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商业平台公益行为的研究较少探讨其背后的权力流动与治理技术。本文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深度访谈法，在麦克·布洛维生产政治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商业平台的“新生产政治”概念。研究从“国家—平台—个体”三个维度，分析商业平台为何及如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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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商业平台公益行为的研究较少探讨其背后的权力流动与治理技术。本文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深度访谈法，在麦克·布洛维生产政治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商业平台的“新生产政治”概念。研究从“国家—平台—个体”三个维度，分析商业平台为何及如何开展公益活动。研究发现，商业平台通过政策敏感与话语挪用策略，回应政府政策需求；通过“平台工厂化”，运用游戏化机制驱动用户参与劳动竞赛，制造劳动同意；在这一政体框架下，个体的“自我组织”能力受限，“作弊”与“躺平”等弱反抗行为，更多表现为“劳动倦怠”。因此，商业平台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嵌入，间接地成为一种吸纳反抗力量和构建社会稳定的治理技术。

作者简介

王创业，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董嘉颖，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为中国最大的“全场景应用平台”，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以下简称“蚂蚁金服”）旗下的商业平台——支付宝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起初，支付宝只是淘宝网的资金交易保障中介。随着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其逐渐演变成一个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巨型商业平台（管泽旭，张琳，2020）。正是这样一个平台，推出了以“低碳生活”为场景的“蚂蚁森林”公益应用产品。该产品为用户建立“个人碳账户”（童桐，孙萍，2022），将用户的低碳活动汇算为绿色能量，成熟后的绿色能量可以被收取、偷取和赠送（林蔷薇，朱秀凌，2022；杨旸，2021）。目前，支付宝蚂蚁森林已动员超过6.5亿人次参与，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平台”，并被联合国授予“地球卫士奖”（蚂蚁集团，2023年5月6日）。

商业平台为何做公益？现有研究主要有三种解释路径：一是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平台通过“耐心资本”、基础设施监视、数字劳动和数据殖民的方式，实现市场支配和资本再生产（Graham，Hjorth & Lehdonvirta，2017；Steinbaum，2022）；二是社会责任论视角，认为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公益活动回馈社会（纪盈如，陈洁，2023；肖红军，李平，2019）；三是企业政治行为视角，认为企业通过响应政府号召、回应政府需求、履行社会责任，换取资源支持（Wei，Jia & Bonardi，2023；Zhou et al.，2021）。尽管上述研究提供了重要洞见，但多局限于“平台—用户”或“国家—企业”的“单边关系”视角，未能深入探讨平台内部生产政治与外部国家政治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在蚂蚁森林的案例中，研究者主要关注用户参与公益的动机（杜松华等，2022；张心宇，2020）与亲社会效果（陈羽轩，肖筱，2022；郭国庆，刘仁杰，王建国，2023），并未对商业平台如何通过公益实践隐藏劳动剥削进行反思。

不少学者指出，平台本身就具有“政治意涵”（Langlois & Elmer，2013）。中国的平台不仅深嵌全球资本网络（Hoang，2022：163），还深受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影响（Chen & Qiu，2019）。然而，要理解平台的运作逻辑，仅停留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显然不够（Lin & de Kloet，2019）。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生产政治理论认为，生产空间不仅是经济场所，更是塑造国家与劳动关系的场域。资本通过游戏化机制将剥削过程神秘化，使劳动者“心甘情愿”地接受控制（布洛维，1979/2005：128；布洛维，1985/2023：7）。

故而，本研究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案例，借助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从“国家—平台—用户”的关系维度探讨商业平台如何通过做公益构建一种“新生产政治”？并试图回答商业平台如何以公益之名将“内部国家”与“外部国家”相结合，并通过游戏化机制隐藏劳动剥削，继而型构出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公益—劳动关系”？研究认为，这种新生产政治不仅帮助平台实现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还消解了用户合作与反抗的可能，为理解平台资本主义和企业政治行为提供了理论进路。

