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杜甫笔下的潇湘，无疑是一片清绝之地；至近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却已成风云激荡之所。对这一“变奏”的发生，作者阅读张伟然的《湘江》及相应的考古挖掘证据，在细分地理和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理出湖南经济和文化起伏演变的线索。其中地域性格当然有至为关键的作用，但果真从屈原到曾国藩、左宗棠，再到自杀殉道的革命志士，湘人自古以来都“劲悍尚气”吗？地域性格的丕变、士习与民风的相协，才是与时代的变奏相呼应的。从清绝之地到际会之所——湖南的变奏文 ｜ 谢一峰（《读书》2025年8期新刊）在《祠南夕望》一诗中，杜甫发出了“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慨叹。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也在《潇湘神二首》中吟道：“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雾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在杜、刘二人的笔下，湖南绝非繁华之地，而是清绝之乡。直到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仍言“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显而易见，无论是唐代直至清初的潇湘之地，还是时人印象与观念中的湖南之人，都与今人的感受和评价大相径庭。这一“变奏”缘何发生，又当作何解，张伟然的《湘江》（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若干颇具洞见的思考。《湘江》，张伟然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来源：douban.com）一在张伟然眼中，“让湘江流进文明时代的是《楚辞》”（3页），“为我们将湘江从遥远的天边引到眼前的是东晋时的耒阳人罗含”（4页）。这一时间轴，显然是从传世文献的基本脉络出发的。如果说行吟汨罗江畔的屈原、远任长沙王傅的贾谊是由外地来湘的放逐者；有“湘中琳琅、江左之秀”之誉的罗含则是诞生于湖湘本土的文化先驱。这些文士所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时至今日仍泽被湖湘大地。然较之“宅兹中国”的天下之中洛阳，抑或带河阻山、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湘江流域的文明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中的“初曙”，还是来得稍迟了一些。近半个世纪以来湖南的若干重大考古发现，为湖湘文明的演进提供了一条更加源远流长的线索。湖南素称“鱼米之乡”，是中国乃至全球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潇水流经的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遗存。在郭伟民看来，稻作农业是支撑文化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而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澧阳平原，彭头山、城头山和鸡叫城等聚落、城壕遗址，则是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邑的典型案例。约六千五百年前大溪文化早期的城头山遗址，更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若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湖湘地区文明的发展节奏，并未被中原地区远远地抛在身后，甚至在农业开发、城壕营建等方面还一度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摘要：编者按“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杜甫笔下的潇湘，无疑是一片清绝之地；至近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却已成风云激荡之所。对这一“变奏”的发生，作者阅读张伟然的《湘江》及相应的考古挖掘证据，在细分地理和历史阶段的基
来源：餐创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