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深耕中原统御四方”的智慧谋略农耕文明的选择

摘要：翻开我们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是以中原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为中心，以华夏文明、儒家文化和汉字体系为特征，呈现出一种逐步向南方长江流域、西方关中及河西走廊、东方向华北、北方向东北不断拓展辐射形成的“中原+边疆，中原-边疆”格局，在对待东南西北四个

翻开我们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是以中原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为中心，以华夏文明、儒家文化和汉字体系为特征，呈现出一种逐步向南方长江流域、西方关中及河西走廊、东方向华北、北方向东北不断拓展辐射形成的“中原+边疆，中原-边疆”格局，在对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开疆拓土方面，也根据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的不同环境、面临的不同民族互动情况，以不同智慧开拓塑造国土疆域和民族心态，共同缔造了伟大国家根基。这种统御模式是有“农耕文明”的特点决定的。

一、深耕中原文明，逐步将中原打造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

我们中华文明以炎黄部落联盟为主体、以华夏文明为核心、以中原黄河流域农耕发展为中心，通过制度构建、文化融合、经济开发与技术推广四大清晰路径，历经奠基、发展、融合、鼎盛四个阶段，深耕中原文明，打造历史脉络，逐步形成稳定与兼具包容性的文明体系。

1、炎黄至夏商周以“部落融合与秩序建立”为核心，致力于文明奠基

炎黄部落通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整合黄河流域部落，形成早期华夏族群，确立“华夏”作为中原文明的身份内核，通过部落联盟与文化认同，奠定“天下共主”的文化共识。

炎黄时期催生生产技术萌芽，发明耒耜、推广刀耕火种，逐步从游牧转向定居农业；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在商代达到顶峰，用于礼器与农具，提升中原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圈。

周代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将今天河南、陕西、山东等中原核心区纳入层级治理，以“周礼”规范社会伦理，构建早期礼乐文明，创新制度与文化雏形，强化中原文明的制度根基。

2、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以“大一统与多民族交融”为核心，进入发展与拓展期

秦朝统一中原后，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小篆、度量衡与货币，彻底打破地域割裂，首次实现中原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大一统”；汉代继承并完善，通过“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核心价值观，融入察举制选官与社会治理，巩固大一统制度。

汉代普及铁犁牛耕、发明耧车，中原地区成为“天府之国”与粮食主产区；开通丝绸之路，中原文明通过商贸与丝绸、冶铁术技术输出影响周边，吸收西域佛教、葡萄种植技术文化，丰富自身内涵，实现经济与技术突破。

民族融合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南迁并建立政权，在统治中原过程中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语、汉服、迁都洛阳逐步“汉化”，中原文明以包容性吸纳异族文化，扩大文明覆盖范围。

3、隋唐至宋元以“开放包容与文明辐射”为核心，推动民族融合与社会鼎盛

制度与经济鼎盛：隋唐完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将中原的治理模式推向成熟；大运河贯通南北，使中原以洛阳、开封为枢纽成为全国物资集散中心，城市繁荣以使长安、洛阳人口超百万，农业发明曲辕犁、筒车、唐三彩、宋瓷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坊市制瓦解，逐步达到顶峰。

唐代以开放姿态吸纳突厥乐舞、印度佛教艺术周边文明，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风貌；宋代理学兴起，深化儒家思想的哲学内涵，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在中原成熟并向外传播，推动文明技术升级，文化开放与辐射，使中原成为当时东亚文明的核心辐射源。

元代以蒙古族为统治主体，仍以行省制中原制度治理核心区，推进多民族共治实践，将中原的农业技术、文化典籍推广至更广阔区域，进一步巩固中原文明作为全国主导文明的地位。

4、明清以“集权强化与文明守成”为核心，传承整合进入固化期

明清强化中央集权，如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严格管控中原核心区，通过八股取士科举制固化儒家思想，确保文明价值观的统一；修缮黄河、淮河水利工程，维护中原农业生产的稳定，多方面多领域加强中央集权与文化整合，全方位保障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

通过平定内部叛乱，如明代平定倭寇、清代平定准噶尔，稳定中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加强文明边界的巩固，使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长期保持稳定。

