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泛黄的油印文件静静陈列。《保健药社暂行条例》和《保健药社章程》的字里行间，仍能清晰地看到“发展地方卫生医药事业”“解决民生困难” 的字样。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泛黄的油印文件静静陈列。《保健药社暂行条例》和《保健药社章程》的字里行间，仍能清晰地看到“发展地方卫生医药事业”“解决民生困难” 的字样。

“这是1939年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重要文献，正是在这些制度保障下，诞生了挽救无数军民生命的‘防疫丸’。”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讲述。

透过展柜玻璃，曾经黄土窑洞里忙碌的身影和草药与油墨混合的特殊香气跃然眼前，烽火岁月里，这粒诞生于战火中的小小药丸，让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生命健康有了“护身符”。

延安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的《保健药社暂行章程》油印文件。高瑞瑞摄

烽火中诞生的防疫利器“防疫丸”：救命的指望

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正面临着双重生死考验。日军的轰炸让延安城满目疮痍，同时，伤寒、天花、猩红热等传染病还在贫瘠的土地上肆虐。

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晓梅满是痛惜地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党中央进驻前，边区每年死亡八九万人，病死率高达60%，儿童和妇女是最大的受害者，这都是“缺医少药”带来的沉重结果。

“采集土产药材，解决民生困难”，展柜中《保健药社章程》第三条中这行看似普通的文字，道出了1938年陕甘宁边区的生死抉择。就在这临危之际，一份委任状送到了时任延安市委组织部长李长春手中——民政厅委托他筹备保健药社。1939年7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后，保健药社在安塞县冯家墕正式成立，李长春担任主任。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防疫丸”药品单。 延安革命纪念馆图

“保健药社成立后，《保健药社暂行条例》详细规定了药社的宗旨、任务和组织架构，其中第七条明确写道，聘请有经验的中医人员，炮制丸散膏丹代替西药。这些制度设计，为后来‘防疫丸’的诞生筑牢了根基。”延安市安塞区方志办办公室工作人员吉小东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西北局保健委员会投资700元，加上民政厅送来一部铁合线机子折合800元，这就是办药社的全部家当。” 刘晓梅翻着史料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介绍道，当时李长春带着几名中医，在土窑洞里支起药碾子，按照章程里“采集中西药原料、改良中药”的要求，开始了艰难的制药尝试。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实物展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合线机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就是当年制作防疫丸的关键设备，中医们把麻黄、柴胡等本地药材配伍后，用它压制成丸，再用油纸包裹防潮。”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道。

“那时候看病特别困难，偏远村庄根本没有医疗机构，一碗中药汤、一个中药丸就是救命的指望。” 刘晓梅告诉记者，当时西药在封锁中几乎断绝，传统中药汤剂又难以携带和保存，研制便于运输、疗效确切的成药是当务之急。

1939年12月，保健药社扩大组织，派人冒着风险到山西采买药材，聘请中医名家钻研制药方法。经过无数次试验，防疫片（后改为防疫丸）、八仙丹、五代丸等一批药品终于研制成功，其中防疫丸因对传染病疗效显著，成为药社的“拳头产品”。

在定边县保健药分社的档案里，保存着当时的药品价格表。“防疫丸每包售价5分钱，贫困群众可免费领取。”定边县史志办原主任马骥感慨道，这正契合了《保健药社章程》中 “服务军民” 的宗旨，这些制度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扎根群众的生存智慧。

黄土高原上的防疫网络：22个分社的药品接力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边区地图上，红色标注的22个圆点格外醒目——那是1943年保健药社分社的分布。从安塞县冯家墕总社出发，红色线条像毛细血管般延伸至绥德、陇东、吴堡、定边等地，讲解员说：“这张网络让防疫丸能在最短时间送到群众手中。”

