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的吴鞠通,是一位中国中医史上重要的温病学家。他秉承了河间学说,在其名著《温病条辨》中指出“温病热结阳明”,提出“白虎汤”治温病初起,称刘河间是“开温病治疗之先河”。
卢祥之 杜惠芳
“河间先生,乃医中之北斗也。”这是与刘河间同代的名医张从正说的。
清代的吴鞠通,是一位中国中医史上重要的温病学家。他秉承了河间学说,在其名著《温病条辨》中指出“温病热结阳明”,提出“白虎汤”治温病初起,称刘河间是“开温病治疗之先河”。
《中医各家学说》统编教材主编,北京中医学院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说,刘河间“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奠基人其‘火热论’打破了当时‘好用温补’的局限”。
刘河间,即刘完素(约1120-1200年),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寒凉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体现有许多方面,今掇其重点四说如下:一是六气皆从火化,取清用凉为枢机;二是“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三是“亢害承制理昭然,五行生克守方圆”;四是寒凉送瘟燮阴阳,三方六药最精良。
六气皆从火化
刘河间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即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均可化火,火热是多种疾病的主要病因。治疗应以清热泻火为主,临床尤其擅长使用寒凉药物,总宗苦寒。
刘河间是中医第一个提出表里双解法的医家,主张在表证未解、里热已盛时,同时解表清里。
他这一思想,被近代中医的“参天大树”蒲辅周先生高度重视,蒲老在表里两解方面,走的路径,学习河间之处尤多。
蒲辅周先生认为,表里双解剂是既解表又治里的方剂,既含解表,又顾治里,合而组成具有解表和治里双重作用的方剂。这种治疗方法强调“先表后里”,即先解决体表的病邪,再处理体内的病邪。《伤寒论》也注意到这点,如“解表以桂枝汤,救里以四逆汤”。蒲老在治疗外感热病时,尤其强调掌握季节性变化,根据六气变化灵活而酌。治外感病,无论春温或风温,治疗时需注意不要过用苦寒而冰伏其邪,许多“坏症”,都是由于过寒而至,这也就是《温病条辨》所强调的“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春季用药宜轻清宣透;夏天治病多用于“清”。《时病论》指出“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终用甘酸敛津”;秋天治外感病主要用“润”。就是《医门法律》所说的:“秋伤于燥,上逆而咳,发为痿厥”,润燥保肺。这就是“天人相应”,结合时令气候、邪气特性及患者体质灵活辨证。但是也需避免机械套用季节理论,动态调整方药。这些行之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或多或少方面都受到刘河间学说的影响。
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
刘河间非常重视五运六气,认为气候与疾病密切相关,尤其强调根据运气变化调整治疗策略。
刘河间认为气候与疾病密切相关,强调要根据运气变化调整治疗策略。
《内经·天元纪大论》指出:“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古人说五运与天干、六气与地支的对应关系。六气变化与人体病理确有微妙联系。
刘河间重视的“五运六气”,除了研究、探讨了五运太过、不及对气候和疾病的影响和物候对疾病关联以外,他的贡献,最重要的是总结、支持了“病机十九条”,强调“谨候气宜,无失病机”。
刘河间秉承《内经》“谨候气宜,无失病机”的根本内涵,强调、重视“谨候气宜”。“气宜”之气候、环境等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的异常(六淫)是致病重要因素。
我们研究运用“五运六气”,必须结合季节、地域、气候,遵《内经》所强调的“必先岁气,毋伐天和”。
这一点,蒲辅周先生生前曾多次强调,今天,我们研究蒲老为什么每于危急之际,能洞察毫厘,通权达变,出奇制胜。他说“一切外感病,称时病,也称六气为病”蒲老重视节候变化与时病发生规律的研究,是他临床取得杰出疗效的非常重要原因。
