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瓶梅〉的传说》出版之后，我从南海出版公司得知，《〈金瓶梅〉的传说》（之二）正在编辑加工，该书是王一奇先生选编的，主要收辑了曹晋杰先生所收集整理的有关《金瓶梅》的传说。

《〈金瓶梅〉的传说》出版之后，我从南海出版公司得知，《〈金瓶梅〉的传说》（之二）正在编辑加工，该书是王一奇先生选编的，主要收辑了曹晋杰先生所收集整理的有关《金瓶梅》的传说。

但此书的传说数量似乎少了点，南海出版公司的编辑希望我能再补编一些。

我在编辑《〈金瓶梅〉的传说》时，已经收录了曹晋杰先生所收集改编的一些篇章，这也是造成《〈金瓶梅〉的传说》（之二）数量少的原因之一。

我在编完《〈金瓶梅〉的传说》之后，曾认真地总结了一下，觉得有些方面的不少较好的传说没有能收录进去，有点遗憾，原拟在该书再版的时候予以补救，现在则刚好可以用《〈金瓶梅〉的传说》（之二）的出版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就欣然地答应了南海出版公司的请求。

就我所选编的《〈金瓶梅〉的传说》（之二）中的篇章而言，与《〈金瓶梅〉的传说》相比，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

就内容或传说的题材而言，除有关《金瓶梅》书中的人物传说之外，《〈金瓶梅〉的传说》比较注意明清以来有关《金瓶梅》的作者、流播过程，以及该书对后世的影响的传说；

《〈金瓶梅〉的传说》（之二）则比较注重《金瓶梅》原书中有关人物的传说。所以在《〈金瓶梅〉的传说》（之二）中，编入了关于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祖父西门京良及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孙雪娥、陈经济等等重要人物的传说。

对于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也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这些都是新收集整理的传说，是从前从未公布过的新材料。

在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传说中，《〈金瓶梅〉的传说》（之二）收入了以往不大被人注意的关于孟玉楼《金瓶梅》的传说，这是从《金瓶梅》问世不久，明人的小说笔记中选取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很有价值，不容忽视。

《的传说》书封

就对采风所获得的材料的整理的态度或方法而言，《〈金瓶梅〉的传说》（之二）则比较注重所收篇章的可读性。

所以，就整体而言，《〈金瓶梅〉的传说》对于《金瓶梅》研究者来说，提供了不少科学性较强的民间传说材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不仅提供了可读性较强的足以使人解颐的民间传说，而且可以从中了解若干关于《金瓶梅》方面的各种知识。

《〈金瓶梅〉的传说》（之二）则给广大读者提供了更多可读性、故事性更强的传说，其中除了对采风所得材料忠实记录的篇章之外，有些篇章在整理时则加以补编或改编。

这些传说的突出特点是跟《金瓶梅》原书比较切近，人物的种态、事迹，甚至连人物之间的关系、活动场所等，都与《金瓶梅》关系至密，都是有所本的，都有一定的出处与来历，决不是信手拈来、随意为之的。

到现在为止，综观两集《〈金瓶梅〉的传说》，就传说的内容与题材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是比较齐全和较有代表性了。

关于《金瓶梅》的传说，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想谈谈这些传说的时空问题，因为这对于读者阅读有关《金瓶梅》的传说，以及《金瓶梅》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于《金瓶梅》的传说的时间或时代问题。

这个问题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或成书类型，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或成书类型，主要指的是《金瓶梅》一书的成书过程或成书类型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另外三大奇书一样，是在民间传说，特别是民间演唱（包括戏曲）的基础之上，经过某个作家的加工整理而成的所谓“累积型”作品呢，还是作家根据民间传说和自己的生活经历独立创作出来的“文人”作品呢？

很显然，这个问题，无论对于一般读者阅读《金瓶梅》，乃至学者专家们研究《金瓶梅》，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金瓶梅》刚一问世，还在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时候，就立刻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自然是有人大加赞誉，有人极力抵毁。

但是，誉也好，毁也好，人们都普遍地感到惊奇，有的是惊喜，比如当时的文坛领袖袁宏道；有的则惊骇，比如看过手抄本的薛冈。

为什么人们会普遍感到吃惊呢？

这根本的原因，乃在于《金瓶梅》一书中的主要故事，缺乏一个如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故事的长期流传演唱过程，因而人们觉得这书好象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而且，不管是对《金瓶梅》赞誉的也好，抵毁的也好，大家认为这书是某个作家的创作的观点则是一致的。

这种观点，由明清的文学评论家，到本世纪初期的文学史家，包括鲁迅、郑振铎这样的大家，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金瓶梅》是某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其真实姓名的作家的创作。

直到现在在高等学校的讲堂上被广泛采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游国恩等教授所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中，也都是持这种观点。

本世纪三十年代，冯沅君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一文中，指出了《金瓶梅词话》中所引用的大量的诗词曲（包括戏曲中的曲子）小说材料的出处，之后，赵景深先生也做过这种工作。

