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霸权”到“情感解放”：西方情感哲学的现代转型

摘要：兴起于西方二十世纪中期的情感转向，引发了当代哲学对情感问题的关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当代西方情感哲学的起源、发展与应用研究”（18CZX045）认为，这场转向实质上引发的是一场本体论变革，它意味着以“力量”为核心的本质主义一元论登上历史舞台，重新建构了反二

兴起于西方二十世纪中期的情感转向，引发了当代哲学对情感问题的关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当代西方情感哲学的起源、发展与应用研究”（18CZX045）认为，这场转向实质上引发的是一场本体论变革，它意味着以“力量”为核心的本质主义一元论登上历史舞台，重新建构了反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基础与逻辑框架。

原文：《当代西方“情感转向”引发“本体论”变革》

作者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崔露什

图片 | 网络

从“二元论”到“一元论”

西方学界兴起于二十世纪中期的“情感转向”，被看作继“语言学转向”之后新一轮学科话语范式的转型。然而，情感转向带来的真正价值，并不只是单纯地对“情感”概念进行重新解读或阐释，而是一场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情感“现象”的分析与描述，而不关注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当代著名情感理论家布莱恩·马苏米曾指出，现代情感理论研究仍停留在对其“能指”层面的研究，它们只关注形式、结构、现象等方面的研究，情感不能沦为“情绪”的代名词。另一位学者格劳斯伯格也表示，现代情感研究往往走向与“力比多”相关的欲望这条道路，这似乎成为思考情感的一条假设，这无疑显示了情感研究被窄化，尤其在文化、跨学科、女权主义等研究中，此类问题比较突出。这些批评是中肯的，当下情感研究仍存在一些错误的解读和粗浅的理解，即过度沉浸于对“情欲”“欲望”“力比多”等现象领域的考察，或仅仅满足于对“情绪”表象进行心理学上的分类与解读，而忽略了其背后隐藏的真正问题。

情感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关心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西方，自古希腊时期以来，哲学家们就展开了对它的讨论与研究。然而，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主流的西方传统哲学中，“情感”往往与“理性”相对立，情感从属于“身体/物质”的范畴，因此被打上“被动”和“消极”的烙印，理性则属于“心灵/灵魂”的范畴，是主动的、积极的存在。这一观点直到17世纪才有所改变。随着医学、神经学、解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兴起，人们对身体与心灵的了解不断增进，身体逐渐获得自主赋能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不再是消极和被动的，情感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含义。但是，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结构，理性对情感的绝对权威性与驾驭性之观念依然没有改观。当时，以笛卡尔哲学为主流的思潮普遍认为，理智与情感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心灵与身体的互动借助脑室的神奇器官“松果腺”的连接，并且理性有绝对的能力控制人们的情感。

对此，被认为是开启现当代情感哲学思想先河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提出反驳意见，他强烈否认身体与心灵的对立，认为它们都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属性，理性与情感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实体的本质力量。由此创建了“实体-情状-外物世界”这一情感认知模式，并奠定了“表现主义一元论”这一当代情感哲学本体论基础，彻底终结了西方传统二元对立的情理模式，拉开了现当代哲学本体论改造的序幕。

“力量”与“强度”：情感的本体论基础

斯宾诺莎的“力量主义”本体论为西方当代情感理论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实体的本质是“力量”（power），情感是对这种生命能量的表现。他主张区分“情感”（affect）与“情绪”（passion），前者具有相对主动、理性、积极的能动性，是与本源力量和创造力密切相关的样态表达；后者则是消极、缺乏理性的被动情绪。

德勒兹继承了斯宾诺莎哲学的本体论体系，将实体进一步阐释为“强度”“差异”与“纯粹的活动”。在认识论上，他进一步打通“实体-分殊”之间的逻辑间隔，通过提出“无器官的身体”等理论设想，建构一种“无中介的感性传递”模式，建立起“人类”（身体-心灵）与“世界整体”（本体层/实体/生命/自然）的沟通，也为彻底摧毁西方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苏米将“强度”概念进一步具体化和现实化，提出“情感即强度”的观点。他通过脑科学实验证明，“情感强度”是一种“高等功能”，它是先于主体的强度运动，其运转速度之快，使得身体与心灵无法捕获它。情感强度发生的时空具有“虚拟性”和“悬置性”；情感不与经验、社会语言、线性逻辑、主体等绑定，也不符合任何“线性叙事逻辑”，它遵循“非镜像性”的艺术反映逻辑，呈现为一种“反常系统”。