五运六气在今天看来,确实能够预测气候与疾病,通过岁运、司天在泉推断当年气候偏胜,如木运之年多风,少阳司天则火气盛行。还能指导临床治疗方针的确定。沈富曾有诗曰:“五运六气自然筑,佛占三分,道占五。”其说,乃“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虽然清代徐大椿等医家,也对“五运六气”的临床实用性存有一定疑惑,但如能结合气象学、流行病学进行验证,在“气候-物候-病候”方面深入研究,探讨“因时制宜”的基本治则,一定还会有重要发现。
亢害承制理昭然,五行生克守方圆
刘河间非常推重“亢害承制”。“气机亢害承制论”主要阐述气机过亢与相互制约的平衡。这一理论最早源于《内经》,“气机”,人体内气或某一脏腑功能过亢,破坏平衡,导致疾病。“承制”通过内部制约机制(如五行相克、脏腑生克)调节亢盛,恢复平衡《素问·六微旨大论》说:“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 “制”,《增韵》说“正也,御也,检也,造也。”人体机能哪个部分过度亢盛就会造成危厄,只有过承袭制约才能维持正常生化功能。
刘河间最重视“火”的病机,认为“六气皆化火”。六气之中,“火热为病最广”。即使是外感寒邪,也会因人体阳气郁闭而化热化火,即“阳郁化火”。提出“五志过极皆能生火”。情志过度也会引发内火。刘河间提出“玄府”,人体气机流通的微观通道,其受郁闭可导致气机不畅,进而化火。这一观点与现代炎症反应微循环障碍导致的“热象”相通,比如高血压,肝阳亢盛,肾阴不制、甲亢火亢无制等。所以说,刘河间的这一理论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寒凉送瘟燮阴阳,三方六药驱鞑虏
刘河间一生精于临床,救人无数而手制名方甚多,尤以“双解散”和“防风通圣”,垂之长青。
双解散。这是解表清里,双解三焦的最佳良方。主治表里大热,烦渴,二便不通,外感热病兼有内热。刘河间在《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指出,表里双解即同时疏散外感风热、清泄内蕴郁火,“开郁散热”。
蒲辅周先生治疗外感诸病,就惯用此方。其秉“辨证求本、灵活化裁”原则,注重结合时令、体质及病情细微变化调整配伍,临床疗效极高。认为,双解散适用于外有表邪束表、内有三焦郁热之证,典型表现为:恶寒发热、头痛无汗的表实,同时伴烦躁口渴、咽喉肿痛、大便秘结、小便短赤,里热炽盛,或皮肤红肿疮疡、目赤肿痛等。通过“解表通里、分消三焦”使邪有出路,但是蒲老在世时,非常强调“攻伐而不伤正”,反对一味峻攻。
防风通圣散。河间主张“六气皆从火化”认为外感病多从热化。还注重开通郁闭。最习惯用辛凉解表法。
其破《伤寒论》辛温发汗历代传统,创制表里双解之剂,以“防风通圣”传世。此方表里双解,疏风解表、清热泻火、通腑泄热,最适用于温病初起兼有表证,或里热壅盛,如高热、便秘、烦躁者。
汪昂在《医方集解》中指出:指出方中“汗不伤表,下不伤里”,如麻黄配石膏既解表又清热,白术配甘草健脾护中,充分体现了攻补兼施的制方原则。吴昆在《医方考》中,将此方拆分为四组,认为防风、麻黄解表,大黄、芒硝通里,滑石、栀子利水,石膏、桔梗清肺,川芎、归芍和肝,甘草、白术健脾,形成“表里三焦分消”的施治布局。这一点,在蒲辅周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医案中,多有阐述。
实际上,双解散就是以防风通圣散为基础,加上六一散化裁而成的。防风通圣散侧重解表、泻下、清热,适用于单纯表寒里热证。双解散侧重在解表清里的同时,增加利湿功效,适用于表里同病而兼湿热者。
六一散(益元散)。此方首载于刘河间所著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成书于1172年),当时名为益元散。其弟子在《伤寒标本心法类萃》(1186年)中将其更名为六一散,因方剂中滑石与甘草的用量比例为6:1,故名。
《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说:“益元散,治身热、吐利、泄泻、下痢赤白……”,而《伤寒标本心法类萃》进一步解释:“滑石六两,甘草一两,名为六一散”。
刘河间一贯主张“六气皆从火化”,擅长用清热利湿之法治疗热性病。六一散以滑石配伍甘草,正体现其“清解暑热、分利湿热”的学术思想。李时珍、汪昂等均高度评价六一散,认为其“统治表里上下三焦湿热”,与刘河间的学术主张一脉相承。
刘河间就曾用此方为金代丞相韩企先诊治暑湿重症,以滑石六两、甘草一两配伍,一剂而愈。韩企先作为金朝重臣,其病案的流传也从侧面印证了六一散的临床疗效。
六一散在历史上有多个名称,如益元散、天水散、碧玉散等。其中,“天水散”源自《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哲学思想,暗合方剂清热利水的功效;而“六一散”则直接体现药物配比,似更便于记忆和传播。
