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内地共有27个省会/首府，GDP总量最高的广州超过3.1万亿，最低的拉萨不足1000亿元，不及东部县级市。

强省会还是多中心，这是一道难题。

我国内地共有27个省会/首府，GDP总量最高的广州超过3.1万亿，最低的拉萨不足1000亿元，不及东部县级市。

然而，广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强省会”，拉萨也不是大众话语中真正的“弱省会”。

衡量省会的强弱，看的不只是GDP总量，更重要的是省会GDP占全省的比重。

谁是名副其实的“强省会”，谁又是“弱省会”？

最强省会和最弱省会，都出人意料。

省会经济占全省比重，一般以省会“经济首位度”来衡量，这里的首位度是大众媒体约定俗成的概念，与学术上有一定区别。

一般而言，省会GDP占全省比重超过30%的可视为“强省会”，低于20%的多被视为“弱省会”。

如果省会经济比重占比超过50%，则是强省会的极端，堪称“一省一城”；

反之，省会占比低于15%，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弱省会”。

以此来看，强省会几乎云集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东部地区的省会首位度普遍位居中下游乃至垫底。

根据最新数据，我国典型的强省会包括银川、长春、西宁、西安、哈尔滨、成都、拉萨、武汉、海口。

其中，成都、西安、武汉，堪称双重意义上的“强省会”。

GDP破万亿乃至2万亿，全省经济占比超过1/3，在全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最极端的还是银川、长春、西宁，省会经济占据全省半壁江山。

意味着在省会之外，几乎没有能独当一面的地级市。

西部省份地广人稀，产业结构单一，全省经济体量本身就不大，“一省一城”符合常态。

与之对比，典型的弱省会，包括南京、济南、呼和浩特、石家庄等地市，南京位列倒数第一。

有意思的是，这些省会在所在省份都不是经济第一大市，也不是人口第一大市。

省会在全省无法“一家独大”，也难以形成对全省经济产业发展的主导权。

南京与苏州，济南与青岛，呼和浩特与鄂尔多斯、包头，石家庄与唐山，都是如此。

最“弱”的省会，到底有多弱？

这里的“弱”，不是经济实力之弱，而是“首位度”之弱，且是经济首位度、人口首位度双重意义上的弱。

南京、济南可谓难兄难弟。

两城经济占所在省份比重双双不足14%，南京更以13.5%位列倒数第一。

人口首位度更低。南京、济南常住人口均未突破1000万大关，占各自省份人口比重分别为11.2%、9.4%，济南不足1/10。

此前首位度最低的省会一直都是济南，2020年济南借助合并莱芜，曾扳回一城。

过去几年，南京、济南一度双双喊出“强省会”的口号，但首位度双双不增反降，南京更从14.4%下降到13.5%。

究其原因，南京、济南所在的江苏、山东两省，均以发展均衡著称，经济强市林立，县域经济发达，百强市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梯队。

且不说江苏各大地级市素有“十三太保”之称，全部跻身TOP100城市之列。

就是山东，在青岛、烟台等万亿城市之外，也有以潍坊、东营、淄博为代表的众多工业大市。

“多中心”只是结果，而非原因，背后更多是区位格局、产业结构与国家战略布局导致的结果。

南京、济南，为何沦为“弱省会”？

弱省会的另一面，是“多中心”，东部沿海省份普遍呈现“多中心”的发展局面。

一大原因在于港口。

全球化时代，谁靠近港口，谁就接近国际市场，足以获得发展先机。

外贸与制造业通常是同频共振，港口带动一众工业城市崛起，苏州、青岛、宁波、泉州等地都是如此。

其二，港口之外，计划单列市的政策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我国城市体系中，享受财政单列且为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最为醒目，这些城市与省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目前，我国5个计划单列市都在沿海，包括深圳、宁波、青岛、厦门、大连。

所对应的广州、杭州、济南、福州、沈阳，恰恰都不是强省会。

其三，在都市圈和城市群时代，超级中心城市、大都市圈的虹吸效应同样不容低估。

南京之所以难以“一城独大”，在于附近有上海这一超级城市的存在，上海大都市圈将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都纳入“势力范围”。

事实上，苏州崛起的背后，正得益于与上海形成的“研发-制造”协同优势，再加上自身坐拥全国最多的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发展自然更胜一筹。

因此，南京、济南的“弱省会”，都不乏客观因素，但人口集中度迟迟难以提升，存在感始终立不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来源：阿青说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