历朝历代励精图治，强化制度构建，奠定治理根基；推行统一的文字，如秦篆与汉隶、度量衡和历法，打破地域壁垒，强化文明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入教育、选官与社会伦理，吸收融合周边文化，推动文化融合，丰富中原文明内涵，凝聚精神内核，形成共同价值观念；通过经济开发，夯实物质基础；技术推广，驱动文明升级，支撑中原地区长期作为经济文化中心。

历朝历代通过综合运用军事行动、行政整合、经济开发与文化融合的综合过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疆域格局和“以和为贵、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从而奠定中华文明“基本盘”。

二、开疆拓土不同方向采取不同策略，展现不同卓越智慧

1、北方：以防御与融合为主，北击北伐谋统一

北方多为游牧民族聚居地，中原王朝常以主动出击抵御或征服为目的，“北击”多为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政权的主动军事打击，体现军事对抗性；“北伐”多为南方政权或势力向北方进军，争取统一或恢复故土，多含正统性征讨意味。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击”主要有：

汉武帝北击匈奴。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多次率军北伐匈奴，收复河套地区，霍去病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左贤王部，彻底扭转汉朝对匈奴的战略劣势，击溃匈奴主力，使匈奴势力大幅衰落，更以“封狼居胥”闻名，保障了北方边境安全，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

唐太宗、唐高宗北击突厥、薛延陀。唐朝初年，突厥势力威胁北方，唐太宗派李靖等以突袭战术北击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灭亡东突厥；此后又击败吐谷浑、薛延陀，将北方草原纳入羁縻统治范围，巩固了唐朝的北方疆域。

明成祖五征蒙古。明朝永乐年间，为消除蒙古残余势力的威胁，明成祖朱棣五次亲率大军北伐，打击鞑靼、瓦剌等部，暂时稳定了北方边境，维护了明朝对漠南地区的控制。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伐有：

东晋祖逖北伐。东晋初年，名将祖逖率部北伐，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虽因朝廷支持不足最终未能成功，但鼓舞了中原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志。

南宋岳飞北伐。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岳飞以“还我河山”为目标，率领“岳家军”多次北伐，在郾城、颍昌等战役中大败金军精锐“铁浮图”，击败金军主力，收复郑州、洛阳等地，逼近黄河，“直捣黄龙”的口号成为抗金的象征，后因宋高宗求和而被迫班师。

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元末，朱元璋在江南建立政权后，派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攻克今北京元大都，推翻元朝统治，结束蒙古在中原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向北统一全国的成功案例，合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南向北的成功统一。明太祖时期将领蓝玉，主导“捕鱼儿海之战”，率军深入蒙古草原，突袭北元残余势力，俘获大量皇室成员和部众，几乎摧毁北元主力，使蒙古势力长期无法对明朝构成大的威胁。

1926-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近代史上，国民革命军重要将领独立团团长叶挺，率军从广东起兵北伐，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攻克武汉、南京、北京等城市，形式上统一全国，结束了北洋军阀的分裂统治，叶挺部队被誉为“铁军”。

中国历史上的北击北伐军事行动，反映了南北势力的对抗与融合，行动结果通常影响着王朝的疆域、统治格局乃至民族关系。比如长期拉锯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清入主中原，反而推动了对蒙古高原、东北等地区的直接管辖，实现疆域整合。

2、西方：以侧重通道控制与多元交流为主，“西征”开拓疆土，形成多民族共存的边疆形态

对今新疆及中亚西域的开拓以“西征”为主，附以设置管辖机构和治理上的“羁縻”政策稳固边疆边防，核心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兼具军事防御与商贸交流功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征有：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主要目的是联合西域诸国夹击匈奴，客观上开辟了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是中原王朝对西域探索的重要开端。

东汉班超经营西域。东汉时期，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后奉命出使西域。他凭借谋略和武力，平定莎车、龟兹等国叛乱，击退大月氏入侵，重新打通西域通道，使西域诸国归附汉朝，巩固了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延续了丝绸之路的繁荣。

唐朝对西域的经略。唐朝为巩固西北边疆、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多次对西域用兵。唐太宗时期击败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将西域纳入管辖范围；高宗时期进一步拓展，势力延伸至中亚地区，对西域的政治、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13世纪，蒙古帝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西征，是古代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不仅极大扩大了蒙古帝国的版图，也极大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第一次由成吉思汗主导，击败花剌子模，势力扩展至中亚。第二次由拔都率领，征服今俄罗斯斡罗思、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地区，建立钦察汗国。第三次由旭烈兀统领，攻占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势力延伸至西亚，建立伊利汗国。元朝时期将西藏纳入版图后，通过宗教与行政结合巩固治理。

