短信，告诉她我要再去检查一次。她没回。”

县城的医院比镇上的大多了，人也多。挂号、等待、检查，整个过程花了我们大半天时间。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他看了堂弟的各项检查报告，问了很多详细问题，包括家族病史、童年疾病、用药史等等。当堂弟提到小时候那次肺炎和磺胺类抗生素时，医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种药确实可能会影响生育能力，但通常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除非长期大量使用。”医生说，“我建议你做个更全面的检查，包括染色体检查。有些生育问题是先天性的，和用药无关。”

堂弟看起来有点失落，可能是希望能找到一个确定的原因，哪怕这个原因是他父亲的过错。如果能找到原因，至少说明这不是他的错，不是他天生不行。

“另外，”医生继续说，“我看你的检查报告，你的情况其实不是最严重的那种。少精症是可以治疗的，虽然需要时间。即使治疗效果不理想，也可以考虑辅助生殖技术，比如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

堂弟点点头，但我能看出他并不太相信这些话。可能在他心里，已经认定自己没希望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天气闷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好像随时会下雨。我们在医院对面的小店买了两瓶冰啤酒，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喝。

“医生不是说了吗，你的情况还有希望。”我试图安慰他。

堂弟喝了口啤酒，长出一口气：“希望有多大？再说了，就算治好了，需要多久？玲玲能等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时，堂弟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是玲玲打来的。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我在县医院，嗯…检查完了…好，你在哪？…行，我们等你。”

挂了电话，堂弟转向我：“玲玲说她在县城，问我们在哪，说她过来找我们。”

我有点意外：“她知道我们在医院？”

“应该是我妈告诉她的。我出门前跟我妈说了。”

我们又等了二十分钟左右，看到玲玲骑着电动车过来了。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看起来比平时憔悴一些。

“检查结果怎么样？”她直接问道，没有寒暄。

堂弟把医生的话重复了一遍，还把新的检查报告给她看。玲玲认真地看着那些数据和医生的建议，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医生说，治疗需要时间，但不是没希望。”堂弟小心翼翼地说，“如果你愿意等…”

玲玲没有立即回应，而是把检查报告还给了堂弟，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

堂弟接过那张纸，慢慢展开。我好奇地凑过去看，发现那也是一张医院检查报告，但上面的名字是玲玲的。

报告的结论那一栏写着：“双侧输卵管堵塞，宫腔粘连，建议行宫腹腔镜手术治疗。”

堂弟愣住了，抬头看着玲玲，一时说不出话来。

玲玲深吸一口气，说：“我前天去做了检查。其实我早就怀疑自己可能有问题，因为之前有过一次宫外孕，但我没告诉过你。”

“为什么不告诉我？”堂弟的声音有些颤抖。

“因为那是在我们认识之前的事，和前男友的孩子。我做了手术，医生说可能会影响以后怀孕，但我没太在意。”玲玲的眼睛有些湿润，“后来和你结婚，一直没怀上，我就开始担心了，但又不敢去检查，怕真的是我的问题。”

堂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笑了，那种苦涩的笑：“所以，不只是我的问题？”

“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玲玲轻声说，“医生说，我这种情况，自然怀孕的可能性也很小，需要手术治疗，即使手术成功，也未必能怀上。”

我看着他们两个，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转折来得太突然，我甚至有些恍惚，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说要离婚？”堂弟问出了我也想问的问题。

玲玲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你。我知道你很想要孩子，我以为问题出在我身上，觉得自己没法给你想要的生活。后来你检查出来也有问题，我反而松了一口气，觉得我们扯平了。但我妈不这么想，她听说你的情况后，就一直给我介绍其他人，说趁我还年轻，应该再找个’正常’的男人。”

她说”正常”这个词的时候，用手比了个引号，显然是在引用她母亲的话。

“我回娘家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今天早上我妈还带我去见了那个离婚带孩子的男的，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真的非要一个孩子，我只是怕失去你，怕你会因为没有孩子而离开我。”

堂弟听着这些话，眼睛也红了。他站起来，走到玲玲面前，轻轻拥抱了她：“我也不是非要一个孩子，我只是怕让你失望。”

玲玲靠在他肩上，轻声说：“如果真的想要孩子，我们还可以领养，或者试试试管婴儿，或者就我们两个人过一辈子，这些都可以。”

堂弟点点头，紧了紧环抱着玲玲的手臂。

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突然觉得有些多余。我清了清嗓子，说：“那个，我去买点水果，你们聊。”

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听到堂弟在我背后说：“大哥，谢谢你陪我来。”

我摆摆手，没有回头。

走到街角的水果摊前，我挑了一些当季的水果。摊主是个老奶奶，手上有老茧，动作很麻利。她一边称水果一边和我闲聊，问我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来的。

“本地的，”我回答，“带我堂弟来医院看病。”

“看啥病啊？严重不？”老奶奶随口问道。

我笑了笑：“不严重，就是… 夫妻俩想要孩子，来检查身体。”

“哦，这个啊，”老奶奶点点头，像是遇到了很常见的事，“现在年轻人压力大，这种情况多着呢。我孙女也是，结婚五年才怀上。”

“后来怀上了？”我有些好奇。

“是啊，去年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这不是来县城帮忙带孩子嘛。”老奶奶说着，脸上露出骄傲的笑容，还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看她孙子的照片。

我接过手机，看着屏幕上那个胖乎乎的婴儿，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希望。

“谢谢您，”我把手机还给老奶奶，多付了五块钱，没要找零，“您孙子真可爱。”

拎着水果回去的路上，我看到堂弟和玲玲还坐在原来的台阶上，但他们的姿势变了。堂弟的手搭在玲玲的肩上，而玲玲靠在他的胸前。他们在说着什么，我听不见，但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那是一场关于未来的、认真的对话。

我站在远处，突然不忍心打扰他们。有些事情，可能要经历一些波折才能看清楚。就像这次的医院检查报告，揭开了所有的真相，却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天空开始飘起小雨，我撑开随身带的折叠伞，静静地等待着。雨点打在伞上，发出轻微的嗒嗒声，像是某种奇怪的音乐。我想起小时候和堂弟在小河边摸鱼的场景，那时候的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却充满希望。

或许，希望从来都在，只是需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重新发现它。

来源：番茄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