一 文献回顾

（一）商业平台的经济逻辑：基础设施与数据殖民

平台是物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统一体（易前良，2021）。其中，物质研究可以追溯至马克思、福柯等人。随着科学技术研究（STS）的兴起，物质研究开始关注大桥、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倒置”（Bowker，1995）、失序、失败和崩溃（Graham & Thrift，2007；Plantin et al.，2018）。而计算机与网络的普及，让STS与传播学相互渗透，并趋向融合（Star & Ruhleder，1996）。平台以基础设施的方式融入到生活中，其研究也从“信息的传递”转向“数据的生产”，且更具批判意味（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Lin & de Kloet，2019）。

平台不是为“共享”和“近用”而设计，而是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和垄断地位（Langley & Leyshon，2017）。为此，平台不断扩张，“圈地圈人”，并对用户实施“基础设施监视”（Gekker & Hind，2020），即平台通过“耐心资本”，嵌入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榨取数据、整合资本（Sadowski，2019）。因此，有学者指出，殖民主义时期的资本获得策略正在数字时代重演（彭兰，2022，2023；Mumford，2022）。当资本主义面临积累危机，需要寻找新的价值来源与经济增长点时，其会将先前未商品化和未货币化的生活领域置于资本主义逻辑之下，从而将它们作为资源提取点，并随之将它们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网络（Sadowski，2019）。新型的数据殖民，揭示了平台以一种自然而隐蔽的方式对生活世界进行掠夺、剥削和压榨（温旭，2021；Thatcher，O’ Sullivan & Mahmoudi，2016）。同时，数据殖民主义也在重构“平台工厂”，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剥削都被神秘化（布洛维，1985/2023：52），数据与算法暴露在外，而雇主隐藏在内（Maffie，2020）。平台以“自由”“自主”等话语“招募”零工（Alacovska，Bucher & Fieseler，2024；Gandini，2019；Graham，Hjorth & Lehdonvirta，2017），并使用算法机制将弹性工作变成了固定工作（Chung，2022：77；Sun，Chen & Rani，2023），以此实现“时空套利”（黄月琴，黄宪成，2023；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刘战伟，刘蒙之，李嫒嫒，2022）。

相较于“平台—用户”视角的技术决定论（Moore & Joyce，2020），“国家—平台”视角则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平台化的独特性。因为，单靠政府自身已无法实现公共治理目标，需要“委托代理人”“行政发包”来扩大社会参与面（周雪光，2017：96；Liang & Ma，2020）。

（二）商业平台的公益活动：从社会责任到政治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认为，商业平台具有公共属性，应该对社会履行责任（Höglund，Mårtensson & Thomson，2021）。这虽能回应商业平台为何做公益，但不能解释，平台会选择何种公益？也不能解释，百度、腾讯、支付宝等巨型平台为何都推出了减碳类公益项目？

对此，政治行为理论认为，与市场战略一样，非市场战略也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与成功（Mellahi et al.，2016）。企业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或遵从、响应政府政策，获得经济收益（付宜强，陈志军，2016）。网约车平台将自己描述为解决城市失业和交通拥堵的现代化技术（曹钺，徐偲骕，2022；Chen & Qiu，2019）；快手、爱奇艺则扮演着核心价值观培育和社会整合的角色（Huo & Huo，2024；Lin & de Kloet，2019；Plantin et al.，2018）；阿里巴巴也宣称，正在为底层人群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Hong & Xu，2019；Kwak，Zhang & Yu，2019；Tse & Li，2023）。

毕竟，政府掌控着大量的政治、经济资源，企业要获取这些资源，就需要与政府“搞好关系”（Yan & Chang，2018）：政治献金、邀请退休官员作为顾问、企业领导进入人大或政协、向社会捐赠、提供公益产品等，都被认为是企业的政治行为（田莉等，2015；Brown，Rasheed & Bell，2022；Wei，Jia & Bonardi，2023）。这可以让企业获得更多融资、资助、拉升股票、提高企业绩效（Brown，Rasheed & Bell，2022；Sapienza，2004）。

