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短视频和直播的狂潮里，一座城市的写字楼里，灯光昼夜不熄。14岁的赵晴（化名）第一次踏进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直播间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被包装成“梦想”的围猎。

在短视频和直播的狂潮里，一座城市的写字楼里，灯光昼夜不熄。14岁的赵晴（化名）第一次踏进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直播间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被包装成“梦想”的围猎。

赵晴来自贵州黔东南的一个苗寨。初三上学期，她因成绩垫底、父母离异而辍学。春节刚过，同村一位“姐姐”在微信上告诉她：到杭州做主播，保底月薪八千，包吃包住，还能穿漂亮裙子、戴彩色假发。赵晴没有身份证，对方却轻描淡写：“先用你表姐的，公司会搞定。”

和赵晴一样，这间MCN机构在过去一年里，至少招进了60名来自云贵川农村、年龄在13至16岁之间的女孩。公司给她们统一起了艺名：小樱桃、小布丁、小软糖……合同上却写着“乙方自愿与公司独家合作十年，违约金30万元起”。人事主管在签合同时反复提醒：“这是格式合同，没人会真告你。”但当14岁的主播瑶瑶提前离职，仲裁书却真的寄到了她贵州老家——索赔1.7万元。

直播间里的8小时，被切割成以20分钟为单位的“黄金档”。女孩们被要求穿露脐装、黑丝袜，对着补光灯喊“哥哥晚上好”。考核表上写着：单场礼物低于800元，扣50%底薪；粉丝牌低于200人，加播2小时；被投诉“尺度不够”，直接罚款200元。最让赵晴恐惧的，是榜一大哥的私信——“小妹妹，出来吃夜宵，给你刷火箭”“敢不敢线下见面，五千一晚”。运营在群里发语音：“撒娇都不会？叫他老公啊！”

当她们想逃，却发现退路早被堵死。合同里的“竞业条款”规定：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任何平台直播，否则赔偿公司全部预期收益。女孩们大多没有银行卡，工资走公司财务私人转账，一旦停播，连上月薪水都拿不到。有人去劳动仲裁，却因“签合同时已自愿放弃社保”而被驳回；有人报警，却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

更大的黑洞，是身份被层层转卖。赵晴的直播账号，先被公司拿去做了“代运营”，随后又被卖给下一家公会，连带微信、QQ、手机号都一并移交。她曾在凌晨三点收到陌生男人的定位共享：“小宝贝，我在你楼下。”她吓得拔掉手机卡，连夜逃回贵州老家，却收到律师函：如不继续履约，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监管并非真空。2021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不得出镜直播牟利”；2022年6月，抖音、快手相继上线“青少年模式”，关闭16岁以下用户打赏功能。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司用“表姐”的身份证实名认证；运营教女孩把美颜调到最大，看起来“至少像18岁”；一旦被平台抽查，就用“助播”身份顶替出镜。更隐蔽的是，公司把“高风险”直播间搬到海外平台，服务器设在境外，打赏走USDT结算，监管部门难以追踪。

赵晴的噩梦止于一次偶然。今年4月，一位刷礼物的“大哥”在弹幕里打出“你女儿真像我失踪的妹妹”，引起志愿者注意。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介入后，才将证据链递交给杭州警方。6月，涉案公司被立案调查，负责人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被刑拘。但直到今天，赵晴仍会在夜里惊醒——她手机里还躺着十几个未读私信：“小樱桃，什么时候回来直播？哥哥想你了。”

围猎未成年主播的，从来不只是某一家公司，而是一条由虚假承诺、格式合同、身份冒用、境外平台、虚拟货币共同织就的灰色产业链。它精准地瞄准了农村留守女孩“改变命运”的渴望，用“当网红”的糖衣包裹住“被剥削”的内核。当她们终于醒悟，往往已欠下巨额债务，甚至留下伴随一生的PTSD。

如何斩断这条链？除了平台升级人脸识别、公安加大打击力度，更关键的是堵住“需求端”。没有猎奇打赏，就没有被物化的“小樱桃”。而社会要做的，是在乡村学校开一门真正有用的媒介素养课，让女孩们知道：屏幕背后的“哥哥”，从来不是来拯救她们的骑士。

来源：大卫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