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城里刚刚经历过一轮干部调动，几位中央来的军官在地方接待站落了脚。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8年夏天的叶卡捷琳堡并不热闹。
那时候城里刚刚经历过一轮干部调动，几位中央来的军官在地方接待站落了脚。
一场例行的会面，却因为一个人，变得有些不同寻常。
那天下午，屋里坐了不少人。
苏联元帅朱可夫刚刚被安排到乌拉尔军区任职，地方几位老党员和战斗功臣也都到了。
人群中，一个头发花白、身形硬朗的男人站了起来。
他主动朝朱可夫走过去，眼里有些期待，说话也挺热情：“同志元帅，我是彼得·耶尔马可夫。”
朱可夫站着没动，眼神沉着，脸上的线条绷得紧。
他看着耶尔马可夫的手，几秒后缓缓开口：“我不会同刽子手握手。”
话音一落，屋里一下子静了。
那种沉默，不是尴尬，是压抑。
耶尔马可夫的手僵在半空，随后默默收了回来，转身走开。
这个场面，没人预料到。
可这还真不是一时情绪。
朱可夫的反应，背后是三十年压在心里的疑问，也是他对历史某一段的直觉拒绝。
说起来，这两个人，出身其实都不高。
朱可夫出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穷苦农家，小时候割草、喂牲口，12岁就进城做皮革学徒。
那个行业，不光活脏还容易得病，他后来得过一次炭疽差点没命。
可就是这样一步步熬过来的。
耶尔马可夫呢，家在乌拉尔那边，父亲是铁路工人。
年轻时他也是个铁杆布尔什维克，干革命干得狠，连命都不要。1918年那年，他被选中参加一项“特别任务”。
那是什么任务？就是枪决沙皇一家。
当时是7月16日深夜。
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家人被关押在伊帕捷耶夫宅邸，已经好几个月了。
那会儿局势紧张，白军逼近，苏维埃高层担心沙皇一旦被解救，会变成旧势力的旗帜。
所以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隐患。
耶尔马可夫就是那支执行小队的成员之一。
那天晚上，他们把沙皇一家骗下楼，说是要转移。
地下室的灯光昏暗，空气中全是煤油味。
沙皇、皇后、五个孩子，还有几个仆人，一共十一个人，被带到一间小屋里。
等命令一下，枪响了。
近距离射击，场面非常混乱。
据说有些孩子没死透，后来还补了几枪。
尸体处理也很粗糙，用硫酸毁容、汽油焚烧，然后扔进矿井。
这事儿，起初是秘密。
可几天后，苏维埃还是对外发布了简短的消息，说“沙皇尼古拉二世已被处决”。
关于他妻子和孩子的下落，没提。
耶尔马可夫后来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就是现在的叶卡捷琳堡），成了地方上的“革命英雄”。
媒体报道他的“坚定”“无畏”，他也常出席各种纪念活动。
可事实上，他一直活得挺低调。
哪怕在苏联最讲英雄事迹的年代，他也很少主动谈那一晚的细节。
而朱可夫，那时候还只是个穷小子，刚刚进了沙皇军队当骑兵。
打仗很拼命，两次负伤，还得了圣乔治十字勋章。
十月革命后他加入红军，靠一场一场胜仗打上来。
但他不是盲目的人。
尤其是到了卫国战争结束后，他对很多“革命遗产”都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见过太多死亡，也懂得什么叫“必要的牺牲”，可他不接受无意义的杀戮。
1948年那次会面，朱可夫没提前知道耶尔马可夫的身份。
是到场后有人悄悄告诉他的，说这个“老革命”就是当年枪毙沙皇一家的人。
他没说什么。
只是等耶尔马可夫走过来时，果断拒绝了那只伸出的手。
这不是情绪问题。
他心里清楚，那场枪决，不光是铲除旧制度，更是一种彻底的抹杀。
孩子也杀？仆人也杀？哪怕从军事角度讲，也不合理。
他曾在战争中下过无数命令，可从没对着平民开过枪。
这事儿，在当时没传出去。
可圈子里的人都记得，朱可夫的那句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不是愤怒，是对一种历史选择的否定。
耶尔马可夫第二年去世，67岁。
官方葬礼规格不低，但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很少再出现在公开媒体上。
1989年，《真理报》首次公开披露沙皇一家枪决的完整细节。1991年，苏联解体。1998年，沙皇遗骨在圣彼得堡重新安葬。200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尼古拉二世一一家列为殉道者。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革命英雄”。
参考资料：
Edvard Radzinsky，《The Last Tsar： The Life and Death of Nicholas II》，Anchor Books，1993年。
Robert K. Massie，《Nicholas and Alexandra》，Ballantine Books，2000年。
Simon Sebag Montefiore，《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Vintage Books，2004年。
Helen Rappaport，《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St. Martin‘s Press，2008年。
ГАР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 601-2-1，《Дело об убийстве семьи Романовых》，1918年。
来源：剑气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