由此可见，商业平台若推出与国家政府期待一致的公益产品，既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也能满足道德期待、赢得社会声誉。正是如此，企业公益活动较少会受到审视。虽然政治行为理论揭示了企业的政治动机，但不能解释用户为何会在商业平台中甘愿付出劳动。

（三）支付宝蚂蚁森林：从公益游戏到生产政治

游戏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金融、健康、教育等领域，它不仅能够提供趣味性，还可以增加用户的使用强度和时长。在非游戏环境中使用游戏机制（积分、排行榜、奖章、等级制、关卡）推动人们行动的方法，被称之为“游戏化”（韦巴赫，亨特，2012/2014：14；Mekler et al.，2013）。林蔷薇和朱秀凌（2022）使用Yu-Kai Chou（2014/2017：19-20）提出的“八角行为分析法”，发现游戏化可以强化“蚂蚁森林”青年用户的公益参与力度。此外，游戏化在推动用户使用蚂蚁森林的同时，还提高了用户的公益认知（杨旸，2021）、线下绿色消费（郭国庆，刘仁杰，王建国，2023）、亲环境和亲公益行为（王宇飞，2023）。不过，游戏化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剥削和攫获方式（exploitationware）（Bogost，2015：65-79）。布洛维（1982/2008：89）也发现，游戏是工人阶级努力地为资本家卖命的剥削机制。

布洛维把工厂政体称为“内部国家”，意在强调它与外部国家的相似之处——都有一套机关和制度（布洛维，1985/2023：35）。生产政治是在生产领域内，针对“生产中的关系”所展开的斗争；国家政治或总体政治（global politics）1则是调节各领域斗争的“政治中的政治”。在经济领域，国家政治确保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布洛维，1985/2023：39）。因此，生产场域也是政治场域，是塑造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关系的重要环节（布洛维，1985/2023：41）。与国家意识形态一样，“生产的政治机构”同样能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对劳动者的意识进行塑造和规训，就像工厂能够再生产“生产关系”一样，国家也再生产了“生产中的关系”（布洛维，1985/2023：39）。布洛维的最终目的是要重新发现工人阶级，并把他们带回来（布洛维，1985/2023：25）。

总之，无论是平台资本主义、数据殖民主义，还是社会责任、政治行为，都未触及生产政治。因此，本文尝试在布洛维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商业平台做公益的“新生产政治”。这并不是要去否定商业平台的环保价值，而是要对其资本逻辑下的行为有所警醒（童桐，孙萍，2022）。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支付宝为何会推出蚂蚁森林这一公益产品？（2）蚂蚁森林如何借助做公益的道德优势，将“国家—平台—用户”相连接？（3）作为数字工厂，蚂蚁森林是如何驱动“工人”劳动，而“工人”的主体性是否可以被发现和找回？

二 研究方法

（一）参与式观察

2022年9月23日至2022年10月22日，研究者对支付宝蚂蚁森林进行了为期30天的系统性观察记录。两位研究者都是蚂蚁森林的深度用户，一位使用蚂蚁森林7年，共有50位好友，累计减碳1200多千克；另一位使用5年，共84位好友，累计减碳367.8千克。根据使用经验，两位研究者确定了4个主观察时段：6:30-8:30、11:30-13:30、17:30-19:30和22:30-00:30。为确保观察的完整性，两位研究者每天还会不定期地打开蚂蚁森林应用。

蚂蚁森林应用有两个主界面：一是绿色能量界面，由虚拟植物、前后背景和功能按钮组成（见图1左图）；二是生态保护界面，当积累一定数量的绿色能量后，可在该界面申请保护生态、古树、海洋和动物（见图1右图）。

（二）深度访谈

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共分两轮进行，兼顾到了年龄和社会角色。访谈对象中有8位男性，9位女性，年龄最大者51岁，最小者21岁。编码按照访谈的时间顺序依次进行，并对访谈对象的隐私做了匿名化处理（见表1）。

