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火种撒到了中国。一批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带着对革命的向往，前往莫斯科学习。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外也挂起了同样的旗帜。

作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苏联向全世界展示了对中国的支持。两个月后，毛主席踏上了访苏之路。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火种撒到了中国。一批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带着对革命的向往，前往莫斯科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的援助更是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战略物资。据统计，仅1937年至1941年间，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近千架飞机和数千名军事顾问。

这些支援，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更是得到了苏联全方位的帮助。

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设计和建设了包括第一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厂在内的156个重点工程。这些项目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大批中国青年被派往苏联留学，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起因是中国开始调整对美政策，试图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这一举动让苏联感到不安，担心失去对中国的影响力。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更是公开指责中国的政策，并单方面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撕毁了数千份援助合同。

苏联的傲慢与专横暴露无遗。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从来就不是任何国家的附庸。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中国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面对苏联的无理要求和威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的态度，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苏联领导人显然低估了中国的决心。

他们认为，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东方大国，终究离不开他们的支持。于是，他们开始酝酿一个阴谋。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降至冰点，来自苏联方面的广播电台开始频繁播放各种诱人的宣传。

1962年初，新疆伊犁，每天傍晚，当当地居民围坐在收音机旁，电波里传来对苏联生活的讴歌：“在这里，工人每天只需工作七小时，就能领到高额工资；在这里，人人都能分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在这里，商店里永远不会断货......”

这些宣传，正是苏联精心布下的“甜蜜陷阱”。

他们当时新疆与苏联在语言文化上的渊源，因此专门挑选了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的播音员，用当地人熟悉的口音，描绘着“社会主义天堂”的美好图景。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开始频繁接触当地居民，暗中散布各种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他们甚至私下向一些人承诺，只要愿意去苏联，就能立即获得苏联国籍和优厚待遇。

苏联边防部队也参与行动，他们不仅默许边境地区的非法越境活动，还暗中为意图逃往苏联的中国居民提供便利。有的边防军官甚至主动联系边境牧民，告诉他们最佳的越境时机和路线。

到了1962年4月，伊犁地区已经出现了零星的越境事件。

从个别家庭到成群结队的外逃，不仅带走了自己的财物，还将集体所有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一并卷走。

当地干部发现情况后立即上报，但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仅仅两个月时间，外逃现象就从伊犁蔓延到了塔城地区。一些被蛊惑的人甚至公然煽动他人一同逃往苏联，声称“那边的草原比这里的更广阔”。

形势的严峻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但考虑到这些外逃者大多是受了蛊惑的普通百姓，中央最初采取的是以教育感化为主的方针。

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解释外逃的危害，同时也表示对已经离去的人不予追究。

苏联方面显然不愿看到中国的这种包容政策收效。他们开始加大宣传力度，甚至炮制出一些所谓的”典型案例“：某某人来到苏联后如何一夜暴富，如何马上分到了小洋楼。

天花乱坠的故事，让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更加心动。

到了夏季，情况进一步恶化。有的村庄一夜之间人去楼空，田地无人耕种；有的牧场突然少了大半牲畜，只剩下一片冷清。更有甚者，一些人在逃往苏联前，还故意破坏了生产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中央只能加强边境管控，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完全阻止这股外逃潮。因为苏联方面早已在边境线上设置了多个秘密接应点，专门协助这些人偷渡。

他们甚至派出车辆，将这些人直接送往早已准备好的安置点，导致“伊塔事件”爆发。

苏联政府安排外逃者先集中在临时安置点，美其名曰“适应期”，实则是为了严密监视他们的动向。

此前苏联方面承诺的“宽敞明亮的住房”，实际上是一些改建的旧营房和废弃仓库。几十人挤在一间大通铺里，连基本的洗漱设施都很简陋。

虽然很多人在中国时就掌握着俄语，但苏联方面仍然以“语言不够标准”为由，拒绝让他们从事技术性工作。

绝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农场和工厂做最基础的体力劳动。即便是那些在中国时担任过基层干部或技术人员的人，也不得不弯下腰去做清洁工、搬运工。

苏联人对“中国逃民”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表面上，他们会在一些公开场合表示欢迎，但私下里却处处设防。当地居民受官方舆论影响，普遍认为这些人是“背叛自己祖国的逃亡者”，自然也就不会真心接纳他们。

很多外逃者发现，自己在商店、医院等公共场所常常受到歧视。

苏联情报部门开始对这些人进行“筛选”，将有一定文化水平、懂得专业技能的人单独集中起来，接受所谓的“特殊培训”。培训的真实目的是要将这些人培养成潜伏特工，为将来打入中国做准备。

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成为间谍，那些拒绝配合的人，往往会被调往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地方。西伯利亚的寒风中，不少人开始怀念起祖国的温暖。

六十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开始走下坡路，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资供应也出现短缺。作为“外来人口”，他们的配给限制越来越严，工资却跟不上物价上涨。

当他们想要返回中国时，却发现自己早已被苏联当局控制。他们的证件被以各种理由扣留，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一些人冒险尝试偷渡回国，却在边境线上被苏联军队拦截。

到了七十年代，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对美好生活不再抱有幻想。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这些人的生活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他们既无法融入苏联社会，又失去了回到祖国的资格。

1991年12月，苏联红旗在克里姆林宫最后一次降下，苏联分崩离析，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外逃者们的身份和未来成了一个迷。

一些人想起了祖国，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国驻外使馆写信，声泪俱下地忏悔当年的“错误选择”，祈求祖国给予一次机会。

等待他们的是拒绝：根据中国相关法律，他们已经丧失了中国国籍，无法重新获得中国公民身份。

国籍不是商品，不能随意买卖；公民身份更不是避风港，不能在困境时才想起祖国。毕竟，当年这些人为了个人利益背叛祖国时，可曾想过国家的尊严？

“伊塔事件”对新疆的影响，损失远不止4万人的人口数字。大量农田无人耕种，牲畜被盗抢一空，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边境小城几乎成了“空城”。

中央加强了思想教育，稳定军民情绪；其次是抽调内地干部支援新疆，同时培养本地人才。更重要的是，国家加大了对新疆的经济投入，启动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

七十年代末，新疆的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伊犁、塔城等地不仅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还开始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昔日受害最深的地区，因为国家的特殊扶持，成为了新疆发展的示范区。

改革开放后，新疆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过去那些荒芜的戈壁滩上建起了现代化工业园区，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

如今的新疆，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反观那些外逃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散居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有的甚至辗转到了更远的国家。他们的后代，或许知道自己血脉中有中国的基因，却早已无法说出一句流利的中文。

祖国不是避难所，爱国不是权宜之计。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每个公民的忠诚；一个民族的尊严，需要所有成员的坚守。

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提升。那些曾经看不起中国的国家，现在都在寻求与中国合作。而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只能在异国他乡，追悔着自己的错误选择。

参考资料：

1、1962年新疆边民外逃 宋凤英 党史文苑纪实版 2005.09

2、1962年六万边民叛逃苏联内幕 张树德 《 人民文摘 》（2013年第5期）

来源：阿呆不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