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昨日，《三联生活周刊》官方微信刊发《年轻的癌症晚期患者，想要一份工作》一文，把许多家庭埋在心里的困惑摆上了台面：抗癌的同时，能不能继续工作？工作会不会因为病情而“说没就没”？

昨日，《三联生活周刊》官方微信刊发《年轻的癌症晚期患者，想要一份工作》一文，把许多家庭埋在心里的困惑摆上了台面：抗癌的同时，能不能继续工作？工作会不会因为病情而“说没就没”？

那么问题来了：国内患癌家庭面临的困境，在欧美发达国家是否同样存在？患者会失去工作、遭到歧视吗？对于癌症患者在治疗后重返岗位，国外有哪些先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和参考？

这不是一个只属于个案的追问。工作，对患者不只是收入，更是尊严、社交与自我认同。

今天，笔者就系统梳理以下美国、英国及欧盟、德国、荷兰等地的“抗癌与就业”规则与做法，拆解他们如何把“能不能活着”拓展成“能不能体面地活”。最后，我们再回望国内，谈谈可借鉴之处。

01

欧美癌症患者会不会丢掉工作？——法律的底线与现实的缝隙

在美国，有两道“底线”最为关键：

第一道是《美国残障人法》就业条款（ADA）。它明确禁止因癌症而在招聘、解雇、晋升、薪酬与培训等方面歧视，并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合理便利”（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例如灵活排班、远程办公、临时调岗、安静休息空间等；医疗信息受保密约束，用人单位不能随意打探或扩散员工病情。

第二道是《家庭与医疗休假法》（FMLA）：符合条件的雇员每年可享受最长12周的无薪且保住岗位的医疗假，雇主还需维持团体医保。这是“先保住饭碗，治病不出局”的制度底盘。

联邦“无薪”之外，越来越多州叠加带薪家庭与医疗假（PFML），用保险方式按一定比例发放工资替代金。到2025年，已有十余个州与华盛顿特区上线或在筹备强制性带薪假（具体待遇与费率各州不同）。

同时，《平价医疗法案》（ACA）禁止商保以“既往病史”为由拒保或加价，避免“失业即失医保、失保难就医”的连环打击。

在英国，保护更“直白”：从诊断之日算起，癌症自动被视为残疾，无论是否有症状，都受《平等法》保护。雇主必须做“合理调整”，例如弹性工时、远程办公、就医请假、额外休息等，且从2024年4月起，英国把“申请灵活工作”的权利提前到入职第一天即可提出。

收入端，员工最多可领取28周的法定病假工资（SSP），2025/26年度标准为每周118.75英镑；部分患者还能申请政府“Access to Work”专项补助，用于超过法定调整之外的辅助设备、通勤支持等。

欧盟层面，2000/78/EC《就业平等框架指令》要求成员国在就业环节提供残障合理便利，癌症若造成长期功能受限，通常可纳入“残障”保护范畴，雇主应采取适当措施，除非构成不相称负担。

近年“欧洲抗癌计划”把“保留/重返工作”设为改善癌症生活质量的重点，并于2024年发布专题研究，盘点各国政策与“好做法”。

如果把镜头拉近到德国与荷兰这两种“典型福利模式”，能更直观看到“抗癌不等于断供”的制度安排：

结论很清楚：欧美并非“人人无忧”，但规则明确、路径可循——先保岗位与医保，再以无薪/带薪假、合理便利、再融入方案，把“暂时的不能”变成“渐进的能”。

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纸面，而在执行。

02

能不能“边治边上班”？——从“合理便利”到“阶梯式回归”

临床上，癌症与治疗常带来疲乏、疼痛、认知波动（俗称“化疗脑”）等影响。国外是怎么做的？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在专门指南里把灵活排班、阶段性远程、任务调整、额外休息与医疗假等，明确列为应优先考虑的“合理便利”选项；医疗信息须严格保密，询问必须“与工作相关且出于业务必要”。

英国的ACAS与多家公益机构也给出类似清单：调班、缩短工时、增加休息、就医带薪（或不计入考勤惩罚）的假期，以及在必要时安排同岗低强度工作。Access to Work还能给出实操与资金支持。

如果把“便利”再往前推一步，就是重返的节奏。

德国有名的“汉堡模式”（Stufenweise Wiedereingliederung）：患者在医生与保险机构评估下，阶梯式增加出勤时长与负荷，既避免“一刀切复工”，也减少复发或劳损风险。

