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3年春在东京讲学期间，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教授特来寓处相访，向我展示了由萱野长知后人所保存的一批笔记簿，上面录存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时期一组甚为珍贵的资料。其中给第二国际的信件全文，要求对反袁斗争给予积极支持，是研究孙中山与第二国际关系的极重要的文献。久保
1933年春在东京讲学期间，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教授特来寓处相访，向我展示了由萱野长知后人所保存的一批笔记簿，上面录存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时期一组甚为珍贵的资料。其中给第二国际的信件全文，要求对反袁斗争给予积极支持，是研究孙中山与第二国际关系的极重要的文献。久保田教授正在整理，不久将予公布，定会引起研究者浓厚兴趣。久保田教授知我一直在注意了解孙中山所读过的书籍，了解他所吸取的有关思想资料，以考察其学理渊源，在我回国前，特地将这批资料中一份孙中山1914-1915年购书清单复印相赠。返国以来，细加引，并与上海中山故居藏书目录相勘，觉得甚有收获。今略加梳理，予以介绍，以飨同好。整批资料的由来，将由久保田教授专门说明，这里不敢置喙。
这份《孙中山从丸善购入的书籍》，是位于东京日本桥区街三丁目的丸善株式会社历次发货清单整理件的一份，以及1915年5月14日的一封请求付给书款的信件，俱请头山满转交。原件复印共九页。经辨认与校正书写中的笔误，原文如下：
孙中山ガ丸善カラ購入ㄈタ書物
灵南坂ノ頭山家ヌ通ツテ中山ノ许二届
ヶラレタ丸善ノ送狀及代全請求書ニヨ
ル宛名［中山樣］トナフテイル
丸善カラノ手紙
每月來テイレガソノ-フナノリタㄨニ
Tokyo, May 14th 1915
Mr.Nakayama,
c/o Mr.M.Toyama,
Ryeinan Jaka, Akasakaku,
Dear Sir,
We beg to c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account of last momth a mounting to you63-65, yet unsettled, for which we will be ever so kind enough as tolet us have the favour of your esteemed remittance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and great lyoblige.
Thanking you inanticipation for your settlement.
We are, Dear Sir,
Ever faith fully yours,
for the Maruzeu-Kafushjki-Kaisha
检视这份购书目录，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购书籍共150种，其中日文书9种，法文书10种，其余全部为英文书。译成中文，全文如下（凡上海中山故居现存该书者加*）：
孙中山从丸善购入的书籍
经灵南坂的头山家转送中山住处的丸善发货单及要求付款信。收件人姓名写“中山先生”。
丸善来信（每月寄来，此举一封为例。）
中山先生
1915年5月14日，东京
由头山满先生转
灵南坂，赤坂
亲爱的先生，
请注意您上月账内欠款合计为63-65元，尚未偿还。如蒙尽早汇下上述款项，当不胜感谢。
对您的偿付，谨先表示谢意。
您永远的忠实朋友
丸善株式会社（股份公司）
这份购书账单及催款的信件，无疑是真实的。上海孙中山故居至今仍收藏着其中很大一部分书籍，就是最确凿的证明。未在故居藏书中找到的书籍，可能是孙中山后来南下护法时携去广州。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所藏关于孙文动静的档案中，有多次关于孙中山赴丸善书店购书及丸善书店给孙中山送书的记载，也有孙中山付款给丸善书店的记载。仅见之于俞辛焞、王振锁编译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的，便有以下各条：
1914年1月14日报告，前一天下午6时5分，丸善书店送来30余本书。
1914年2月7日报告，前一天下午2时，丸善书店送来数十册书。
1914年4月11日报告，前一日上午11时15分，孙中山乘人力车至神田区仲猿乐町访宋蔼龄，后经日本桥区路三丁目的丸善书店。
1914年6月24日报告，前一日上午10时50分，孙中山偕王统一徒步至南佐久间町民国社，1小时后离开该社，乘人力车至日本桥区路三丁目丸善书店。下午1时30分返寓。
1914年12月10日报告，前一日下午3时15分，孙中山乘人力车到日本桥区丸善书店，订了二三本书。
1915年1月20日报告，前一日下午1时40分，孙中山乘人力车至丸善书店买书。
1915年8月10日报告，前一日孙中山令田桐去日本桥区丸善书店买来大信封，并请胡汉民代书十来个，封好寄出。
1915年5月31日报告，前一日下午4时30分，孙中山付给丸善书店书费83-30日元。
1915年11月28日报告，前一日晚10时30分，从日本桥区路三丁目丸善株式会社寄来一邮件。
1915年12月29日报告，前一日下午6时28分，丸善株式会社寄来一个邮包。
日本警方的这些报告表明，孙中山于二次革命失败后旅居日本期间，在紧张地筹组中华革命党及部署反袁斗争的同时，一直不忘购书、读书。正是为了及时地了解世界全局和新的学术成果，他特别关注新出版的西文书籍，所以，他选中以供应西文新书为主的丸善书店作为固定的联络点，经常光顾，书店也经常根据他的需要送书上门。他返国后，继续保持同丸善书店的密切关系。上海孙中山故居至今仍保存着丸善书店不断给他提供新出版的英文著作的明信片，上面开列寄给他的新书目录。
从这份书目可以看出，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但是，又并非没有明确的中心。
从1914年1月21日、22日和2月4日、6日、28日5批书目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吸引了他相当大的注意力。1914年1月21日购买了《英德问题》等书，2月28日所购买的著作，全部同这场战争有关，德国尤其成为他关注的重点。随后，他又继续购买了这方面的一些有关著作。
