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明摇篮：伊犁河谷青铜部落在3600年前改写了燃煤能源史

摘要：伊犁河，这条发源于天山汗腾格里峰冰川，向东流经昭苏盆地和特克斯谷地，又折向西北，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的生命之河，不仅以其丰沛的水源滋养出“塞外江南”的盎然绿意，更如一条隐秘的时光长廊，将我们引向欧亚大陆腹地一个被长久低估的文明摇篮。这里，并非仅仅是温柔

#我的宝藏兴趣#伊犁河，这条发源于天山汗腾格里峰冰川，向东流经昭苏盆地和特克斯谷地，又折向西北，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的生命之河，不仅以其丰沛的水源滋养出“塞外江南”的盎然绿意，更如一条隐秘的时光长廊，将我们引向欧亚大陆腹地一个被长久低估的文明摇篮。这里，并非仅仅是温柔丰饶的“中亚乐园”，早在五千年前，人类智慧的火种便已在此点燃。沉睡的遗址、斑驳的器具、深幽的矿洞，无声地讲述着一段远比想象中更辉煌的史前传奇——一场关于生存、创造与交流的宏大史诗，就在你我脚下的河谷深处悄然上演。

伊犁河谷示意图

伊犁河谷因三面环山，形似一个向西开口的大三角形，得以将河流的水汽以及远道而来的大西洋暖湿气流完美地挽留，从而在欧亚大陆腹地造就了一块降水丰富（年降水量约300毫米）、气候温暖湿润的独特区域。这里既无南疆沙漠戈壁的冷峻，也不似江南水乡的娇柔，而是一种开阔的温柔——河谷里的草能长到齐腰深，河水清可见底，连风都带着草木的清新气息。正是这样一方水土，自远古以来就如同强大的磁石，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族群在此驻足、繁衍，成为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天然温床。

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北道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要冲，伊犁河谷沉淀了厚重而迷人的人文历史，留下了众多的考古遗址和名胜古迹。塞种人、乌孙、突厥等族群在此繁衍生息，大月氏、匈奴、柔然、蒙古等民族西迁后也曾在此休养生息。今天，我们将拨开岁月的迷雾，首先聚焦于距今5000至3000年前的史前时期，探寻那缕照亮河谷的文明曙光。

当时间回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公元前3000年- 公元前1000年），伊犁河谷便已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欧亚大陆远古先民——原始印欧人、塞种人追逐生命之源的目的地。他们逐水草而来，在这片丰饶之地扎下生存的根基。自19世纪晚期，考古学家们在河谷的尼勒克县 “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新源县的 “则克台遗址”，发现了大量制作精巧的细石器。

那些刮削器、尖状器、石斧、石锛，虽然体型小巧，却凝聚着先民们生存的智慧，边缘被打磨得异常锋利。握在手中，仿佛能感受到先民们剥取兽皮时的专注、切割猎物时的力量、甚至是收割第一捧谷物时的喜悦。它们是人类与自然顽强抗争的有力武器。与之相伴的夹砂红陶，表面装饰着朴拙的绳纹与划痕。这不仅是审美的萌芽，更意味着先民们已能驯服泥土与火焰，为储存食物、烹煮美味创造了可能，定居生活的画卷徐徐展开。

新疆伊犁出土的史前细石器

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青铜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 - 公元前500年，伊犁河谷迎来了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201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伊犁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的喀什河上游，发现了一处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吉仁台沟口遗址”（距今3600年）。在随后的五年中，考古队在遗址上清理出37座房址，出土了大量的马牛羊等家畜的骨骼，以及上万粒粟、黍、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碳化种子，这说明当地已进入畜牧业为主，农业种植为辅的经济模式。

此外，清理出的房址里，一堆堆不起眼的黑色石块——煤炭及其未燃尽的碎块，在静静诉说着一个改写世界能源史的秘密！这里是全球已知最早使用燃煤的遗迹，将人类大规模利用煤炭的历史从战国晚期整整向前推进到商代，比之前的记录早了上千年！想象一下，当商王朝的青铜器在中原熠熠生辉时，伊犁河畔的先民们，已在享用着埋藏浅、易引燃的当地煤炭来驱散长夜的寒冷。

吉仁台沟口遗址出土的煤炭遗迹

更为重要的是遗址深处，两处冶炼作坊遗址揭示了更惊人的技艺。炼炉的残骸、鼓风的陶管、散落的铜矿石与铜锭、变形的坩埚、凝结的炉渣，以及十多件浇铸铜器的陶范，彷佛在诉说这里是炉火熊熊，热浪灼人的青铜器作坊！工匠们或许正汗流浃背地操作着，利用陶范浇铸出铜镜、铜锥、甚至象征部落首领王权的菱首剑与管銎铜戈。这不只是新疆最早的青铜铸造“生产线”，更是欧亚草原上青铜文明传播链条上关键的一环，无声地证明着早期青铜技术的流动与碰撞。

吉仁台沟口遗址出土的陶器、青铜器、陶范和碳化农作物种子

而位于尼勒克县城南约3千米的天山奴拉赛铜矿遗址（距今2600年），是目前发现的西域时间最早、规模较大的青铜时代的铜矿遗址，也是“吉仁台沟口遗址”冶炼作坊的原材料来源地。它宛如一座宝藏，向世人展示着彼时先民的非凡创造力。

