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在八宝山的美国女记者：一生无儿无女，曾希望刘思齐做她的女儿

摘要：正值上世纪动荡节点，中国革命吸引了无数人为之倾倒。烈火般的年代，英雄儿女各展身手，却不是本国人独有的舞台！许多西方身影也穿梭其间，有的甚至把生命都深埋那片土地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个美国女记者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册里留下了静默而独特的一行。她说自己在中国

正值上世纪动荡节点，中国革命吸引了无数人为之倾倒。烈火般的年代，英雄儿女各展身手，却不是本国人独有的舞台！许多西方身影也穿梭其间，有的甚至把生命都深埋那片土地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个美国女记者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册里留下了静默而独特的一行。她说自己在中国“像扎根土地一样”，这句话不知打动了多少没来过中国的人？

她的故事绕不开她的出生地：美国密苏里州。身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小农庄，两间破旧的屋子挤下一家七口。孩子哭、大人喊，说话时总夹着火气。贫困和日常争吵，是她小时候空气的一部分。饥饿和期待混杂，是手背上的青筋。奇怪，越是困苦，她越拧巴地不肯低头。生活烦，只能咬牙。

但12岁以后，她凭着人情世故和一股韧劲，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摸到了一句话——新闻采写。这种新鲜的表达方式让她立刻被挑动了神经！她并不立刻高歌猛进，遇到的绊脚石其实比想象的更多，甚至也没什么靠谱老师耐心教她怎么做记者。可她悄悄盯着别人的写作方法，课余时间就开始锻炼不同题材的文笔。大学生活艰难也新奇，有意思的是每一次尝试写稿，她都隐隐觉得，“我或许可以站到世界边上，看看它有什么动静。”

情感的事在她那里并非主线，却无法完全避开。1912年她嫁给了厄恩斯特·布伦丁，四年，政治意见成了横在他们之间的鸿沟。两人喝着咖啡的桌子一遭沉默，分手那天也没撕破脸。再后来一个叫查托帕迪亚雅的印度人闯入她的生活，两人纽约合租了一阵。但也仅此而已，没能跨过去的，是命运更庞大的转向，而不是谁的过错。

你要说史沫特莱重情？或许也不是那种意义。她不是温婉的女人，身上有一种跟外部环境死磕的劲头。爱与不爱的事，她往往不拖拉，没什么大哭大闹。更重要的是，从两段感情走出来后，她没对婚姻报以更多幻想。那会儿，独身成了自然而然的生活选择。

她和中国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1928年。那一年她独自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说不震惊是骗人的。她以为自己看过纽约的动荡，欧洲的萧条——可在中国，见到饿殍遍地时，心里像卡下了什么钢钉一样。东北民众困苦现状，黑暗纱幕下透着一股“不该屈服”的挣扎劲儿，直接打在她精神最柔软的部分。

是不是所有外来者都能理解中国土地的粗粝和热烈？她有自己的答案。她那时不会讲汉语，但透过种种行为舆情，她感受到了人民粗暴却真挚的情感。她跟随大批流亡者走村串巷，访贫问苦，每次落脚都在录笔记或者填画照片。她说，她第一次想，如果中国可以有我的孩子血脉，那我是不是就能彻底扎根？这个想法像梦游时突然醒来，先是一抖，然后半真半假。

有意思的插曲在董秋斯家发生。她本来只是去拜访，却碰上刘思齐，一个活泼的中国小女孩。史沫特莱几十年来可能都没这么自然地被触动过——她真的很想收养刘思齐。那场亲吻，就仿佛是个失控的奶奶在急着买下一只心爱的玩偶。只不过，张文秋怎么可能答应。女儿是她唯一的慰藉，谁能随便让？史沫特莱也没强求。虽然没能如愿，但她对刘思齐的喜欢一直没收敛。此事后来她偶尔会提两句，有时一句“每次看到她都得多蹭一会儿”，说起来倒像是自嘲了。

西安事变以后，她终于等到中共一纸邀请，前往延安。延安此时被外界称作“圣地”，消息里都夸那里“民风纯朴，安乐祥和”。可她在延安住下，才发现一切比宣传复杂。这里的确是中心，却绝不都是诗和远方，反倒时常断炊、不时有人受伤。她用自己的写法，把军民合作的某些细节记录下来。有些夜晚，她也会对自己的选择犹豫，毕竟谁能知道理想背后藏了多少苦？

在延安，她认识了那些一开口就谈“民族解放”、一抬手就带头冲锋的中国朋友。她从未用惯常的“新闻中立视角”来描述这些青年，反倒频频在书稿、讲演里，有意加入了一些私人的感情句。她自己后来也坦率承认，不客观？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她真切觉得这些人身上有种“恨不死心”的劲儿，值得敬佩。她讲述中国革命，从不回避激情澎湃时漏掉条理，大概她自己也喜欢那种“情感比理性先走”的时刻。

1941年，她终于返回美国。她不懂得如何压制情感，演讲厅里情绪极强。每一次讲到延安、讲到她遇到的普通中国百姓，总忍不住提高音量，甚至还会用中文夹杂几句。美国观众大多一头雾水，更有一些同行拿她“传递中国革命思想”来冷嘲热讽。是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自己“变得不像美国人”。她却偏要逆着潮流，写了大段延安生活，讲得比谁都动情。这样做值不值？很难有结论！

二战结束，她从热闹的讲演舞台一下子滑落监视名单。美国当局盯上了她，把她的所有公开文件、私人信件一一筛查。她的书稿、一张张记录中国土地的黑白照片，也没能全都传出去，大多被扣押下来了。历史资料显示她最后几年状态分外孤僻，经常独自在房间写作，只有极少数学者或左翼分子敢去找她喝咖啡聊过往。谁还能分清楚，这些记忆是惆怅还是埋怨？

她人生最后的愿望，确实很直接——只要死后有一撮骨灰可以埋在中国，她就知足了。当时美国媒体并没有给她足够的关注，反倒是中国那边，连夜写出了长篇纪念文章。1951年，她的骨灰在亲友帮助下，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那个墓碑并不高大，却总有人偷偷去献花，花瓣零零落落地垫满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