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5月，山东潍坊的张某将亲戚养鸡场死亡的11只鸡（31.45公斤）用电动车运回家喂狗，途中被行政机关查获。

2023年5月，山东潍坊的张某将亲戚养鸡场死亡的11只鸡（31.45公斤）用电动车运回家喂狗，途中被行政机关查获。

依据《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该行为因涉及“运输死因不明的动物”被认定为违法，行政机关对张某处以5万元罚款。

后经检察机关介入监督，罚款被减至3000元。

这引发了对法律刚性与生活具体性张力的广泛讨论：法律规范如何平衡普遍约束力与个案特殊性？

《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明确禁止运输“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控动物疫病传播风险。

该条款采用“禁止性规定+例外情形”的结构，通过列举六类禁止行为（如封锁疫区动物、未检疫动物等）强化防疫体系的刚性。

行政机关对张某的初罚依据具有形式合法性：：死鸡未经检疫且死因不明，符合法律禁止的“运输”行为要件。

根据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对应的裁量基准，5万元属于法定最低罚款额度。

这一处罚逻辑体现了法律刚性的核心特征——普遍性（统一适用于所有主体）与强制性（违法必究）。

然而，其机械适用也暴露了法律规范与生活情境的深层矛盾。

张某案中，法律适用的困境源于生活情境的特殊性：

运输死鸡用于喂狗，而非经营牟利，与法律规制的“生产、加工、销售”行为存在性质差异。

运输距离不足5公里，且当地无疫情发生，实际风险较低；死鸡被及时无害化处理，未造成扩散。

张某无业且家庭贫困，5万元罚款远超其承受能力，可能引发“处罚致贫”的次生问题。

这些因素凸显了法律规范的抽象性缺陷：立法者基于“类型化”思维将复杂生活简化为规范要件，但难以涵盖所有具体情境。

检察机关在监督中提出：张某无牟利意图，区别于职业违法者，运输范围有限且及时补救，社会危害显著低于法定预设，万元罚款对张某家庭构成“过度负担”，不符合最小侵害要求。

这一分析体现了从“形式合法”到“实质合理”的转向，将法律目的（防疫安全）与个案正义（处罚适当性）相结合。

法治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在规范与生活之间寻找平衡

张某案的启示在于，法律刚性与生活具体性的张力本质上是规则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冲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

法律必须“来源于实践并作用于实践”，只有将规范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统一，才能实现法治的“刚柔并济”。

张某运输死鸡案折射出中国法治进程中“严格执法”与“人性化治理”的辩证关系。

法律刚性是法治的基石，但绝非冰冷规则的机械执行；生活具体性是法治的温度，但不可滑向无原则的妥协。

通过过罚相当原则的深化、裁量基准的完善与监督机制的激活，法律才能在抽象规范与具体实践中架起桥梁，最终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来源：名侦探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