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潮，显然是这一时期孙中山关注的重点。《普鲁士政府的管理原则》、《英国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党的演变》以及《议会》、《政府机构的组织与管理》等书，包括论述中南美共和国、澳大利亚联邦制、近代俄罗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的一批著作，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应当说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雷奥波德的《威望——社会估价的心理研究》、塞西尔的《保守主义》、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有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是在多么广泛的范围内从政治思潮的角度进行反思，也可以透露出，孙中山为什么逐渐从卢梭的天赋人权观转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在政治上更多地强调集中、权威和个人专断。
经济问题是孙中山侧重研究的又一个方面。从书目中可以看到，他研究了纪德和萨伊的经济学说，研究了工业的进化、农业、海洋渔业、海洋资源等问题，注意到《资本输出》、《新银行条例的实施》、《证券交易所》，特别关注公有制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铁路的国家所有制，以及合作制、最低限度工资和工团主义、公共事业的费用、劳动管理的科学。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到处演说，鼓吹实行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他研读这批著作，表明他在努力使他的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主张得到充实，在更多方面具体化。
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从1914年11月起，孙中山突然一反往昔完全不关心哲学论著的习惯，连续多次集中购买了一批哲学著作。从整个购书目录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兴趣集中在柏格森和倭铿两人的哲学上。他所购买有关柏格森哲学的著作共有4种，即罗素所著《柏格森的哲学》、巴尔西里的《柏格森教授的哲学》、雷的《一种新的哲学——亨利·柏格森》、马尼坦的《柏格森的哲学》。关于倭铿的哲学，有倭铿本人的著作4种：《当代伦理学》、《精神生活》、《知识与生活》、《宗教的真相》、研究著作一种：约内士的《鲁道夫·倭铿哲学阐述》。孙中山所购哲学方面的著作，还有尼采著作一种以及论述道德、宗教、伦理学的著作五六种，但它们丝毫没有减弱柏格森、倭铿哲学地位的重要性。
柏格森的主要哲学著作《时间和自由意志》、《物质和记忆》、《形而上学导论》、《创造性进化》等俱出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10-1912年间英译本陆续出版。柏格森本人任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1913年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一系列哲学讲演，同年又任英国精神研究学会主席，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讲学。当孙中山流亡东京时，柏格森哲学在欧美正如日中天，享有盛誉。倭铿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名声当然远没有柏格森那么大。他长期担任耶鲁大学哲学教授，19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4年到东京大学任客座教授，因此，1914-1915年间，在日本哲学讲坛上具有很大影响。他特别重视人类内在的精神生命，认为精神价值就是不应相信理智，而应按照永恒的价值去深入洞察生活。他强调，知识并不全由理智取得，理智不是历史的动力，生活不能永远束缚于理智之下，人们应当致力于精神生活的奋斗，努力向上，在纷乱之中打出一条生路来。由此，他反对自然主义、理性主义，而提倡非理性主义、精神行为主义。这些著作，为我们更为深入地研究孙中山在稍后写成的《孙文学说》一书，特别是其中进化乃时间之作用、知难行易及生元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其后孙中山所作的关于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其根本精神或理论基础，也不难从这里寻找到其思想渊源。迄今为止，研究孙中山哲学思想的诸多皇皇大著，似乎都未注意及此，也没有就孙中山对柏格森、倭铿哲学观点的取舍，他们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的异同作专门探究。
购书目录中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这就是孙中山选购了二三十册有关矿业、冶金、地质、建筑、养蜂、化学等方面的著作。对照一下孙中山日后在《孙文学说》第四章《以七事为证》中列举建屋、造船、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七事以论证“知难行易”时所使用的大量材料，便可推知，他在这时已经在酝酿，在做必要的准备。
从书目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在紧张地领导着革命运动的同时，一直保持着极为旺盛的求知欲，而他所选购的书籍、所阅读的书籍，又始终同他所致力的斗争以及他对这些斗争的反省、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透过这份书目，可以为更深入、更具体地认识孙中山找到一批新的线索，这当是这份书目的价值之所在。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