第一轮（2022年9月-10月）：共访谈13位，因为此时还处于疫情管控期，故7位访谈对象线上进行，6位线下进行。第二轮（2023年2月-3月）：除了对已访谈的13位对象进行补充访谈外，额外增加了4位新访谈对象。线上访谈在微信进行，线下在甜品店和咖啡馆进行，访谈时间20分钟至40分钟不等。在得到访谈对象同意后全部录音。

访谈内容包括：（1）基本情况（包括年龄、职业、蚂蚁森林使用时间、获得蚂蚁森林证书情况、好友数量、个人在好友列表中的排名情况等）；（2）使用行为（包括绿色能量的主要来源、对待绿色能量的态度、收取绿色能量的时间段、是否有意识地采取“低碳方式”等）；（3）认知行为（包括对蚂蚁森林的属性界定、游戏性质的理解以及对支付宝进行低碳公益的认识与看法）；（4）公益行为（包括节能环保行为、公益参与经历等）。

（三）档案资料

因未访谈到蚂蚁森林内部人士，故资料收集集中于公开报道和官方报告：一是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的新闻报道，如《杭州古树名木保护公益支持项目在蚂蚁森林正式上线》《网友套取蚂蚁森林“绿色能量”，法院这样判……》；二是官方报告和蚂蚁森林“生活号”，如《蚂蚁集团：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年度阿里巴巴社会责任报告》《蚂蚁集团碳中和路线图》《蚂蚁集团2022年社会公益报告》。

三 支付宝蚂蚁森林的新生产政治

布洛维以工厂为中心，将“国家—工厂—工人”进行了连结，指出专制主义对劳动者的支配建立在强迫基础上，霸权主义则建立在同意基础之上（布洛维，1985/2023：143；贾文娟，2016）。Christina Purcell和Paul Brook（2020）还发现了网约车平台的新自由主义支配方式。但工人并非完全被支配，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其劳动力再生产在多大程度上被企业所控制（Burawoy，1983）。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沿着“国家—平台—用户”思路展开讨论。

（一）国家在场：嵌入政治的支付宝蚂蚁森林

在中国，商业平台要得到更多资源，就必须对国家政策保持敏感（付宜强，陈志军，2016；李岚，2008），并接受政治话语规训（Tse & Li，2023）。

1.接榫国家：回应政府政策

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支付宝曾一度挑战了传统金融体系，而国家对商业平台涉足金融领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因为，中国政府不仅要防止企业“做坏事”，更要求它们“做对的事”和“把事做对”（周黎安，2018）。对蚂蚁集团而言，对政策保持敏感并积极回应就显得尤为重要。《蚂蚁集团2022年社会公益报告》中也提到，“蚂蚁森林受到了政府政策的指导和支持”（蚂蚁集团，2023）。

有趣的是，2016年4月22日，中国签署了《巴黎协定》，该协定鼓励发展中国家碳“减排”“限排”。2016年4月，“蚂蚁金服”完成B轮融资后，就将绿色金融作为企业三大战略方向之一，同年8月份便上线了蚂蚁森林（蚂蚁金服，2017）。蚂蚁金服CEO井贤栋称，蚂蚁森林是他最得意的产品，它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个人低碳行为激励模式，改变了“自上而下”的节能减排模式（蚂蚁金服，2017）。蚂蚁森林产品经理也曾指出公司要推动绿色金融战略，但是，蚂蚁更熟悉的是个人用户和微小企业，所以他们选择了个人碳账户（蚂蚁集团，2017年9月5日）。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双碳”目标。紧随其后，蚂蚁集团便在国内互联网公司中率先践行了该战略（蚂蚁集团，2021）。“所以说，人家（蚂蚁集团）聪明，布局早，看得远。我们是，上面提了，才开始做。”（Q-S，2023年3月11日）此后，蚂蚁森林不断“改版”扩容，先后与636家生态伙伴倡导了60余种低碳生活、绿色消费场景，累计6.5亿人参与，累积产生“绿色能量”2600多万吨，种植4亿棵树（蚂蚁集团，2023）。支付宝蚂蚁森林对政策高度敏感，强化了其“商业+公益”的企业形象，有效规避了各方压力，这也让支付宝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了优势（王维佳，周弘，2021）。

