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让李白选，凭借他的洒脱，他一定会选盛唐，而根据文学（尤其是唐诗）的划分标准，盛唐一般指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至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李白的生卒年为701年—762年，其创作活跃期集中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正值

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让李白选，凭借他的洒脱，他一定会选盛唐，而根据文学（尤其是唐诗）的划分标准，盛唐一般指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至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李白的生卒年为701年—762年，其创作活跃期集中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正值盛唐的鼎盛阶段。虽然安史之乱（755年）后唐朝由盛转衰，但李白的创作黄金期和主要成就仍属于盛唐范畴。杜甫虽与李白并称“李杜”，但杜甫的主要创作期在中唐（安史之乱后），诗风转向沉郁现实。而李白诗歌的核心风格形成于盛唐，与王维、孟浩然等人共称盛唐诗人是没问题的。

长安城的一场春雨刚歇，檐角的水珠滴落在青石板上，远处酒肆的旗幡在暮色中摇晃。这样的场景里，总让人想起那个腰间别着酒葫芦、衣袂沾着蜀道苔痕的身影——李白。他像是被盛唐的日光灼烧出的剪影，既沐浴着开元天宝的辉煌，又始终带着某种游离于时代之外的孤独。今人读他的诗，常被“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气感染，却容易忽略字缝里渗透的复杂况味：一个在盛世里不断碰壁的天才，用诗篇将时代的璀璨与个体的困顿熔铸成永恒。

若将盛唐比作一幅金碧山水，李白便是画中那抹最恣意的泼墨。他笔下的黄河之水裹挟着西域风沙的粗粝，蜀道上的枯松倒挂浸染着巴山夜雨的苍翠，这种大开大合的笔触恰与帝国鼎盛期的气魄共振。但细看他的诗句，会发现那些被后世传颂的壮阔意象里，总藏着某种失衡感。《将进酒》里“钟鼓馔玉不足贵”的呐喊，在觥筹交错的盛宴背景下显得格外刺耳；《行路难》中“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瞬间，更像是繁华幕布上突然裂开的缝隙。他的诗从来不是单纯的盛世赞歌，而是裹挟着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眩晕与焦灼。

天宝三年的长安，大明宫的琉璃瓦映着春日暖阳，李白却在这年冬天黯然离开。翰林供奉的虚衔没能消解他对庙堂的幻灭，赐金放还的结局像一盆冷水浇在盛唐文人共有的入世热望上。后世总强调他“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骨，却鲜少注意这种姿态背后的撕裂感——那个在终南山脚与农夫对饮的诗人，衣袖里还揣着未写完的《大猎赋》残稿。他既不能像王维般从容游走于朝野，也无法如孟浩然彻底归隐田园，这种悬浮状态让他的诗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剧烈摇摆，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张力。

翻开《李太白集》，会惊异于他对“醉”的痴迷。不同于魏晋名士借酒避祸的颓唐，李白的醉意里带着盛唐特有的蓬勃生命力。他在襄阳酒肆的墙壁题诗，在洞庭湖的舟中与月色对酌，甚至在流放夜郎的孤舟上仍能写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旷达。但这种豪饮狂欢的表象下，藏着更深层的时代隐喻：当科举取士的通道尚未完全打开，当门阀政治的阴影仍在徘徊，诗与酒便成了寒门士子叩击时代大门的两柄钥匙。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急切的自荐，在《梁甫吟》里悲愤的诘问，都暗示着那个被浪漫化了的盛唐，依然有着坚硬冰冷的现实棱角。

安史之乱的马蹄声碾碎盛唐幻梦时，李白正在庐山瀑布下寻找炼丹的朱砂。这个细节颇具象征意味：曾经讴歌帝国荣光的诗人，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依然保持着对自然与仙道的痴迷。他晚年加入永王幕府的抉择，像极了飞蛾扑向残烛的最后一次振翅。被流放夜郎的途中，白发渔樵江渚上的身影与三十年前出蜀的少年重叠，构成某种宿命般的闭环。但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天真，让他的诗始终未被权谋污染，保持着“清水出芙蓉”的纯粹。后世文人总惋惜他“未能施展抱负”，却不知正是这种缺憾，让他的诗篇跳出了具体时代的局限。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李白，会发现他更像是一面棱镜，将盛唐的光谱折射成万千种可能。那些看似矛盾的标签——游侠的狂放、道士的超然、文人的执念——在他身上达成了微妙平衡。当我们在高铁上默念“朝辞白帝彩云间”，在异国他乡想起“举头望明月”，某种跨越千年的情感依然鲜活。李白的伟大不在于他完美契合了某个时代，而在于他用诗意的突围，将盛唐的辉煌与个体的困境都淬炼成永恒的人性咏叹。他的酒杯里，至今仍盛着整个民族的精神月光。

来源：敏岚的日常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