抗战时期，背着药箱的医生正走在山路上下乡救治患者。高瑞瑞摄

“保健药社成立之初规模较小，仅设主任1人、医生2人、司药3人、杂务人员3人。”吉小东告诉记者，1939年12月，随着保健药社分社的扩大，仅在短短几个月内，通过采购中药、聘请有经验的医生经营，成功治愈了边区干部休养所的许多病员，赢得了周围机关及群众的信誉。

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保健药社印章。高瑞瑞摄

1941年春天，陕甘宁边区裴庄一带瘟疫蔓延，村民们蜷缩在土窑洞里，高烧不退、上吐下泻，恐慌像陕北的风沙一样笼罩着村庄。就在这时，几个背着红十字药箱的身影出现在这里——保健药社的医生阎金荣带着队员来了。他们打开随身携带的木箱，里面整齐码放着一排排油纸包裹的黑色药丸。

这样的救援在边区时常上演。1941年5月，边区卫生处组织医疗防疫队前往甘泉、富县、志丹等重灾区，保健药社提供的防疫丸成为“主力药品”。队员们在两个月内为431人注射防疫针，325人种痘，治疗病人1199名，成功扑灭了疫情。当时的防疫报告上清晰记录着“防疫丸对伤寒治愈率达七成”。

为让防疫丸惠及更多群众，保健药社创新推出“分社+巡回医疗”模式。马骥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当时当地中医张善、孙芦山等人秉持着 “诊病不挂号，手续简单”的原则，经常背着药箱深入偏远山村。这种扎根基层的做法，让防疫丸的推广效率大幅提升，截至1944年，药社及其分社共治疗病人两万余名。

在纪念馆的“军民鱼水情”展区，一封村民感谢信格外感人：“保健药社的医生送来了防疫丸，我家娃娃才捡回一条命。”刘晓梅告诉记者，当时药社对灾民免费治疗，对抗日军人家属九折优惠，“苏合丸价格比其他药铺低25%”。正是这种“便民省钱”的理念，让防疫丸不仅是药品，更成为凝聚民心的纽带，构建起覆盖全边区的“防疫长城”。

刘晓梅说，保健药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中创造了诸多“第一”：他们用普通器具改造制药设备，在土窑洞里完成药材炮制；深入田间地头调查32种药材的产地和采挖季节，编制成表下发指导群众采药；通过“中药西制”的创新方法，研制出茴香亚精、肉桂酊等替代西药的中药制剂。

跨越八十年的精神传承，至今守护着当地人民

保健药社发展后期施行“以药为主，以医为助，医药兼顾”三位一体的特殊模式，既是一个经营药材的商业机构，又是一个医疗卫生组织，它以经销药材所得利润为经济基础，用以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解决了边区药物缺乏的困难局面，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1945年，保健药社总社转入群众性卫生合作社，扩股中增加社员80余人，股金270万元（商业流通券，时为边区本位币），仅自1945年8月至9月半统计，保健药社总社营业总额达1850余万元（商业流通券）。

《陕西省志·卫生志》记载，1947年3月，保健药社被迫转移至清涧县解家沟花岩寺。1953年，更名为延安市中医诊所。1955年1月6日，中国药材公司延安分公司成立；7月，延安市中医诊所撤销。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采取合股合办经营的形式，为边区群众提供送医上门、看病免费、药价低廉的医疗服务。这些深受群众欢迎的做法和形式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延续，成为农村合作医疗的雏形。”马骥介绍。

马骥还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1949年10月，定边县保健药社更名为“定边县人民卫生院”，设有中药房，这也是现在定边县人民医院的前身。“如今，虽然防疫丸已经成为历史的缩影，但防疫丸的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继续守护着当地居民的生命健康。”

站在纪念馆的 “精神传承” 展区，看着墙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标语，刘晓梅深有感触：“边区医药工作者的初心就是守护军民健康。”从1939年防疫丸诞生，到今天新冠疫苗研发；从22个保健药社分社，到覆盖全国的县级基层医疗网络；从油印的《保健药社章程》，到完善的公共卫生法规，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早已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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