2.嵌入基层治理：“植树造林”的政治话语挪用

对“植树造林”政治话语的挪用是蚂蚁森林嵌入环境治理和基层政治的另一策略。“植树造林”是邓小平同志在1981年提出的，此后，国家领导人带头垂范（温家宝，2001年4月11日），使其成为全民熟知的政治话语。蚂蚁森林产品经理承认，当他考虑绿色金融时，最先想到的就是植树（蚂蚁集团，2017年9月5日）。

蚂蚁森林还分批次、分步骤扩大“植树造林”的话语内涵，并稳步将其嵌入到地方环境治理体系之中。从2016年到2023年，蚂蚁森林先后与国家林业部门、地方政府、民间环保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植树造林、沙漠治理、古树保护、海洋保护、动物栖息地保护等（蚂蚁集团，2021，2023）。蚂蚁森林还利用平台基础设施能力，支持浙江、江西、宁夏等省级碳平台建设，并与杭州亚组委合作“助力亚运碳中和”项目（蚂蚁集团，2023年5月6日）。地方政府并非主动为蚂蚁森林做政治合法性“背书”（童桐，孙萍，2022），而是蚂蚁森林可以带来“环保机遇”和“经济机遇”，是“官场+市场”的具体体现（周黎安，2018）。“谁现在真靠这个赚钱啊，不过是为布局做准备。大家都在响应号召，我们跟地方政府合作（碳中和），也是这样。”（Q-S，2023年3月11日）这也再次印证了蚂蚁森林话语挪用策略的成功。

虽然蚂蚁森林并未因此盈利，但是它有足够的耐心达成目标（童桐，孙萍，2022）。商业平台通过积极回应政府政策和挪用政治话语，与政府形成了“政绩—业绩”的纽带关系（周黎安，2018），试图以此得到国家政府的“恩庇”。

（二）“绿色”工厂：支付宝蚂蚁森林的游戏政治

资本如何在工人群体间制造同意，使其服务于剩余价值的剥削，剩余价值又是如何在劳动过程中被掩饰？马克思的回答是“强制”，而布洛维则认为是“游戏”。

1.制造同意：“绿色”工厂的游戏招工

游戏化元素已成为商业平台的基本模块（Chen et al.，2024；Chou，2014/2017：87）。积分、等级制、排行榜、奖章等构成了最基本的游戏模式（Mekler et al.，2013；Tobon，Ruiz-Alba & García-Madariaga，2020），这也是愉悦体验、超越功利性工作和任务情境的交互方式（Chen e tal.，2024；Gaver et al.，2004）。

蚂蚁森林有四种游戏元素，且它们相互关联：一是装饰和道具，包括植物、挂件、皮肤、双击能量卡、能量保护罩、时光加速器和活力翻倍卡；二是积分和活力值，可以兑换皮肤、道具；三是排行榜，分为日榜、周榜和总榜，根据用户绿色能量多少进行排名；四是奖章和证书，奖章需要参加蚂蚁森林的特别活动，达成目标后获得。证书分为森林、保护地、海洋和义务植树四种。游戏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让玩家自由地使用与停用，自主地选择时间和空间。但这也是劳动过程和剥削被神秘化的关键所在（布洛维，1979/2005：81）。

