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禄的骗局败露，始于一场意外的“内部纠纷”。2024年4月，他曾领证的前妻厉某与被指“第三者”的女性在网络对撕——厉某直播曝光道禄“情感背叛”，双方展示的财富、流传的结婚照，与道禄对外的“僧人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2025年6月，浙江绍兴警方通报：法号“道禄”的僧人涉嫌诈骗，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随后中国佛教协会注销其僧籍，这个以“救助未婚妈妈、收养弃儿”圈粉无数的“慈善和尚”，最终暴露骗局本质。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骗局为何能成立？事发后，那些依赖他的未婚妈妈与孩子，该何去何从？

道禄的骗局败露，始于一场意外的“内部纠纷”。2024年4月，他曾领证的前妻厉某与被指“第三者”的女性在网络对撕——厉某直播曝光道禄“情感背叛”，双方展示的财富、流传的结婚照，与道禄对外的“僧人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这一矛盾迅速引发网友质疑。此前，道禄以“潜心救助”人设吸引大量捐赠，如今“僧人已婚”“身边人暴富”的疑点，让曾捐款的网友自发建群搜集线索，最终向警方举报。

警方调查发现，道禄虽确有救助行为，但长期将善款挪用于个人高消费，这场“正能量救助”实则是掺杂利益算计的骗局。

从时间线看，道禄的“救助”始于2012年，2017年因一场意外事件爆红：他所在的江苏南通万善寺遭暴雨淹没，媒体报道时，他主动提及救助孕妇与孩子的困境，希望借助舆论解决户口问题。此事登上热搜后，官方媒体将其塑为“好人典型”，道禄借此收获第一波流量。

此后，他的“名气”逐渐商业化：佛教徒为“积功德”捐赠，有堕胎愧疚的女性找他“超度”（收费数百元或“随缘捐”），短视频兴起后，他更以“和尚爸爸”人设直播带货、接母婴广告，甚至有网红团队为打造正能量形象，向他支付45万元。

为维持假面，道禄构建了一套漏洞百出的运作体系。救助点主要分布在浙江绍兴上虞与江苏南通如皋：绍兴的“护城小区”是对外展示的“窗口”——位于景区旁，修缮整齐，事发后最先被封，窗外仍能看到未拆封的儿童用品；真正安置孕妇与低龄儿童的，是十几分钟车程外的隐蔽民房。

这些民房多为租赁村屋，无装修、难定位，记者探访时已人去楼空，遗留宠物因无人照料挨饿。管理上，道禄定有严格“信息管控”：禁止义工与孕妇留联系方式、禁止拍照，对外称“保护隐私”，实则怕孕妇转投其他救助点，或外界发现内部混乱。

混乱体现在多处：捐赠物资无规范调配，肉类常提前耗尽；做饭的临时义工多无经验，饭食常“难吃不够吃”；长期义工是曾受助的宝妈，缺乏专业照护知识，部分孩子五六岁仍穿纸尿裤，极少有孩子能上学——道禄甚至称“孩子未来出家，不用重视教育”。

资金问题更模糊。2021年，道禄注册“莲花慈善社”，声称有救助资质，但财务报表仅写“年入200多万用于救助”，未说明善款来源（捐赠、直播、广告各占多少），也不细化支出。

更违规的是，他让捐赠者直接加义工微信转账，绕过组织公账，资金性质难界定，既给挪用留空间，也让监管陷入困境。

道禄被抓后，近70个孩子（45人在救助点，20余人被老乡代养）的安置成了难题。当地民政部门短暂将孩子安置在养老院隔间，通知生母或亲属接回，但现实远比规则复杂。

这些未婚妈妈多处于绝境：有的经济拮据，靠打零工维生且家人重病；有的因未婚怀孕怕指责，不敢让亲友知情；有的遭家暴、被伴侣欺骗，孤立无援。

对她们而言，道禄的救助点虽简陋（顿顿土豆丝、住水泥房），却是唯一容身之处。如今救助点解散，她们陷入两难：接回孩子无力抚养，不接回又怕孩子无家可归。

更棘手的是，这些孩子并非“孤儿”（生母多能联系上），不符合进福利院的条件。部分生母只能私下找网友“代养”，但无合法手续的代养，对孩子和代养人都有法律风险，甚至可能涉及拐卖争议。

而民政部门因缺乏“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细化评估标准，只能按规定让亲属接回，最终让受助者陷入“无人管”的真空。

道禄骗局能持续十余年，是监管盲区与社会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监管层面，宗教、慈善与商业的交叉地带缺乏明确规范：宗教事务条例未禁止僧人经商，道禄的直播带货难定性为“违法”；“莲花慈善社”无公募资质却收捐赠，财务不透明，早期南通民政虽怀疑其涉嫌拐卖，但道禄通过转移地点、注册组织规避了监管。

社会观念层面，非婚生子女的“污名化”是核心问题。不少人将未婚怀孕视为“道德问题”，女性独自承担压力，孩子成“隐形人”，这让妈妈们不敢寻求正规帮助，只能依赖道禄这类“灰色救助者”。

同时，部分信众因道禄“确有救助”，容忍其违规，甚至因佛教“不造口业”观念，发现问题也不愿举报。

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严惩道禄。制度上，需细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定义、规范宗教慈善流程、加强性教育；观念上，要消除非婚生子女污名化，强调父母共同责任。

道禄的骗局落幕了，但它揭开的是一群人的困境——唯有正视这些隐藏需求，才能让“救助”回归善意，让受助者不必再依赖骗局寻找希望。

来源：波波百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