荷兰的“守门人法”则把“共同拟定回归行动计划”写进法条，每一阶段目标、步骤、责任都要落实并接受评估。

那现实中到底有多少人“边治边上班”或顺利回归？

系统综述显示，欧洲癌症幸存者的重返工作率（不同癌种、分期与随访期差异较大）大致在60%～90%之间；回归速度与“个人体力与心理恢复、岗位灵活度、雇主支持、社保设计”等因素密切相关。

美国基于全国数据的研究显示，约四成在确诊时或之后有工作的幸存者，曾因癌症请过长假或改变工作方式（如转兼职、降负荷）；很多人之所以坚持工作，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保险福利绑定。

换句话说，“能否边治边上班”不是靠意志力硬扛，而是靠制度与雇主把‘弹性’拼出来：一半医学，一半人事。

03

患者会不会被歧视？——“纸面正义”与“日常偏见”的拉扯

制度提供“底线”，现实仍可能有“偏见”。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在《癌症与工作场所》里直言，员工常遭遇来自上级或同事的误解——“治疗会让他长期缺勤”“注意力不集中干不好”等，从而触发不当调岗、晋升受阻乃至解雇。美国法要求个案评估、合理便利与保密，但真正的公平，往往取决于管理层的认知与执行能力。

在英国，癌症与工作领域的权威机构Macmillan的研究提示：每五位重返岗位的患者中，就有一位报告遭遇过工作歧视或不公对待——从不愿做合理调整到在考核与晋升上“被区别看待”。

另一方面，法律也在“以案释法”。近年的英国就业法庭判例对在病假期间“变相边缘化岗位”“不做合理调整”的雇主作出高额赔偿，释放出明确信号：制度不是摆设。

重返工作不只是“能否”，更是“如何”。

欧盟最新发布的专题研究与路线图，正在推动成员国和用人单位把“从诊断开始的工作支持”常态化：及早沟通、岗位评估、逐步回归、跨部门协作，以及在社会保障、劳动监察与企业人力资源之间打通闭环。

04

给我国的启示：把“最佳治疗”与“最佳回归”放在同一张桌子上

复工，不只是人事问题，更是治疗选择与后遗症管理的延长线。笔者在国内和赴美采访患者时，反复看到两种力量的拉扯：

前者在国内扔很常见，后者在欧美肿瘤中心早已是共识。

以乳腺癌为例，是否保乳、是否全面清扫腋窝淋巴结，直接关系手臂功能与复工可能性。过度清扫导致的上肢水肿、活动受限，会成为“职业生涯的隐形天花板”；而精准分期、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式与放化疗的合理组合，能显著降低功能障碍风险，帮助患者更快、更好地回到岗位。

再如手术时机与必要性。对很多肿瘤，“先诊准、再决策”优于“立即开刀”，盲目手术不仅未必延长生存，还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进而影响就业与回归。

把治疗与工作的坐标系重叠起来，我们能得到三点可落地的启示：

其一，在院内把MDT“做实”，把“工作功能预后”纳入初治讨论：选择怎样的术式、放化疗或药物方案，能兼顾肿瘤学安全与功能保存？患者的职业类型与工作负荷，是否需要康复科、心理科、人社专员早期介入？（欧美综合癌症中心早已将此流程化）

其二，在院外做“制度拼图”：以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险为抓手，明确“合理便利”“就医假”“阶段性复工”的边界与流程，减少雇主决策的不确定性；建立专门的工作与癌症服务（如英国“Access to Work”与德国“阶梯式回归”），为患者与企业提供咨询、评估与资金支持。

其三，在企业端做“管理升级”：把EEOC与ACAS的做法“本土化”成HR手册：病情沟通的保密边界、合理便利评估模板、绩效考核如何去“病得分化”、如何设置“重返面谈—试岗—复评”的闭环。

当我们把“最佳治疗”与“最佳回归”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才算真正完成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

否则，医学的胜利，可能在职业与生活里悄悄“失守”。

结语：

今天的癌症医疗，远不止“能不能活”。

在欧美，法律把“不歧视+要便利”写进制度，医保与社保把“收入与岗位”的断裂接起来，医院与企业把“如何回归”的问题提前纳入流程。现实当然仍有偏见与漏洞，但方向是明确的：让患者在治疗与生活之间，不必二选一。

对我们而言，真正值得学习的，未必是某条法条或某个福利数字，而是那种“把患者当作长期合作伙伴”的系统设计——从精准诊断与MDT，延展到康复、用工与社会支持的全链条。

只要把这条链打牢，哪怕经历风霜，患者也能在岗位上，重新长出生活的筋骨与体面。

来源：保莱屋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