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穿克里塞第33章之：百色厅 | 1882年英国探险家的广西旅行记

摘要：英国探险家，《泰晤士报》记者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 1848-1914)的1883年写成名著《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Across Chrysê: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

编者按：

编者按：英国探险家，《泰晤士报》记者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 1848-1914)的1883年写成名著《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Across Chrysê: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1883），全书两卷一共77章，记录作者一行1881年至1882年之间，深入中国，对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进行旅游和考察。本站节选书中涉及广西部分，即第11章至第38章部分（共27章）连载分享，供读者学习参考使用。全书翻译和注释部分为张江南。文稿来源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文版，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者删除。

▲柯乐洪绘像

▲《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第一版封面

第三十三章

拜访百色总兵——纸上军队——令人愉悦而真诚的风度——“潘泰”①暴乱——中国龙——竹屋——桃腮女子——敲小竹杠——仆人不顺服——辜鸿铭放弃了——他的担忧——听差拒绝前行——我们的难题及解决——同知和巡检的回访——罗切尔的地图——千方百计前行——前途暗淡——马嘉理被谋杀——一位英雄“苏丹”——“节省民力”——可怕的战争——瘟疫——锁子甲

从同知那里出来我们到镇台或者准将②那里，将军名下大约有两千军队驻守百色，我说名下，因为尽管将军拿两千人的俸禄，但我很怀疑能否召集那么多人。这位名叫李信古（Li-hsin-kü）③的官员在接待室门口迎接我们，他英俊阳刚的脸和豪爽的气度很快就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他的脸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鼻梁挺直，颧骨高耸，突出眉毛之上，左耳缺失是一大特点，在看惯了大部分中国官员事不关己的态度后，他真诚的态度和戏剧化的行为吸引了我们，顺便说一句，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我们《拐杖和牙签》④式的年轻一代卑劣的行为一样让人愤怒。

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期间我们发现他不仅是一个云南本地人（我们正要去的地方），而且他是最近云南回民起义中大名鼎鼎的李维述，这场战争在欧洲有时称为"潘泰"（Panthay）暴乱，贝德禄已经指出对回民起义的这一称呼是错误的。我告诉他，从关于那场战争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了的名字，他的神态突然变得更沉静了，似乎要表示他的感谢，我答应让他看罗切尔（Rocker）编辑的云南地图，他高兴起来。喝了几杯茶后我们起身离开，这位老绅士，尽管某种程度上缺乏他文官同事的彬彬有礼，这是文官的特点，但有一种坦率、单纯、真挚的味道，给人很好的印象，让我更喜欢。这位老绅士不顾我们再三劝阻，目送我们来到轿边。

在进入将军衙门之前，我们在外面等了几分钟，等待通报，我仔细看了看入口对面墙上⑤粗糙的后脚站立龙壁画，壁画用红、蓝和白色草草画成，画的是一只巨大的怪物，与任何已知的动物都不相似，有权威说这种东西来自海蛇或者某种类似的怪兽，即地理学研究发现的禽龙，而其他人说画的是中国龙的近似翻版。画中动物嘴的两边是腮须和胡须，据说它含一颗明珠，呼吸有时变成火，有时变成水，它的声音像"铜锣鸣响"，可能是某种庄严威武之物的象征。一种精巧但充满想象的理论被提出，证明它代表贪婪，警告住在对面的官员勿贪⑥！

▲李维述将军

我们回来的路略微不同，我注意到房子绝大部分是青砖建造，也有不少是黏土或泥巴的，少量是用竹子支撑，墙用劈开的竹子编织而成，就像在缅甸和暹罗通常所见一样。老少妇女集聚在门口台阶上，想要窥视一下外国人，即使这样的场合也没有人扭捏作态或者呈现畏惧的表情，这是上等阶层中国妇女通常的表现。这些妇女中的有的很漂亮清秀，粉腮动人。人们告诉我她们来自云南。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衙门派来两个衙役，他们在轿子前面奔跑，假意要大动拳脚驱赶人群，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那群顽童和横冲直撞的猪上面，然而这两者却对这两个衣衫褴褛的恶棍不屑一顾。这些可怜虫是衙门的渣滓，不得不动歪脑筋谋生，敲敲小竹竿，但这被衙门的班头所禁止，被监督。

