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西的故事，很多人说起来就一个词：边疆，遥远，甚至有点神秘。可谁能想到，这片土地上，那群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扛着革命的旗帜，走过的是一条遍布荆棘的路？有人拼命去改变，有人被命运捉弄。说实话，有时候想一想，离家几百里地，不见天日，到底图什么？或许他们心里那团火

广西的故事，很多人说起来就一个词：边疆，遥远，甚至有点神秘。可谁能想到，这片土地上，那群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扛着革命的旗帜，走过的是一条遍布荆棘的路？有人拼命去改变，有人被命运捉弄。说实话，有时候想一想，离家几百里地，不见天日，到底图什么？或许他们心里那团火，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热烈。

要是回到1925年梧州，龙启炎的身影其实并不显眼。这个广东广宁的人，胆子大，心思细。刚到梧州的时候，是《梧州民国日报》的总编辑——说白了，就是个坐在纸堆上搅动风云的人。可没过多久，他就悄悄成立了中共梧州支部。梧州的楼房都是青砖旧瓦，夜里风吹过街口，谁又知道窗子后头的灯光，是给广西的未来点亮的？

龙启炎当时在梧州忙得团团转——组建共青团组织，号召年轻人，派人到南宁、柳州、桂林散播革命思想。这些事听起来是历史大事，实际落在生活里，就是无数茶楼、课堂、街头巷尾一句又一句的传话。最疯狂的时候，他带着一群人偷偷在南宁办起“临时省委”，像夜里摸黑干活一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风险。

广西省委后来换过一任又一任书记，真说起来，有点像命运的交换。短短这些年，牺牲的、早逝的，加起来就占了一半。有时候，历史书上一句“被杀害”“殉难”，背后是多少一家人眼泪流干，多少朋友一夜之间人影不见。

龙启炎作为第一任书记，刚把支部建起来没多久，又匆匆转回广东，跑去广州做地委的核心。命运就像一辆突然加速的班车，赶得上就上路，赶不上就掉队。到1927年“四一五”事变那天，龙启炎来不及逃，组织也联系不上他。这样的人生，三十七岁就零落了。你说是英年早逝，还是命硬运薄？其实谁也说不清。

紧跟龙启炎后面的是谭寿林。这个贵港人，读过北大的书，是李大钊的弟子。在北京，谭寿林曾有自己的理想，可说到底，广西的乡音、家乡的苦，总能把人拉回现实。大革命那阵，他到梧州秘密搞工农运动。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仪式，多数时候就是悄悄见几个人，说几句话，再带几个人去田里、厂里聊一晚上。风雨如晦，广西的局势就像锅里煮着的粥，总少不了一阵搅拌。

谭寿林后来被调去上海，机关里的工作远不如梧州残酷，但上海滩也不是温床。1931年，那个初夏的五一，他被捕，没多久就遇害。年仅三十五岁。有些人生，他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像注定是用一阵风卷过，然后什么都留不下。

人走茶凉，书记们换了一个又一个。陈勉恕，贵港同乡，年轻时就立过志。你想想1917年，一个广西孩子能跑到北京师范读书，心里得有多少不安分。陈勉恕不只会教书，还参过广州起义。成为南宁地委书记，不是舒坦的差事。大军阀手里握着大权，百姓苦不堪言。陈勉恕看不过去，拎着一口气加入了党。

“四一二”政变一来，他被通缉，不得已去了香港。转来转去，最后是病死在贵县，四十八岁。有人说，革命者的终点未必在枪口下，也可能在病榻旁——疲惫、落寞，所有孤独都偷偷绵延进晚年。身后事已无可追寻，剩下的只是老家房梁上的一根旧绳子，随风晃动。

再说说罗少彦。大家对罗少彦的印象可能会停在“百色起义”。出生在广东东莞，却在南宁读书，早早参与学生运动。这种人，命运总喜欢推着往前走。百色起义前后，他既是宣传科长，也是指挥员，每天在《右江日报》上发号施令，又带着部队拼命冲杀。

红七军北上之后，罗少彦跟着一路折腾到湘赣。可惜历史的漩涡，并不总因人而转。1934年，整肃扩大化风潮席卷而来，他病死在江西。三十七岁的名字，刻在墓碑上，家乡的人未必知道是哪一句歌谣里出现过他的身影。

其实这些名字串起来，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光鲜。廖梦樵、朱锡昂、邓拔奇，这些人，有的是从父亲的革命故事里走出来，有的是从五四运动的大浪潮里磨练出来，广西特委的台子刚摆好，人就一个接一个倒下。

廖梦樵，桂林平乐人，父亲是辛亥革命的老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他六岁就上学，十七岁成了桂林工运领袖。城里风声鹤唳，桂系军阀逼得人喘不过气。为了打破桎梏，他在1927年规划中秋起义，结果人算不如天算。计划泄露，梧州云盖山下，他被抓去，连审都来不及，十月就倒在乱石边。年仅二十五岁，轰轰烈烈来，悄悄地走。

邓拔奇好像是另一个版本的青年志士。怀集书香之家出的孩子，总以为能字做文章，谁知最后还是在风雨里挥旗呐喊。苍梧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去了苏联深造，三十岁不到又回国，再卷进东江的风浪里。1932年大南山牺牲，年仅二十九岁。有些人书页刚翻就被岁月折去一角，连故土也没来得及多望一眼。

朱锡昂这人的故事不那么像书里的套路。博白人，早早参加护国运动，跟恽代英、毛主席都打过交道。孙中山北伐时，在广东党军做事，还顺手把玉林党组织扎稳了。当年一面是刀枪，一面是讲条理，算得上是广西革命的多面手。可命运又一次拿起了剪刀——1929年，因为叛徒出卖，朱锡昂被捕，拷打死后，落在玉林的泥土里，四十二岁，还未到壮年。

雷经天、陈岸、彭懋桂、钱兴，都是后来登场的角色。前面这些人死了，倒了，还有人顶着光亮继续。抗战前后，地下党活动就像捉迷藏，白天是民政厅厅长，晚上是地下联络人。雷经天三次被错误开除党籍，还能爬起来继续指路。人生总有被委屈、不被理解的时候，他没说太多埋怨。抗战胜利后转战东北，随后又南下，两广纵队、晋察冀中央分局，他从没停过。

至于陈岸，原名杨善安，贵港人，经历多到数不清。修水利、建工委，总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九十八岁的生命跨度，是这些革命者里少见的长寿。也许生活最后还是更愿意把一部分命运交还给他们，让他们亲眼看看江山换了新颜。

彭懋桂、钱兴这样的书记，战斗时无名，牺牲时也无声。博白乡下的游击队、集宁的抗日团体，就是靠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解放前，广西十八任纪委书记，有六人倒在枪口下，三人被病痛掏空。他们家里的人，也许再没有机会听见“书记”这个名字，但在桂林旧巷、南宁斜阳底下，偶尔还有人会在茶馆念起这些故事。

史书总喜欢留个句点，把人一生推成数字。可其实什么都没完结——他们的足迹没走完，名字也早就化进了老树叶和山河风里。广西的革命故事，说是“壮烈”，其间夹杂着误会、挣扎、亲情，还有一些未竟的遗憾。你问“值不值”？也许哪个寒夜里，一盏孤灯下，就有他们曾经偷偷燃过的火苗。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