支付宝会在首页展示蚂蚁森林的应用，鼓励老用户邀请好友参与，并奖励积分和绿色能量。“我就会问周围的朋友，如果他也玩，那我就要求赶快加他。”（O-W，2023年2月25日）蚂蚁森林的游戏化“招工”是成功的，它不仅能吸引玩家使用蚂蚁森林，而且驱动玩家沉浸其中，并在娱乐中获得愉悦、自我效能感和成功感（杨旸，2021）。其成功还得益于支付宝对日常生活的数据殖民，用户的各种“低碳”行为需要被支付宝“漂绿”后才能汇算为绿色能量（见表2）。

蚂蚁森林将绿色低碳汇算直接接入支付宝应用场景，不仅完成了平台对生活的“殖民”，还将生活“工厂化”，获得了更多的数字劳动资源（Couldry & Mejias，2023）。与此同时，平台内部也形成了“生活即公益和公益即生活”的数据闭环流动，平台做公益就转变为用户做“工蚁”，蚂蚁森林也因此构建了一个新的生产政治——“公益—劳动关系”。

2.新型体制：“绿色”工厂里的赶工游戏

游戏一旦开始，就意味着玩家要在设定好的规则之下进行（布洛维，1979/2005：80）。玩游戏会有两种结果：一是掩饰本游戏所生出的“生产关系”；二是对界定游戏规则的“生产中的关系”产生同意（布洛维，1979/2005：82）。

蚂蚁森林里的生产关系是平台（雇主）与玩家（劳工）。当商业平台做公益时，平台是公益赞助者，而玩家是“大自然的守护者”，绿色能量和种植的树木也都被“私有化”为“我的”。在蚂蚁森林绿色“工厂”中，看不到“老板”，也就没有“劳工”。“这个跟劳动没有关系吧，我就是刷一下手机，能量是我自己的，树是我用能量换的……”（E-J，2022年9月29日）实质上，雇佣关系的不可见不仅意味着遮蔽，更体现为控制和权力（姜红，龙晓旭，2022）。用户可见的是“我的植物”在“我的绿色能量”的“浇灌”下成长。可以说，正是游戏制造了玩家与雇主间的同意与和谐（布洛维，1979/2005：86）。

蚂蚁森林中的“生产中的关系”指向的是玩家（劳工）之间的关系（布洛维，1982/2008：39）。蚂蚁森林基于“榜单”“计件”和“日结”的方式构建出了一个“游戏竞赛”的赶工体制，加大了玩家之间的内部竞争。“有个家伙，已经种了3棵冷杉，6棵胡杨，我就跟她比。”（L-D，2022年10月16日）“都不能叫偷了，得用抢，手慢一点，就没了，我就早起，提前看着（能量）。”（N-W，2023年2月25日）在游戏竞赛机制下，原本的好友关系异化为“劳动竞赛关系”，而弹性的公益参与也变成了固定劳动。蚂蚁森林的绿色能量是“日结”（24小时才能成熟），这意味着一天之中任何时间段都会有绿色能量产生，它要求用户随时随地、无时不在地“做工”。

蚂蚁森林营造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工厂制度”（Purcell & Brook，2020）。个体感受到的是独立与自主，但赶工游戏导致没有人真正关心绿色减碳、节能减排，玩家们为了各自的“任务”和“利益”“做公益”。玩家的个体利益（绿色能量产出的最大化）正在损害玩家们的集体利益（即刻产生绿色能量并自动回收），在游戏赶工中，纵向的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剥削关系被横向的阶级内部的竞争关系所取代。

（三）隐现的主体：用户的机械团结与无意识的“弱反抗”

工人阶级正在从政治舞台退隐，福山（1992/2014：349）由此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而布洛维（1985/2023：25）则坚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依然有自我组织的空间，应该“把工人阶级找回来”。平台一度被理解为解放性的力量，不仅为个体赋权、扩大政治参与，还有益于民主化进程、促进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Tucker et al.，2017）。因此，在蚂蚁森林“工厂”中，也应该能找回用户。

