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翻开泛黄的档案，白纸黑字记录着更震撼的事实：同年日本殖民当局首次在台招募“海军特别志愿兵”时，报名人数竟飙升至31万余人，几乎占全岛适龄男性的9%。若算上后续陆军招募，总数直逼百万大关。

“1943年，日本在台湾招1000名军人，竟有60万人抢着报名！”这个由台湾学者蔡正元披露的数据，初听犹如天方夜谭。

但翻开泛黄的档案，白纸黑字记录着更震撼的事实：同年日本殖民当局首次在台招募“海军特别志愿兵”时，报名人数竟飙升至31万余人，几乎占全岛适龄男性的9%。若算上后续陆军招募，总数直逼百万大关。

这组数字为何如此刺眼？时间倒回1943年盛夏的台湾街头。日本殖民政府贴满“岛民最大荣光”“报效圣恩”的标语，警察挨家挨户“鼓励”青年填表。

报纸头版歌颂着第一批穿日军制服的原住民“高砂义勇队”在菲律宾丛林的“神勇”；电影院反复播放《沙鸯之钟》，这部美化泰雅族少女为日本教师殉身的“皇民样板戏”，把效忠天皇与崇高牺牲画上等号。

表面上热火朝天的“志愿”浪潮，实则浸泡在殖民机器的算计中。日本自1937年全面侵华后兵员枯竭，朝鲜先被征调，而台湾因“恐其心向中国”被刻意延后征兵。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瓜岛战役惨败，才紧急将台湾推上“人力补给站”的位置。所谓“志愿”，不过是军国主义绞索下精心包装的生存游戏。

筛出“天皇的合格零件”

面对潮水般的报名者，日本殖民当局架起一道严苛的过滤网。想穿上军服？先过五关：

年龄卡在16到25岁之间，身高体重按岁数标尺量，18岁者需达157公分、49公斤，胸围79公分，差一毫都不行。这仅是门槛，宜兰青年许阿钟回忆：“我前后被拉去做了5次体检！”从初筛到终审，稍有病容或体力不支立刻淘汰。

笔试考日文读写算数，口试更暗藏杀机。官员紧盯你是否“思想纯正”，对日本教官是否“态度恭敬”，甚至方言口音稍重都可能落选。一位通过考核的台籍老兵苦笑：“他们不要‘人’，要的是听话的零件。”

通过者捧着的“适任证书”薄如蝉翼，却重如枷锁。训练所发下制服时，要求学员当场打包私人物品寄回家，从穿上军装那刻起，你的身体与灵魂都归“天皇”所有。

而落选者同样难逃罗网：殖民政府顺势将健康青年编入军属、军夫，送往南洋修机场扛弹药，用另一种形式榨干血肉。

更残酷的是概率游戏。首期海军招募仅录取1000人，31万报名者中99.7%沦为“炮灰预备役”。高雄码头挤满了送行家属，有人满脸荣光，有人泪眼婆娑。他们不知道，这批“幸运儿”中的许多人，即将消失在太平洋的硝烟里。

血泪浸透的“荣耀”

当被选中的台湾青年踏上军舰时，殖民者许诺的“武士荣光”瞬间化为泡影。1944年，菲律宾莱特湾海面上，台籍海军二等兵陈金土蜷缩在“冲波号”驱逐舰底舱，耳边是美军轰炸机的尖啸。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长官命令我们这些台湾兵去甲板当人肉瞭望哨，日本人全躲进装甲区……舰体炸穿时，最先淹死的总是我们。”

在丛林战场，被包装成“热带作战专家”的高砂义勇队更沦为炮灰。1942年巴丹半岛战役中，日本将原住民青年驱赶至美军机枪射程内探路，生还率不足三成。一位泰雅族幸存者悲愤控诉：“日军说我们是‘活指南针’，其实是‘活地雷探测器’！”

最惨烈的牺牲发生在1944年12月的菲律宾奥尔莫克湾。日军为阻滞美军登陆，强征180名台籍工兵组成“薰空挺队”，命令他们抱着炸药包跳海自杀式攻击。

仅一夜后，海面浮尸中飘着写有中文姓名的木牌，这些青年至死都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实则是军部早已放弃的弃子行动。

60万人为何“自愿”？

回到那个震撼的报名现场：60万青年挤破头争抢当“鬼子兵”，真是被洗脑了吗？剥开历史的多重褶皱，真相远比想象沉重。

首先是一把悬在头顶的“经济铡刀”。1942年起，殖民当局推行“战时配给制”，台湾人每月仅获配15台斤糙米（约9公斤），不到日本本土居民的1/3。屏东农民林水木的日记记载：“全家吃香蕉芯熬的糊，弟弟饿得啃墙土。当兵至少能吃白米饭。”

更致命的是“糖粮剪刀差”。台湾作为亚洲糖仓，年产百万吨蔗糖，但殖民者强制压低收购价，再用高价向农民返销粮食。台南糖农黄阿财报名当天哭诉：“种三年甘蔗换不来一袋米，军营反倒管饱！”

洗脑机器也在全速运转。学校里日语课增至每周18小时，小学生晨会必须朝东京方向鞠躬；社区推行“国语（日语）家庭”认证牌，挂上铜牌的家庭可多领配给。

基隆青年吴天赐道破玄机：“父亲逼我报名，就为家门口那块牌，没它连病院都进不去！”

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43年突然强征的“国防献金”。家家户户被摊派缴铜铁、献珠宝，连门环都要撬下来。台北大稻埕杂货店老板在账本里夹着字条：“警察说交不出钱就让儿子‘志愿当兵抵债’。”

幽灵兵团

1945年8月15日，天皇投降诏书广播传来时，幸存的台籍日军正在印尼战俘营搬运尸体。他们不会想到，苦难才刚刚开始。

日本战败后，盟军统计显示：约20.7万台湾籍日军人员中，3万人战死，17万人沦为战俘。但当东京开始发放军人抚恤金时，台湾兵名册却被“笔尖删除”。日本政府声称：“台湾人非正式帝国臣民，不适用《战伤者援护法》。”

更荒诞的闹剧发生在战犯审判席。1946年马尼拉军事法庭上，11名台籍日军看守被控虐待盟军战俘。

尽管他们出示了“听令行事”的证据，最终仍有6人被判绞刑。辩护律师激愤质问：“为什么下令的日本军官仅判十年，执行命令的台湾人却要偿命？”

真正撕裂人心的，是靖国神社的幽灵名册。日本在1978年秘密将4.6万台湾籍战死者纳入合祀，许多遗属直到2000年后才知情。

花莲太鲁阁族后代拉拜·尤干红着眼眶说：“祖父被日军逼着跳崖，现在名字却和凶手供在一起，我们该向谁讨公道？”

而历史最大的讽刺，藏在金门岛上一座无名墓碑里。1949年古宁头战役中，一位被国军俘虏的台籍老兵跪地痛哭：“我替日本人打中国人，又替国民党打共产党，到底为谁拼命啊？”

数字背后的血肉温度

回望1943年那60万份报名表，每一张纸都浸着殖民地的血泪。有人为半袋米签下卖身契，有人被刺刀逼进体检站，更多人困在“皇民炼狱”里无处可逃。

这段历史在台湾岛内长期被刻意淡化，直到近年才逐渐浮现。2019年，屏东农民在挖地基时发现刻着日文姓名的军用水壶，壶底用中文小字刻着“母病危 儿不归”。当锈迹斑斑的遗物重见天日，我们才真正触摸到那代人的伤痛，

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被时代巨轮碾碎的万千人生。

来源：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