▲衙门衙役

花了三个小时拜访客人，回到船上，尽管已经一点多了，但我们发现早餐还没有准备好，那个男孩说厨师到市场去了。两三天以来我注意到一些小迹象，综合起来显然表明我们的中国仆人想要摆脱束缚，自由逍遥去了，这无疑归功于辜鸿铭先生坦诚了他的看法。

这一最不幸的事件部分因为辜鸿铭先生对他职责的误解，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不想去云南。我们相互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尽管我们尽力像对待自己的同伴一样在各方面对他，为他考虑，他却发怒，或者假装发怒，不想从百色再往前走。这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一离开广州我们就发现他对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一无所知，他没有与友谊并非截然对峙的服从观念，而这种服从对像我们这样的探险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很快发现他很遗憾地缺乏一切动力，缺乏热情，完全不适合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尽管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伴侣，我对此完全认可。我相信事实是他曾被在陌生地方旅行的新鲜感，模糊的冒险愿望错误地吸引了，他形成的早期热情逐渐消散了，后来毫无踪迹了。这种热情产生的活力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当我们接近百色，这个我们旅行的水路终点和陆路起点，摆在我们面前工作的真相迫使他注意到穿越云南和老挝各地（因为气候和有生命危险而臭名昭著）旅行存在的艰辛和可能的危险，这对他而言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无趣。结果就是就在到达百色之前，他宣布过了百色他不能再往前走了，他想就乘载我们逆水而上到达这里的这艘河头船回去。当一个人对我们所从事的事情失掉了全部兴趣和心思，劝他留下来是徒劳的。

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一个翻译。听差开始宣称愿意继续前行（但态度过于夸张，对此我勉强接受了），休利特先生仁慈地允许我带走他，哪怕确实离不开他，只要他自己愿意跟我们走。我们正在为开始云南的旅行做准备时，他听到我们的首席翻译打退堂鼓，开始他表示想返回广州，最终直接拒绝再陪伴我们。这是一个关键的位置，有待填补。我们的两个翻译都不愿意往前走，我们的仆人看到这个，隐约感受到他们之后的遭遇，也表现出不服从的征兆，这根本无法安抚。

我们的心沉了下去，我们被置入一个如此令人丧气而纠结的两难困境中，如此艰难，以致谁也笑不出来了。但我们鼓足勇气，面对症结，力图保持镇定，似乎完全不受影响。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我们的仆人很可能都罢工，别指望他们，一句英文都不会说，会与一句汉语也不会说的两个英国人开始旅行。下定决心不让困难阻挠，我们决定只身继续前行，并开始做准备。

没有仆人和翻译，我们被迫改变最初规划的路线，即穿过云南东南部【广南、开化（Kai-hua）⑦和蔓耗】，到达一条更多人走的旅行线路，从广南府到云南府，即省会。后来，由于季节，以及每时每分对我们而言都至关重要，走一长段弯路，需要额外三十多天，这对我们而言是苦涩而不能接受的。

但“有心栽花花不成”⑧，必然性是不可对抗的。此外，我曾希望这次改变路线，从一条较少人走的路，转到从珠江到云南省府⑨的康庄大道，能够劝说仆人们至少跟着我们，还可能最终劝说听差也走。无论如何，我们的目标是离开百色，后面的事情听天由命吧。在到云南省府的半路，当仆人们不再能轻易离开我们时，我们能折向南方，返回到某些地方，比如蒙自（Men-tzu）或者临安府，接近我们原本想走的路线。

刚到下午，首先是同知，紧接着将军也来回访，每个人都遵循通常程式，对中国人的心灵来说极为令人振奋，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却是无赖般的舌绽莲花，俗艳不堪。首先到来的是今早陪伴我们的衙役，但现在只有四个，戴着他们的皂帽和鞭子，接着是一些男孩，拿着红色的对牌，上面刻着镀金的文字，其中有肃静、回避以及官员的品级。随后来的是红色的圆伞，其后是轿子，轿子里坐着这位大人物，由四个轿夫拾着。轿子后面跟着持牌的人，牌子都有专门的人举着，后面就是师爷和仆人。将军前后各有一个骑马的官员，他坐在轿子里。

