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稷南问毛主席：“如果鲁迅在世会怎样？”，主席的回答十分经典

摘要：“听说您和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1957年夏夜，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吊扇搅动着闷热的空气，作家黄源趁着茶歇间隙向毛主席递了支烟。主席划亮火柴的瞬间，火光照亮了他若有所思的面庞：“倒是真想和他抽支烟聊聊。”这个细节后来被在场的老报人徐铸成记在日记里，而就在同场座谈

“听说您和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1957年夏夜，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吊扇搅动着闷热的空气，作家黄源趁着茶歇间隙向毛主席递了支烟。主席划亮火柴的瞬间，火光照亮了他若有所思的面庞：“倒是真想和他抽支烟聊聊。”这个细节后来被在场的老报人徐铸成记在日记里，而就在同场座谈会上，罗稷南提出了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问题。

1975年深秋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垂柳泛黄的枝桠轻拂着南苑会场的窗棂。罗稷南摘下老花镜擦拭着镜片，突然转向正在翻阅文件的毛主席：“您觉得，要是鲁迅先生如今还在世会怎么样？”全场骤然安静，只听得见茶杯与杯盖相碰的脆响。主席放下手中的红蓝铅笔，几乎不假思索道：“要么继续写，要么把笔放下。”这句看似平淡的回答，实则凝结着两位时代巨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要理解这个答案的分量，得从绍兴周家台门的樟树说起。1881年秋，鲁迅在中药铺的苦涩气息中降生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体弱多病的孩童，日后会以《狂人日记》划破旧中国的长夜。1931年深秋的上海租界，当鲁迅从茅盾处得知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竟破例饮了半盅黄酒。他握着烫金的《铁流》译本对冯雪峰感叹：“毛委员的队伍，倒真像这书里的红军。”这话辗转传到瑞金，正在起草《长冈乡调查》的毛泽东闻言大笑：“先生若肯来苏区，我给他当向导。”

历史的巧合总在细微处显现深意。1933年冬天，鲁迅托人将新出版的《伪自由书》送往苏区时，毛泽东正在反“围剿”间隙研读《阿Q正传》。据警卫员吴吉清回忆，有天深夜主席披着单衣在油灯下疾书，忽然拍案道：“写得好！阿Q要革命，赵太爷不许他革命，这不正是中国革命的缩影么？”次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那本辗转千里沾着硝烟的《伪自由书》，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恒温柜里。

1936年鲁迅逝世时，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听闻噩耗，他搁笔整日未食，最终在挽联上写下“鲁迅先生不死”六个遒劲大字。次年纪念会上，他当众背诵《纪念刘和珍君》全文，背至“真的猛士”时声调陡然提高，震得麦克风嗡嗡作响。这些细节被在场的美联社记者史沫特莱记下，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毛对鲁迅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对待自己的文章。”

当时间来到1957年，距离鲁迅逝世已过去二十个春秋。上海座谈会上，罗稷南的提问看似突然，实则暗含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这位将《资本论》译成中文的学者，特意选择在讨论“双百方针”时发问。据亲历者王元化回忆，主席回答时目光掠过会场悬挂的鲁迅木刻像，手指在桌面轻轻叩击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

要读懂毛泽东的弦外之音，不妨细品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断：“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句话被印在会议材料的扉页。有意思的是，当丁玲提议设立“鲁迅文学奖”时，毛泽东却摆手道：“鲁迅不需要奖项装点，他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奖章。”这种矛盾态度，恰是理解“两种可能”的关键。

回看鲁迅晚年与左联的纠葛，或能窥见端倪。1930年代他与周扬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战，暴露出革命文艺路线的分歧。冯雪峰曾私下对萧军说：“先生要是活到解放后，怕是要天天写检查。”虽是戏言，却道出某种历史必然。毛泽东显然深谙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脾性，更明白在新时代保持批判精神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