在国外，对《金瓶梅词话》所引用过的现成材料的考证工作用功最勤，成就也较大的是美国的学者韩南先生。

但是，除赵景深先生之外，无论是冯沅君先生，还是韩南先生，在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都仍是《金瓶梅》的成书类型为作家的创作，而不是“累积型”作品。

因此，关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或成书类型，几乎众口一词，已经成了定论。

一九五四年，潘开沛先生著文《〈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原载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明确地提出了新的见解：

“《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我说：不是象《红楼梦》那样由一个作家来写的书，而是象《水浒传》那样先有传说故事、短篇文章，然后才成长篇小说的。

这就是说，它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

潘先生的新见解如同石破天惊，此后，中外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学术界，赞同潘先生新见解的人日渐增多，而且大有一扫旧说，后来居上之势。

当然，坚持旧说者仍然不乏其人，于是新旧两说便不免要展开争论辩驳。

《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这种争论辩驳，不仅对于我们弄清《金瓶梅》成书过程的真实情况是有益的，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金瓶梅》一书，乃至理清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轨迹也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我在编辑关于《金瓶梅》的传说，组织人到民间采风的时候，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即《金瓶梅》的传说的时代问题，想看看民间是否还留存着《金瓶梅》成书之前的关于《金瓶梅》中的人物的传说。

但是调查的结果表明，在《金瓶梅》问世之前，这方面的传说却一点都没有。

不仅如此，除了《金瓶梅》借用的《水浒传》的人物如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之外，只有《金瓶梅》中才有的人物，比如书中的重要人物如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庞春梅、陈经济等等，就是《金瓶梅》问世以后，也或者没有传说，或者只有少许的传说。

而关于《金瓶梅》中的人物及故事的民间演唱材料，包括戏曲在内，在《金瓶梅》问世之前，也一篇都没有。

这与现存文献资料的记载情况完全相符，因为在所有现存典籍中，关于《金瓶梅》人物故事的传说，演唱材料，凡在《金瓶梅》问世之前的，一点踪迹也不见。

是的，我们没有听闻到的材料，客观世界当中未必就真的没有，因为我们的活动范围毕竟有限。

于是我们便开始翻查近年来刚刚搞完的《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或书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地的聊城地区、荷泽地区、泰安地区，以及河北的邢台地区的民间文学集成，

并用各种方式与负责这一工作的地方史志办的工作人员联系，结果仍然一样，即在《金瓶梅》成书之前的有关《金瓶梅》主要人物及故事的传说，连同民间演唱材料，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金瓶梅》与《水浒传》所共有的人物除外）。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是现存典籍的记载中，还是民间的口碑材料之中，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发现一篇在《金瓶梅》成书之前的关于《金瓶梅》人物及故事的传说和演唱材料的踪影。

因此，我认为自潘开沛先生起而出现的《金瓶梅》乃是集体创作，是“累积型”作品的新说，实在是一个仙境中的空中楼阁，其可谓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了。

《论金瓶梅》 叶桂桐 著

我认为《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或成书类型既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累积型”的作品，也有别于《红楼梦》这样的典型的文人之作。

《金瓶梅》是在作家学习和利用民间文艺的样式创作构建自己的故事的同时，也把现存的民间演唱及文人作品毫无顾及地大量地收录到自己的故事之中，或不加改动，或进行加工变型，来熔铸成自己的宏篇巨制。

这种成书过程或类型，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种“累积型”作品到《红楼梦》这样的纯粹文人作品之间的桥梁。

上述三种类型的成书方式的演进，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成熟与发展的过程。而就整体而言，《金瓶梅》应属于文人创作。

《金瓶梅》的传说在时间上，既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传说，也不同于《红楼梦》的传说，而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

仅就我们所收录的传说范围而言，《金瓶梅》的传说大体上可以分作两个部分：

一是《金瓶梅》与《水浒传》所共有的人物的传说。这部分传说，除武松、宋江等《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以外，我们都把它归为《金瓶梅》的传说。武松与《金瓶梅》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酌量少收了一点；宋江的则一篇未收。

这一部分传说的产生时间，与《水浒传》的传说相同，既有成书前的，也有成书后的。而《金瓶梅》所独有的传说，都是《金瓶梅》成书以后的。

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这些传说的价值，因为传说的价值本全不在于时代的早晚。

关于《金瓶梅》的传说的空间或地域。

因为这不仅牵扯到《金瓶梅》的成书、作者等重大问题，而且也于这些传说与《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或《金瓶梅》人物活动的主要地区的地域性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有必要简要地谈一谈。

《金瓶梅》的主要故事，即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原本是依附于《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武松的。