武官通常要么骑马，要么在坐轿的时候让战马随行，但这次将军省掉了这道礼仪，武官坐轿会被认为无阳刚气，但这位将军，曾经叱咤疆场，不再健壮，不得不坐轿。

同知参观了我们所有的仪器，似乎对此很有兴趣，但他看英国地图的时候，似乎没弄明白，但看到中国地图眼睛一下亮起来了。关于当地的地形他一无所知，我能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只有镇安府的位置，就像我们逆水而上时怀疑的那样，我发现它没有在任何河流旁边，我们带的法国地图和英国地图都弄错了。

英国地图上这地方叫"Chin-ngan"，显示在一条河上，这条河在果化（Ko-hua）以上汇入西江，但实际上这条河并不存在⑩。我们一路寻找这条河，但一点踪迹都没有，最后一艘炮艇的鲁船长根据他个人的经验，第一个明确告诉我们镇安没有这样的河。从西江到这个城市最近的路是从那坡出发，有陆路需要三天半，这在上面提过。一场友好的长谈后，看到将军到来，同知就走了。

这位武官对罗切尔云南地图的兴趣远远超过其他，因为回民起义军营地标在上面。这位幸运的老兵，与另一位著名的将军杨玉科（Yang-yu-kǔ）⑪，凭借云南回民起义事件，从低级官员迅速升迁。我们现在的朋友在北方指挥一支军队，杨玉科在南方指挥，杨玉科将军后来攻克大理，这一荣耀部分通过回民的背叛而实现。两人都被上报，论功行赏，都被快速提拔，我敢说背后就是那位当时云南府的府台，现在他是福建巡抚"。从他狂妄的性格看，流言所谓提拔不仅靠能力，还靠不择手段，那位府台手中的工具被打上了肆无忌惮的烙印。在这个国家，成功并不导致成功，军功文治从来不被考虑，只要结果满意。两个人据说都在战争中获得了财富。

我们的朋友，那位将军告诉我们当马嘉理死亡时他在腾越（Teng-yueh，缅甸人称为Momein），那时他在服丁忧。当然，他对所发生的事倍感伤心，说如果没有命令，事情不会发生，根据他的讲述，马嘉理的死要归咎于腾冲的民团，一帮最危险最可怕的暴徒。他的解释是那个边境县份始终不安全，那时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无法管理。

他对那场战争的描述非常有趣，证实了贝德禄最为形象的描述是正确的，贝德禄的陈述在他参与格罗夫纳使团（Grosvenor Mission）所撰写的旅行报告中。他带着巨大的愤怒描述了那场战争的可怕，洋洋洒洒，详尽细致，最后他总结到：“那些人被屠杀，直到我开始恶心！”抽完鸦片，精神振作起来后，他说贝德禄对杜文秀（Tu Wen-hsiu），即所谓“穆斯林苏丹”事迹的描述基本是可信的，杜文秀提出的最后要求，不像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少杀人似乎是真的。他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家乡的人口从20000减少到1000人，他说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瘟疫非常可怕，大米极度匮乏，米价好几次达到每担二十五两滇银，1担等于176中国磅⑬。盐的价格几乎等同于同等重量的银！

他告诉我马如龙（总司令现在退休了）和他的锁子甲的故事，锁子甲据说穿在他的皮袍下面，这似乎是清帝国官员普遍的做法。他补充说在百色的三年任期他真心厌恶，但已经完了，当他到期后，希望能尽快被重新任命，他更喜欢云南，他的家乡寒冷而令人振作的气候，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家乡的诋毁。

▲“在家”的两位官员

注释

①潘泰（Panthay）一词（或译藩泰），系19世纪末驻缅泰及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英国殖民官员及入滇探险考察的西方探险家大量使用，以专指清末的云南回民反清起义者，以及起义被镇压后出逃到上述地区的滇籍回民，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术语，并进入到当时的英、法等西洋文字文献中。关于该术语之由来，曾引起当时的西方观察家及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东西方学者的长期争论，虽有仁有智，但始终是聚论纷纭而莫衷一是。林长宽、姚继德：《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语源考》，载《回族研究》，1993年04期。