蒲辅周先生也善于用六一散,主要是围绕着“暑湿,认为暑为阳邪,易伤津耗气,湿为阴邪,易阻滞气机,二者相合则形成“暑湿困脾、三焦不畅”的病理状态,主要体现在一,三焦同治,如治上焦:通过滑石的清利作用,配伍桔梗、薄荷等宣肺之品,使肺气肃降,水道通调(如治疗暑湿感冒时,常加杏仁、竹叶)。中焦:以甘草调和脾胃,配伍茯苓、白术等健脾化湿,防止滑石寒滑伤胃(如治湿滞泄泻时,常用六一散合平胃散)。下焦:滑石直达膀胱,利小便以实大便,配伍车前子、泽泻增强利水之力(如治热淋时,常加木通、萹蓄)。
动静结合。譬如滑石性寒质重,主降;甘草甘缓性平,主升。蒲辅周先生说过,二者配伍体现“升清降浊”,尤其适用于暑湿夹滞、气机逆乱。
顾护津液。蒲先生强调“治暑必兼养阴”,临床在六一散基础上常加麦冬、石斛等滋阴之品,以防利湿伤阴(如治暑热伤津之口渴,常加沙参、天花粉)。
蒲老曾留下了许多医案,临床治“暑湿”及变症,广泛应用于内、妇、儿等多科疾病,尤以外感热病、暑湿感冒、湿热泄泻、湿热内蕴如热淋,尿频尿急、尿道灼热,以六一散加木通、萹蓄、瞿麦,清利下焦湿热,疗效甚高。所以,有联赞其:“学贯医坛启圣哲之辉光;德昭理通河间耀照千秋”。
刘河间用药,还善用黄连、黄芩;石膏、栀子、薄荷、防风。
黄连与黄芩,二者同属清热药,但功效各有侧重,近代名医焦树德先生曾解释说,黄连大苦大寒,归心、肝、胃、大肠经,可以清心火、泻胃火、燥湿解毒。主沉降,偏于清中上焦实热,尤擅治湿热痢疾、高热神昏、口舌生疮。黄芩苦寒,归肺、胆、脾、大肠、小肠经,是清肺火、泻胆热、安胎止血的良药。其轻浮上行,偏清肺胆及肌表之热,兼能凉血止血。若二者相配,清热之力互补。同气相求,异效相协,归经互补,可以扩大了清热范围。现代常用于急性胃肠炎、呼吸道感染、皮肤炎症等属湿热或实热证者。
石膏辛、甘,大寒;归肺、胃经。清热泻火(清气分实热)、除烦止渴,外用收敛生肌。主治高热烦渴、肺热咳喘、胃火牙痛等。这一认识,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四大名医”之首的孔伯华先生,认为石膏味咸而兼涩,性凉而微寒,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的专药,适用于内伤外感、病属热证的情况。认为,石膏不仅能泻胃火、解表肌、生津液、除烦渴,还能退热疗斑,宣散外感温邪的实热,使热从毛孔透出。如用石膏治疗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等症状,效果十分显著。
孔伯华先生强调,石膏的解热效果优于其他凉药,且其性凉而不寒。
栀子,苦,寒;归心、肺、三焦经。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热病心烦、湿热黄疸、血热吐衄、目赤肿痛等。石膏若与栀子合用,石膏清气分实热,栀子清三焦郁热,合用可清涤内热。石膏重在清除阳明热盛之烦,栀子善解郁热扰心之烦,还能导热从小便出,热邪得有出路,内热得除,则诸热可解矣。
薄荷,辛凉轻剂,疏散风热。归肺、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疏肝行气核心功效,风热感冒、温病初起、暑湿感冒,尤以薄荷、香薷、厚朴配伍,化湿和中,缓解脘腹胀痛、呕吐泄泻甚效。
叶天士善用治温病,其桑菊饮即以薄荷为佐药,配伍桑叶、杏仁,治疗风温初起之咳嗽。银翘散又用薄荷与金银花、连翘同用,辛凉解表,透邪外出,为“辛凉平剂”之代表。到了名医张锡纯年代,主张用薄荷代替麻黄治疗温病,认为其“凉汗透表”,如此,似更契合温病病机。蒲辅周先生与刘河间一样,都善用薄荷,常配葱白,借以增强透邪之力,尤宜风温初起。
防风,作为中医临床的“风药之润剂”,最主要的,防风祛风解表,性偏发散透达,为外感表证的“通用药”。如名方九味羌活汤,发汗解表之力增强,主治恶寒发热、头痛身痛。张元素创制此方,泛用于外感风寒湿邪兼有里热证。还用于周围性面瘫、高原反应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等。我们翻阅文献,可以看到,从李东垣的“升阳除湿”到叶天士的“辛凉透邪”,防风始终以其辛润平和、通治诸风的特性,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痹证、痉证及脾胃病的要药,足堪重视。
此文结束之际,有感于先贤刘河间先生的杰出贡献 ,感而怀之,吟曰:
翘楚耀星河,
寒凉起沧波。
独径开新论,
火热破沉疴。
济世仁心厚,
丹灶妙药多。
河间泽千古,
长留大匠歌。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