走进这片遗址，十几处矿坑犹如大地的深邃眼眸，凝视着过往的岁月。先民们采用 “竖井 - 平巷” 开采技术，在当时堪称先进。竖井深达20米、宽约5米，两侧用三层原木支撑，防止井壁坍塌。竖井与地下的多条平行巷道相互连通，构成高效的网状采矿系统，反映出先民对矿山已进行系统性的开采规划。竖井洞口及周围出土了大量圆形、扁圆形石锤，大多数一端圆钝、一端尖锐，可能是破碎矿石的工具。部分石锤带有凹槽和捆绑绳索痕迹，推测可能是利用杠杆、辘轳原理提升矿石出洞的工具。

奴拉赛铜矿遗址

而在离矿洞不远处，也分布着多处冶炼遗址，并且出土了大量铜矿石、半成品白冰铜锭（硫化铜）、坩埚，以及堆积如山的铜渣和木炭。他们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炉火熊熊、锤声阵阵的繁忙景象。遗址出土的圆龟背形铜锭含铜量高达60%，属高品位富矿硫化铜冶炼产物，表明当时已掌握铜矿石的粗炼技术。炉渣与木炭的发现，证实当地在3000多年前的冶炼以木炭为燃料。出土的炉渣呈多孔结构，表明工匠已能够对冶炼温度进行有效控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选择了木炭而非唾手可得的煤炭作为冶炼燃料。原因何在？其实古人在选择燃料时肯定做过多次尝试。由于大多数煤炭含有较高的硫磷等杂质，直接用它冶炼，就像给金属“下毒”，会让铜器因磷硫杂质太多，变得松脆易碎，因此在技术上难以大规模应用。而人工烧制的优质木炭，杂质含量较低，燃烧温度可控制在1200℃左右，且兼具还原剂功能，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能让大多数磷硫杂质化为气态的氧化物逸出，还原出铜矿。因此木炭在古代被大规模用于冶炼，大约到北宋时期，类似后世焦煤炼铁的技术才真正被大规模使用。

新疆伊犁博物馆展出的春秋战国时期塞种人的“环牛祭祀盘”

更令人叹服的是古人对冶炼材料的“配方”把握的相当精准。我国冶金与材料史研究专家梅建军教授做同位素比值测定时，发现尼勒克县遗址出土的铜器并非简单的红铜，而是先民们有意识加入了少量砷、铅等矿物原料，冶炼出铜砷铅三元合金，即所谓的砷铜青铜。这如同“点石成金”，降低了青铜熔点，提升了青铜硬度和可塑性。这种独具特色的技术路线，与同时期中原地带的锡铜合金不同，却与哈萨克斯坦北部草原塞种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后期（约公元前1800-前1400年）出现的铜砷合金技术存在相似性，暗示着一条穿越草原的技术传播之路。春秋战国时活跃于此的塞种人，很可能就是奴拉赛铜矿场曾经的“主人”与技艺传承者。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在伊犁河谷发现了上万座星罗棋布的土墩墓，它们就像散落在河谷大地上的沉默丰碑，守护着逝去的灵魂，也封存着远古的社会记忆。这些土墩墓最早可追溯至史前时期，晚期已进入两汉的乌孙国时期。墓中出土的彩陶，红底黑彩，纹饰是充满动感的三角与折线。其原始而热烈的美感，竟与7000里之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彩陶惊人神似！这正是“彩陶之路”文化西传的有力物证，一条贯穿东西的早期美学传播之路，就像后世的丝绸之路那样繁盛。

伊犁博物馆展出的史前彩陶

而青铜兵器的出现，暗示着部落间的冲突与资源的争夺在逐步升级，标志着当地社会已迈入阶级分化的门槛。最引人遐思的是那些出土的精致动物纹牌饰：奔腾的骏马、翱翔的雄鹰、威猛的野兽、矫健的驯鹿……它们栩栩如生，充满力量。这不仅是高超的工艺美术，更是草原民族灵魂的图腾——对自然伟力的敬畏、对游牧生活的礼赞、对勇猛精神的崇尚。这些典型的“斯基泰风格”是塞种人文化的标志，如同烙印，它们宣告着伊犁河谷已登上了波澜壮阔的“列国”时代舞台，即将迎来群雄逐鹿的辉煌篇章。

五千年的风沙，掩埋了炉火与锤声，却无法磨灭伊犁河谷在人类文明星图上的光芒。从最早驯服石器的能工巧匠，到掌握煤火温暖与青铜奥秘的智慧族群，再到创造出独特艺术符号的草原之子……他们的足迹深深刻印在这片“塞外江南”的土地之下。吉仁台沟口的炉渣、奴拉赛幽暗的矿洞、土墩墓中鲜艳的彩陶与凛冽的青铜兵器，都在无声地宣告：这里，绝非文明的边缘，而是欧亚大陆早期技术交流、文化碰撞的核心熔炉之一！远古先民在这片丰饶河谷书写的，是一部关于生存韧性、创造力与开放胸怀的壮丽史诗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