②就是指百色总兵，参见前面注释。——译者注

③李维述，字信古，晚清时楚雄东瓜上章村人，生卒年月不详，时任右江镇标中左营驻防总兵官。参见当时百色同知陈金如著《百色厅志·职官》卷六：“李维述，云南楚雄县人，军功，五年二月任。”早年中过秀才，亦通文墨，勇力过人，工于心计。后以其父所积之资，经营马帮贩运，于迤西沿途开设马店，骡马多达99匹，并购置田产，举办团练，参与镇压杜文秀起义，屡立军功，官至总兵，一般记载为奔丁忧死于家中，没有出任百色总兵记录。晚年在家乡广置田产，大兴土木，曾首倡重建观音寺、关帝庙、大慈寺、神龙祠、东岳庙、马王庙、金蝉寺等，并于雁塔山下新建雁峰书院，延师讲学。——译者注

④英国多产的剧作家事利·詹姆斯·拜伦（Henry James Byron，1835——1884）创作，迈耶·卢茨（W.Meyer Lutz）谱曲的歌曲，于1881年上演。作者这里用这首歌曲表示一种粗野低俗的风格。——译者注

⑤即影壁。——译者注

⑥应该就是“犭贪”，山东曲阜孔府的内宅，有一面影壁。影壁上是一幅古画，画的是一头怪兽，头似龙，口如狮，身似麒麟，蹄如马。它的周围散落着被啃噬的珠宝，又大张血口欲吞食太阳。这个怪物的名字叫“犭贪”。孔府立此壁画，意在告诫子孙后代无论为官为商都要戒贪欲。——译者注

⑦清康熙六年（1667年）设开化府即开化城，今云南文山开化镇。——译者注

⑧英国谚语，原文为苏格兰方言"best-laid schemes o'mice an'men gang aft a-gley"，意思是对要做的事情精心计划却时常出错。出自罗伯特·彭斯的《致耗子》（Robert Burns“To a Mouse”）——译者注

⑨治所在今天的昆明。——译者注

⑩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册》第八卷广西一页，镇安府旁边有一条驮命江，在果化州以上的平马汇入西江。——译者注

⑪杨玉科（1838——1885），字云阶，白族，今兰坪县营盘街人。清同治（1862——1874）初，以义勇入清军滇池营，隶和耀曾麾下，参加镇压杜文秀回民起义；1864年，获代理云南布政使岑毓英赏识，擢为前锋、守备；1865年，攻陷义军据点丽江、鹤庆，由是显名，后屡与杜文秀交战，升游击、参将、总兵，清廷赐号“励勇巴图鲁”。1872年，攻破大理城，迫杜文秀自杀，升提督，御赐黄马褂。光绪元年（1875年），奉旨搜捕击杀英国间谍马嘉理的边民，又奉命镇压邓川州、腾越暴乱；"任开化总兵，记名简放提督"。1877年，迁广东高州镇，署提督。1885年初，法以重兵入关，教民应于内，玉科曰："吾百战余生，今得死所矣！"开关揭战，中炮亡。妻牛氏亦以身殉夫。清廷追赠太子少保，谥武愍。———译者注

⑫岑毓英（1829—1889），字彦卿，号匡国，广西壮族。岑毓英出生于广西，家族本是壮族劳寨土司，因清朝改土归流而家道没落，早年从军，受云贵总督劳崇光提拔并累功担任重要官职。1874年台湾牡丹社事件后，清政府任命其为福建巡抚，辖管闽台地区，加强西南海防。其任内不但整建两地军防水治，并于1881年前往台湾监督台北府城建城事宜，让本室碍难行的建城事宜得以继续；1875年任云南巡抚，下令腾冲县腾越镇边防军民阻挡来自缅甸的英国武装探险队，击毙英国驻华公使馆书记官马嘉理，引发马嘉理事件，导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岑毓英奉调云贵总督，并参与宣光之战，后因战功任兵部尚书；1889年去世，卒谥襄勤。——译者注

⑬应该就是中国旧式斤。——译者注

⑭马如龙（1832——1891），云南建水回龙人，回族。英勇善战，是滇南一支回民起义军首领。同治元年（1862年），马如龙认为“朝廷降旨招抚，官从和办，当知顺逆，是以从和办理"不失忠良后代，放下武器，退还城池，被委任为临沅总兵。杜文秀起义军东征，由于各方面原因失败，其中与马如龙策反、奋线有关。光绪十七年（1891年）马如龙殁于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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