奈格里也进一步将“力量”阐释为“张力”，一种“构成性的存在之力”，是“诸多力量抗争”的结果。这种力量的集合体以“个体生命感受/情感”为基准，艺术创作遵循“集体欲望-生产-艺术”的逻辑，排斥任何外在于诸众身体感受的意识形态价值。

马舍雷则在斯宾诺莎“力量-样态”本体论机构基础上，衍生出“同质异构”和“多角度阐释”等文学理论观点，并提出“感性生活”这一概念，认为“个人主体性”的确立是在关系中被给予的，而“感觉能力”是维持这种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与基本要素。

后继学者都以此为根基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例如弗朗索瓦·祖拉比什维利、西尔文·汤姆金斯、弗莱德里克·詹姆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彼得·斯洛特戴克、雅克·朗西埃、伊丽莎白·吉尔登、埃尔斯珀斯·普罗宾、兹拉坦-菲利波维奇、杰米·斯凯·比安柯等学者，他们运用当代情感哲学的理论成果，对黑人小说、集中营小说、忏悔体裁文学、后现代艺术、技术电影等进行研究，并提出“羞耻与写作”“情感的消逝”“情感非镜像表达”“情感锚点问题”“情感面孔论”“情感与浮夸”“超人类感知”等理论观点，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同时对中西方当代美学话语建构起到积极作用。

“力量本体论”视域下“情感”的翻译与研究

西方当代情感哲学普遍采用斯宾诺莎对“情感”概念的界定：“情感（affectum/affect）是身体的感触（affectiones/affections），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力量（potentia/power）增进或退减，顺畅或阻碍。所以无论对这些感触中的任何一个感触，如果我们能为它的正确原因，那么我便认为它是主动的情感（actionem/action），反之，便是被动的情感（passionem/passion）。”这一定义有两个重要贡献。第一，它颠覆性地提出情感是“身体”与“心灵”共同协作的结果，也就是说，情感不再被单一地判定是身体的活动，与心灵和理性隔绝对立，受理性驾驭和支配。这就彻底摧毁了西方长久以来“身心二元”的传统论调，也打击了“理性与感性”对立的固有观念。第二，这个定义将情感同自然实体——活动力量（power）——绑定在一起，宣告了“情感”与本体层的直接关系，从此“情感”的历史地位得到根本性提高，与“理性”同等。更重要的是，这一定义区分了情感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即“主动情感”（action）与“被动情感”（passion），并充分肯定了前者的价值。

德勒兹认为，在当代情感哲学的阐释背景下，不区分“affect”（情感）与“affection”“passion”（情状或激情）是灾难性的。马苏米、奈格里、马舍雷、祖拉比什维利等学者也都在研究中，严格区分“affect”（情感）与“passion/affection/perception”（激情/情绪/情状/感触）的不同，前者与本体的力量密切相关，是强度、能量、生命、活动力量等的直接体现，并且包含理性思考。因此，它与单纯表示被动的、消极的、与理性相对的修饰情绪的词，如emotion、passion、feeling、perception等有本质区别。这些词汇往往代表传统认知中只接受影响、受动而动、缺乏自主性的情绪。当代情感哲学首先要做的就是为情感正名，赋予它一个与时代学术背景相匹配的名称，即“affect”（affectus）。

在我国，学者们通常将西方当代情感哲学转向以来的“affect”翻译为“情动”，与之相应的理论“affective theory”翻译为“情动理论”。但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并不太注意区分这个词语与其他表示情感的词汇的异同，甚至也时常将情绪、感觉、激情等表示经验现象的概念，纳入所谓“情动理论”的研究框架中，这实则掩盖和混淆了当代情感哲学真正要面对和研究的问题。

在我看来，当代情感理论研究使用“affect”“emotion”“sensation”“feeling”，抑或将其翻译为“情动”“情感”等，都不是判定其是否具有当代理论话语属性的根本标准。当代学者们必须意识到，他是否在“新的本体论体系”下阐述这个问题，即是否在反对“二元对立”“主客对立”的哲学立场下谈论情感概念。

总体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当代情感理论研究，都不应仅停留在表面的“情感”概念、表现、现象、经验的对比上，而是应该深入到各自哲学内部的本体论架构与逻辑框架中，去挖掘“情感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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