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先生,我到了。”——1949年11月25日,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外。刘斐从吉普车里探出头,对迎上来的年轻警卫说出这句话。他掸掸风尘,心里暗忖:北平初冬的冷风,竟比南京的政局更刺骨。
“周先生,我到了。”——1949年11月25日,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外。刘斐从吉普车里探出头,对迎上来的年轻警卫说出这句话。他掸掸风尘,心里暗忖:北平初冬的冷风,竟比南京的政局更刺骨。
几分钟后,勤政殿侧门推开。刘斐随侍者踏入厅内,原以为自己见惯风浪,谁知第一眼就被一张年轻而熟悉的面孔震住。“你怎么在这?”话没过脑,直接冲口而出。周恩来微笑站在一旁,对这突兀的问句仿佛早有准备,只轻轻示意众人入座。
那位年轻人略一欠身,笑得很淡:“刘部长,多年不见。”灯光打在他略显瘦削的面颊上,眉宇仍锋利。刘斐脑海里的记忆旋即翻涌——西安、凤翔、胡宗南的作战地图,还有那间机要室里不声不响的背影。原来,他就是熊向晖。
宴席还未正式开始,空气却已比冬日更凝重。周恩来清了清嗓子,用近乎平常的语速介绍:“熊向晖,1936年在清华加入我们。此前一直在胡宗南部工作,任务结束,如今归队。”一句“归队”,让在座的张治中、邵力子面面相觑。刘斐嘴角抽动,终究没再追问。
桌边寒暄声断续,思绪却将人拉回十二年前的校园。1937年冬,清华后湖结冰,熊向晖听完蒋南翔的地下党汇报,第一时间递交入党申请。那一夜,他写下的誓词后来只用一句话总结: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组织的眼光很准,两个月后便让他随“清关战地服务团”奔赴胡宗南第一战区。
胡宗南初见熊向晖,是在凤翔城外一处临时礼堂。台上将军手执名册连问三句:为什么来、如何革命、如若不革命怎么办?熊向晖句句干脆,最后一个字“杀”出口时,不少同学头皮发麻。胡宗南却大笑,竟在名册后连画四圈,这个细节后来成为军中茶余笑谈——少壮书生夺得“四圈”殊荣。
十个月黄埔速成班,熊向晖刻意表现得“比蓝更蓝”。他在课堂记笔记写得密密麻麻,偶尔还纠正教官的训条错误,胡宗南乐得将机要室钥匙交给他。掌握核心文件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信任——只有被彻底信任,情报才可能层层递达延安。
1944年春,蒋介石暗令胡宗南实施“闪击延安”。熊向晖第一时间拆阅密电,夜半在西安北门外小旅馆写成三页微缩胶卷。线路曲折:先由贩盐老乡藏进竹筒,再送八路军交通员潜渡渭河,最后抵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批示:提前撤空要地、诱敌深入。结果胡宗南七月一日一举扑空,日记中写下“延安空城,一气成空”九字,情绪极度恼怒。
抗战胜利未换来和平,1946年夏又轮到“围歼李先念部”的密令。熊向晖彼时已获准赴美深造,他边筹备行程边暗递情报。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当面对蒋介石质问此事,蒋先是愕然,继而恼羞成怒,可因国际舆论压力,只得口头收回命令。胡宗南却从此疑神疑鬼。熊向晖敏感地意识到:再不离开,就会暴露。
1947年8月,他踏上驶向旧金山的邮轮,随身仅带一本英文《比较宪法》。船离黄浦江口,他站在甲板想:“任务终点该在哪里?”短暂迟疑后,还是把那本书合上——答案得等到北平解放。
美国两年,外界传递给他的最大信号是: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局势已摇摇欲坠。1949年4月渡江战役消息传到俄亥俄,他干脆写完硕士论文“军事政变与现代国家安全”就收拾行李。五四清晨,熊向晖飞抵北平南苑机场。接机的,是中央警卫局处长张耀祠。“你可算回来了,”张用陕西口音低声说,“首长让你别住招待所,直接去西郊‘松棚’向总理报到。”
于是便有了勤政殿这一幕。周恩来举杯:“今天不用繁文缛节,大家都是老朋友。”他说这话时,用余光扫过刘斐,似在提醒:新旧格局已然翻篇。刘斐笑得牵强,心里却清楚,胡宗南那位“最信得过的秘书”原来是中共的人——怪不得自己在国防部屡次调度,总被解放军提前洞悉。
值得一提的是,熊向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卧底军官”。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底色,带着清晰的边界感在险境行走。留下一宗又一宗关键情报后,他并未贪恋军衔,也未携带个人私利返回,而是听命组织,转攻外交与情报研究。70年代初,他已是总参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外媒称他“知道太多的中国人”。
2005年夏末,熊向晖病逝于北京医院。那天总参开会,有人提议默哀一分钟。老将军李××轻声说了一句:“他的手稿,还抵得上一支精锐师。”这句话未见报,但军中流传已久。
回到1949年的那顿饭。宴席散后,刘斐起身告辞,神情仍显飘忽。走至门口,他忍不住回头,对熊向晖压低嗓门:“当年在凤翔,你回答‘杀’时,我就觉得你天真,没想到你更狠,把整盘棋都翻了。”熊向晖微微一笑,没给出回应。他知道,有些话无需再说,历史已给出了注解。
来源:春秋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