1.做“工蚁”：用户的机械团结

平台是个体进入社会的基础，用户如何理解和定位与平台的关系，则直接影响到用户的主体性（Purcell & Brook，2020）。不可否认，蚂蚁森林能够给玩家带来成就感，玩家也在参与公益中找到了个体意义。“我想做公益呀，就是没有时间，这多好，省事。”（B-L，2022年9月23日）“它真的在沙漠种树了，我能看到，我都种了几十棵了。”（K-T，2022年10月16日）个体意义与成就感也来自于内部互动。一些玩家在“合种树”“团种树”中，发现了“团结的力量”。“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种植方法（团种树），既满足了种树愿望，又避免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情。”（蚂蚁森林“生活号”）“因为保护这保护那而渐渐消减的能量，愁那些能量大的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种上，支付宝用团种将我的遗憾补上了。”（蚂蚁森林“生活号”）

但是，这种团结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机械团结而非有机团结（涂尔干，1902/2000：33-35）。用户已经被拆解为单体化、原子化的个体，然后又以某种临时性的团结重新组织起来。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所耍的“花招”（弗雷泽，2022/2023：1）。个体非但不能产生批判意识，也没有能力“自我组织”。蚂蚁森林公布的组团种树的规则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用户可以随机参与组团，也可以邀请好友参与组团，如果在活动时间内组团达不到20人，则组团失败……树木库存有限，库存结束时，活动就自动提前终止。”（蚂蚁森林“生活号”）规则并不由玩家们自主决定，玩家仅需同意即可。玩家先被“原子化”再被“机械团结”，“自我组织”的可能性也就被平台消解和吸纳了。这也再次验证了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制造劳动”并“反噬对抗”的新权力装置（丁未，2021）。

2.玩家的弱反抗？或许只是“劳动倦怠”

赶工游戏虽然可以提高生产力，但也触发了玩家们的“作弊”“偷懒”“躺平”等行为。玩家为了能够在激烈的赶工游戏中“胜出”，会想尽办法提高“产量”。当新的速率达不到时，工人就开始浑水摸鱼（布洛维，1979/2005：81）：使用摇步器获取步行绿色能量上限；反复购买火车票后退票，获取出行绿色能量；少量多次缴纳水电燃气费用，套取生活绿色能量。“周末的时候让手机在摇步器上摇，第二天直接收能量……。”（M-Z，2022年10月20日）“我是把电费、燃气费，多次缴费，能多收200多（能量）。”（I-L，2022年10月7日）“倦怠”“躺平”和“中辍”也在玩家中出现。“他们太厉害了，反正也搞不赢，现在是想起来去收一下。”（H-Z，2023年2月25日）“不怎么玩了，感觉也就那样吧。”（A-F，2023年2月25日）“哪有那么多不平等，不喜欢就不玩呗。”（B-L，2023年2月25日）

上述种种，似乎是“弱者的反抗”。不过，爱德华·L. 德西（Edward L. Deci）等人则认为这只是游戏化的结果——当人们的行动受内在动机驱动时，更容易坚持从事某项活动，一旦内在动机被外部激励所取代，内驱力就会降低（Deci，Koestner & Ryan，1999）。因此，无论是作弊，还是躺平，看似在反抗，不如说是“劳动倦怠”。反抗，是工人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后，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的意识（梁萌，2007）。何况，蚂蚁森林玩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劳动力再生产都被平台所控制。玩家都没有意识到剥削，更不可能形成对抗意识。原本做公益可以更好地帮助玩家理解公民社会（张婧，2020），但是，功绩主义下的赶工游戏却异化了劳动价值和人的意义，公益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被获取更多的绿色能量所取代。玩家不是被更多地联系和组织起来，而是被功绩主义所打散，变成了“原子”，并不断“赶工”。