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率军西征，击败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大部分地区，推动1884年新疆建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巩固边疆的重要军事行动，也是近代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关键行动，成功挫败外国势力对新疆的觊觎，意义重大。

3、南方：以渐进开发与行政整合为特点，体现“以文治代武攻”特点

长江以南的南方早期开发较慢，通过秦始皇南征百越纳入版图，经历多次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后的南迁等，军事征服+行政上设郡置省，强化管辖，逐步实现经济、文化融合。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南征事件有：

秦朝秦始皇南征百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屠睢、任嚣、赵佗等率军南征今华南及越南北部地区的百越，历经多年征战，将岭南纳入秦朝版图，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南方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南方大规模的统一行动。

西汉汉武帝平定南越。今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原为秦朝南海郡尉赵佗所建，汉初虽称臣但相对独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军南征，灭亡南越国，将其地纳入汉朝直接管辖，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权对南方的统治。

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蜀汉建立后，今云南、贵州一带南部的孟获等部族发动叛乱。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七擒七纵孟获，最终使其归服，平定了南方叛乱，稳定了蜀汉的后方，为北伐创造了条件。

元朝忽必烈南征灭宋。13世纪后期，蒙古大汗忽必烈发动对南宋的全面进攻，经过多年征战，于1279年在崖山海战中击败南宋残余势力，彻底灭亡南宋，完成了全国统一，建立了元朝，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北方少数民族完成的大一统。

中国历史上的南征事件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开发、民族融合以及中央政权对南方的管辖，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东方：以沿海经略与朝贡体系为延伸，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朝贡体系

东方多涉沿海或东部部族，中国东部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地，开发较早，长期属于核心统治区域，政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已相对稳固，因此对东方采取的策略与北南西三个方向的措施有很大不同，重点采取的不再是“击伐征讨”的策略，而是寓“禁”为主的“风险管控”来维护社会稳定、防止资源流失或人口无序流动，本质上采取的多是以行政管控巩固内部统治的手段。

由于东部沿海的特殊性，在统治者看来海洋的不确定性存在国家治理管理风险，需要加以军事经济限制或者禁止，方可确保长治久安。古代航海技术有限，海洋既带来渔盐之利，也存在台风、海盗等风险。朝廷对海外世界认知有限，担心百姓私自出海后成为流民、海盗，或与海外势力勾结脱离管控，因此通过“海禁”等政策限制民间海上活动，强化对沿海地区的控制。从防御需求上看，部分时期，东部沿海如明朝面临倭寇、外敌侵扰，实行禁海、禁私通“东禁”政策就成为短期防御手段，减少外部威胁与内部勾结的可能性。

中国元朝之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明确“海禁”政策。古代中原王朝对海洋的态度，早期多以开放或有限管控为主。秦汉时期，海上贸易已有所发展与东南亚的往来），朝廷主要通过设官征税，如汉武帝设“译长”管理海外贸易，而非禁止出海。隋唐至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朝廷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如宋朝设“市舶司”管理，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民间出海经商也较为普遍。

中国历史上的“海禁”政策，其雏形可追溯至元朝，但作为明确且系统的政策大规模实施，始于明朝初期。中国历史上实行过海禁政策的朝代主要有元朝、明朝和清朝。

第一个实行海禁的朝代是元朝。在元朝之前，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海禁”政策。元朝后期，为防范倭寇侵扰，曾短暂实行过限制民间出海的措施，这是海禁的早期形态。从元世祖末年起，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结束，其间共出现四次海禁，总计约11年时间。第一次海禁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元世祖为征伐爪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结束。

明清“海禁”政策。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统治，如防范倭寇、禁止海外反明势力与民间勾结等，于洪武年间多次颁布诏令，严禁民间私自出海贸易，仅保留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标志着系统海禁政策的正式开始。海禁政策在明清两朝时有调整，如明朝隆庆年间曾局部开放“海禁”，但整体上成为古代对东部沿海管控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