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1990年代，中国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行政手段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抬高工业品售价、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学者测算，这一时期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资金规模超过 30万亿元（按现价估算），导致农村长期处于“被抽血”状态。

目前网络出现，部分城乡对立“仇农”现象的产生。

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其根源涉及社会结构、经济变迁、文化认知等多重因素。

城乡资源分配失衡的长期积累

1.剪刀差与工业化积累

1950-1990年代，中国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行政手段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抬高工业品售价、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学者测算，这一时期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资金规模超过 30万亿元（按现价估算），导致农村长期处于“被抽血”状态。

2. 土地财政与农民权益流失；

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农民集体土地被低价征收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严重失衡。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13-202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 44.6万亿元，但征地补偿占出让收入比例不足 20%，农民难以分享城市化红利。

3. 社会保障的城乡二元分割 尽管新农合、新农保等制度逐步建立，但城乡居民养老金差距依然悬殊。2022年，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约 3600元/月，而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仅 190元/月（数据来源：人社部），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差距加剧了被剥夺感。

二、城乡互动的认知断裂

1. 媒体叙事中的农村形象极化

主流媒体常将农村塑造为“田园牧歌”或“落后愚昧”的符号化存在，而短视频平台上的“土味文化”又被部分城市群体嘲讽为“低俗”，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农村被异化为“他者”，削弱了共情基础。

2. 代际价值观冲突

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 51.5%，2022年数据）既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乡土社会，其身份认同困境被简化为“凤凰男/女”“小镇做题家”等标签，加剧城乡群体间的心理隔阂。

3. 消费主义下的阶层鄙视链

城市中产阶层通过“有机食品”“精致生活”等符号构建身份认同，而部分营销话术将传统农业与“不卫生”“低端”绑定，形成隐性的文化排斥。

三、流动人口冲击下的城市焦虑

1. 公共资源争夺的错位归因

城市教育、医疗资源的紧张常被归咎于“外来人口涌入”，而忽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北京、上海义务教育阶段非本地户籍学生占比超 40%，但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未能同步调整，矛盾被转嫁至农村户籍群体。

2. 犯罪问题的污名化，部分城市犯罪案件（如盗窃、诈骗）中，流动人口占比被过度放大，形成“农村=犯罪源头”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公安部数据显示，2022年流动人口犯罪率与常住人口差异不足2个百分点，但舆论放大效应扭曲了公众认知。

3. 就业竞争中的零和思维，制造业、服务业岗位竞争中，城市底层劳动者与农民工形成“内卷”，企业利用户籍差异压低工资、规避社保，本属劳资矛盾的问题却被转化为城乡群体对立。

四、政策执行偏差与利益博弈

1. 惠农政策的执行损耗

农业补贴、扶贫资金在基层常遭遇“跑冒滴漏”，部分案例中村干部截留补贴、虚报项目，导致政策善意被消解，城市舆论误认为“农民占尽便宜”。

2. 环保政策的单向度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一些地方强制推行“厕所革命”“禁烧秸秆”等政策时忽视农民实际需求，城市居民享受生态红利的同时，却将环保成本转嫁给农村，引发“凭什么要我们牺牲”的反弹情绪。

3. 网络舆情的话语权失衡

城市网民占据社交媒体主流声量，农村群体缺乏表达渠道。例如，2023年某地“农民焚烧秸秆遭重罚”事件中，网络评论一边倒指责农民“素质低”，却少有人追问为何秸秆回收产业链始终未能健全。

五、放手对立，重建共生纽带

1. 经济补偿：建立历史债务偿还机制

探索将土地出让收益的 50%以上，定向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乡村振兴特别国债”弥补剪刀差历史欠账。

2. 推动城乡互为主体叙事

支持农民自媒体创作，鼓励城市群体参与农耕体验，打破“观看/被观看”的权力关系，例如浙江“乡村CEO”计划让城市人才与村民共同运营乡村。

3. 构建权益对等化通道

试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权证”，允许农民凭此分享城市土地升值收益；同时将农民工社保缴纳年限与城市公共服务资格直接挂钩，消除户籍隐形门槛。

4. 强化事实与数据传播

建立城乡发展数据可视化平台，实时披露资源流动、政策成效等信息，用透明化消解“被剥夺感”想象。

“仇农”本质是现代转型中城乡断裂的应激反应，需警惕将其简化为道德批判。唯有通过制度性补偿、文化平权与利益共享机制，才能将“城乡对立”转化为“城乡共生”，这既是对历史正确的回应，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来源：村庄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