武松的故事，早在宋代就有人说唱，罗烨的《醉翁谈录》中所开列的“说话”故事名目中，就有“杆棒”类的《武行者》。但只是名目而已，话本不存。

《宣和遗事》中虽有“行者武松”的称号，但未涉及到西门庆与潘金莲。

元杂剧中有高文秀的《双献头武松大报仇》、红字李二的《折担儿武松打虎》和《窄袖儿武松》，但这些剧本均不存世，估计应该有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在内，但详情已难考知。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写到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的只能是《水浒传》。

《水浒传》

《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是阳谷人，武松、武大和潘金莲都是清河县人氏。因此这阳谷县与清河县自然成了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发生地或人物活动地。

《金瓶梅》以《水浒传》中关于武松、西门庆、潘金莲之间的故事为框架来构建自己的小说，所以阳谷、清河自然应算作《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与人物的活动场所。

但是《金瓶梅》作者却对《水浒传》做了改动，把武松、武大、潘金莲说成是阳谷人氏，把西门庆说成是清河县人氏，因而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主要活动场所变成了清河县。

如果说《水浒传》的作者把本来不相邻的阳谷县与清河县（相距二百余里）说成是近在咫尺的毗邻，迄今令人很难索解的话，那么《金瓶梅》作者将西门庆、武松、武大、潘金莲的籍贯有意改动，即将西门庆、潘金莲的主要活动场地由阳谷县改为清河县，则似乎不难理解。

我以为《金瓶梅》作者做这种改动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清河与临清是真正的毗临。

且不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排场、活动范围，只有当时的繁华的临清才当得起、容得下，清河实乃临清的踪影，仅就《金瓶梅》后二十回中不少主要人物的活动场所就直接安置在临清，作者就非得做这种改动不可。

因为《金瓶梅》既然用《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来构建自己的小说，而《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所谓“毗邻”的阳谷县与清河县，那么《金瓶梅》作者又让其中的人物在临清活动，便只能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让临清与清河近邻，或者让临清与阳谷毗邻。

事实上临清与清河毗邻，所以《金瓶梅》作者便只好让西门庆住在清河。这也实在是顺水推舟。

当然《金瓶梅》作者不是没有发现《水浒传》作者将清河与阳谷说成是毗邻与事实不符，但《水浒传》已经家喻户晓，可谓木已成舟，不能改动，所以《金瓶梅》作者在将西门庆的家由阳谷改成清河的同时，又顺水推舟，清河以及与清河毗邻的临清，采用坐标位移的手法，一同位移到东平府。

所以《金瓶梅》中的“清河”的实际位置正在东平府，这有三方面的大量材料可以作证。

第一是书中的东平府与清河县近在咫尺，所以乐工李铭在东平府当完差之后，还可以到西门庆家中来侍候（第四十二回）；所以玳安到东平府胡府尹家送过礼物之后，又回来分送了十几家礼物，前后才不过一上午的时间（第七十六回）。

第二是《金瓶梅》中凡写到清河到别的地方，如东京、兖州府、泰山等地的时候，计算里程和所化费的时日，无一不是以东平府为出发点的。

第三，临清原在东平府以北，但《金瓶梅》中凡写到沿运河北上的人却总是先到临清，后到东昌；相反，从东京到清河，却总是先到东昌，再到临清、清河。

《中国古代小说概论》 叶桂桐 著

《金瓶梅词话》一开头第一回就说到潘金莲与西门庆私通，终于“惊了东关府，大闹了清河县”，因此东平府、临清，自然也是《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或其中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

因此，《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或其中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正是南起东平县，北到清河县，在约三百里左右的地带。

社会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关于《金瓶梅》的传说的密集地也正在这一带。而近五六年来，我们对于《金瓶梅》中的方言、习俗、地理等方面的大量考证也证明：

《金瓶梅》的方言、习俗、地理等等，也与这一带的方言、习俗、地理相吻合。因此我们才敢于说这一带是名副其实的《金瓶梅》故事发源地，正是这一带地域文化蕴育了《金瓶梅》，或者说《金瓶梅》与这一带的地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这一点也不奇怪。早在宋元时期，这一带的东平府就是民间说唱与戏曲演唱的中心地域之一，这方面的活动十分活跃，以写《水浒》戏闻名于世的元杂剧作家高文秀就是东平人。

而新近的《水浒传》研究的成果也表明，《水浒传》的原本作者罗贯中，也是东平人（详见刁云展《〈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是山东人罗贯中》，原载《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九０年第六期）。

退一步说，至少这个罗贯中对这一代十分熟悉。

到了明代，临清崛起，在《金瓶梅》成书的时代，成了中国北方少有的大城市，民间说唱与戏曲演唱等民间文化活动，都十分活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用不着细说。

总之，我以为，正是这一带的地域文化和社会氛围蕴育、培植了《金瓶梅》，也造就了大量的《金瓶梅》的传说。

不管《金瓶梅》的作者是哪里的人氏，他必然熟悉这一带的文化，并受过这一带的地域文化的熏染与启发，才能写出《金瓶梅》。

《叶桂桐研究精选集》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2015）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叶桂桐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来源：金学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