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财新：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来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何本质区别？怎么理解，虽然有了大数据，计划经济在未来仍不可行？有人认为，有了大数据， “计划经济将成为更优越的系统”。
本文转自：煮酒青梅 岁月如歌
撰稿：张兰太
财新：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来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何本质区别？怎么理解，虽然有了大数据，计划经济在未来仍不可行？有人认为，有了大数据， “计划经济将成为更优越的系统”。
张维迎：我认为，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用系统的、制度性的强制力量否定企业家精神，否定那些有创造力的人独立地做决策的活动，而是按照一个集中、 统一的意志去分配资源，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特别是创新和创业的自由。市场经济则是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自己判断、做决策，进行分散化决策。这是二者根本的区别。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这种集中化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是不可能得到的。大数据确实使人类有了更多、更大量的数据，但是，这些仍然是统计数据，远不足以囊括不可言传的“软知识”，更不可能收集到还没创造出来的信息，它们的产生源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所谓大数据计划经济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特别强调，企业家决策很多时候依据的不是数据、硬知识，不是书本上的信息，而是自己的一种感觉、判断、想象力，好像第六感一样，这是大数据收集不上来的。这就是大数据替代不了企业家的核心原因。大数据只能按照过去收集的数据来决策，哪怕它们是最新的、上一秒收集的数据。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未来该做什么，真正的企业家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举个例子，一个人不可能通过研究大数据，大家喜欢看什么书来决定写什么书。同样地，早期的马车夫了解他们所在的行业，但是没有办法预测到汽车会出现，这需要依靠企业家判断、决策，而其中的很多 “软知识”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就像一个企业家是怎么成功的，其实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
企业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垄断法
财新：反垄断如今在全球、在国内都是热点话题，一些反垄断案件引人关注。你在新书中提出，企业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垄断法，该怎么理解？
张维迎：如果一个企业拥有了一种先进技术，生产效率比别的企业高，企业规模壮大了，市场份额提高了，那它就一定会构成垄断吗？其实，未来是不确定性的，只要企业家精神能够很好地发挥出来，没有一个企业是完全安全的，总会有其他的企业来挑战它。
苏宁和国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2008年前后，苏宁和国美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家电零售市场，但是，随着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出现，苏宁和国美很快就式微了。而因为京东、拼多多等新的竞争者不断出现，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近年来一直下降，也无法真正垄断电商市场。
我认为，只要有企业家精神，只要存在自由准入，就不用担心所谓的垄断问题，因为企业家精神总是竞争性的。无论腾讯也好，阿里巴巴也好，京东也好，这些大公司只要不努力，很快就会完蛋。
所以说，企业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垄断法，它比任何法律条文和政策都更有助于瓦解垄断。反过来，任何抑制企业家精神的法律和政策，都是反竞争的，会导致真正的垄断。
财新：你在这本新书里也提到，反垄断法在执行中面临一些挑战，人们对于垄断的定义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要给垄断下一个定义，你怎么看？
张维迎：很简单，垄断应该指的是由政府官方授予的排他性生产与（或）经营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权利，也就是行政性的垄断。这是垄断的原初含义。
其实，“垄断”（monopoly）一词在英文中最初是指从英国王室获得的特许经营权，是一种歧视性的特权，只有我能做，别人不能做。最具代表性的是1600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它被授权独家经营英国与印度的贸易。1624年英国议会通过并颁布的《垄断法》（Statute of Monopolies）就禁止了这样的特许权（专利权除外）。按照这一含义，什么是垄断、什么不是垄断，就很清楚。
但是，后来垄断的概念慢慢演化，到了今天，它在经济学里成为一个技术性概念，按照一个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和市场份额来衡量垄断，我们就很难说清楚一个企业是不是垄断，比如市场占有率百分之多少为垄断，市场占有率又怎么计算，而且如今很多公司都是跨行业经营，界定市场的范围时应该划定多大。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结果是同一个公司行为有的是垄断、有的不是垄断，这个地方要罚款、那个地方不需罚款。如按我前面提 的标准来判断就很清楚，没有特权，企业就不是垄断。
财新：所以，反垄断还是要反特权，也就是要推进简政放权改革。
张维迎：对，反垄断关键还是自由平等的市场准入。唯一要反的垄断就是强力施加的垄断，也就是部分企业享有的特权，包括准入限制、特许经营权、财政补贴、融资优惠等。
财新：你还写过《博弈与社会》。你认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张维迎：最重要的还是法治，政府围绕法治行动，法治本身就是商业友好型的，不是有法律就叫法治，我对法治的理解就是要给一个市场稳定的预期，让个人财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包括一些专利制度，这就是对商业最好的支持。什么都是按照明确的规则去做，政府官员不能有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对商业最好的，而不能变成某个政府官员跟企业家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很危险的。政府如果要赋予某一些企业特权的话，政商关系就很难清，我说的“清”指的是制度上清清楚楚。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