四 结论与讨论

商业平台为何做公益？与以往政治经济学、社会责任论和政治行为理论的视角不同，本研究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案例，将商业平台的公益实践视为一种“新生产政治”，旨在反思“国家—平台—用户”间的权力关系。支付宝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生活应用平台，成功地构筑了“平台+公益+商业”的运营模式（庞梦如，张艳，2020）。虽然其公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民的线上公益参与和线下亲环境行为、绿色消费，但是依然要审慎地思考平台对环保领域的涉足以及“降维”参与社会治理，目的是要对平台在资本逻辑下的行为有所警醒（童桐，孙萍，2022）。

本文引入了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并将其置于商业平台的公益行为之上，尝试揭开商业平台做公益背后的逻辑，创新有三：一是提出“新生产政治”，扩大了布洛维生产政治理论的适用范围。所谓的“新生产政治”是指，商业平台基于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利用诸如做公益这样具有道德优势的策略，以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方式，不断侵入生活，实现“剥夺性累积”。一方面，商业平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需求相互嵌套，通过积极回应政府政策、挪用政治话语等策略逐步嵌入到国家政治、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合法性和道德声誉的掩护下，使用游戏竞赛制造甘愿劳动，拆解了劳工阶级潜在合作的可能性，实现了对社会的殖民和元数据的掠夺，无意中维护了政治社会的稳定；二是将新自由主义融入生产政体，延伸了布洛维的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观点；三是通过对支付宝蚂蚁森林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国家要政绩、平台要业绩、个人要功绩”的权力关系和劳动生产过程。

本研究在“国家—平台—用户”结构下，初步观察到了国家治理术是如何从宏观向中观再向微观延伸的。首先，国家维度。虽然，国家正积极构建一种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政府给予市场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国家也开始转变职能，由控制资源转向为企业提供资源（张学娟，郝宇青，2017）。但是，依然能够看到国家在场和对商业平台有强大的控制力。商业平台一方面要回应国家政策，另一方面也以“政府政绩与平台业绩”共谋的方式嵌入到社会治理之中。一系列的行政手段和对“蚂蚁金服”的治理都已充分表明，商业平台依然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表明：在中国，新型政商关系是一种“理想型”，数字经济形态下，政府依然“清”而不“亲”，对数字平台经济干预和监管过度（李永胜，2021）。

其次，平台维度。商业平台如何在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市场体制之间的主从关系未变（周雪光，2013）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业绩？即，商业平台如何平衡国家政绩和平台业绩？这不再是商业平台的经济战略问题，也关涉到商业平台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战略。很显然，“蚂蚁金服”提出的“绿色金融”定位就极具示范意义。而蚂蚁森林为用户建立个人碳账户也就抓住了非市场战略的关键。不过，商业平台的经济业绩本性，并不会因为做公益而消失，或者说，做公益本就可以成为商业平台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方式。尽管“蚂蚁金服”并没有从蚂蚁森林的“碳交易”中直接获利，但是巨型商业平台有着足够的“耐心资本”，可以采取长期战略，利用做公益实行“圈地圈人运动”和“数据殖民”。而且，这些目的都被做公益所遮蔽，从而模糊和神秘化了用户的劳动过程和被剥削的程度。商业平台反而会因为做公益而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和政治声誉。

最后，用户维度。置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平台同样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用户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并被赋予一定的自治空间，但是这更加加剧了玩家之间的竞争，瓦解了玩家之间的联合：一是生产关系被神秘化——个体被游戏所吸引，成为商业平台榨取数据的对象；二是生产中的关系“冲突不断”——玩家在商业平台所设计的制度中被分化为一个个为了功绩而努力赶工的个体，他们并不清楚谁是雇主，也不认为自己正在“劳动”，而是在商业平台所设计的游戏政体中进行着“自我治理”。更为精巧的是，商业平台还借助公益行为和劳动游戏化，在赶工游戏和游戏竞赛中进一步掩盖了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和剥削方式，让原本的上下阶层之间的纵向冲突，转成了横向的劳工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冲突，这种用户彼此相互竞争、冲突的构造，掩蔽了他们是共同阶级的属性，并进一步掩盖了权力作用和权力关系（布洛维，1985/2023：35）。

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术”就是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资源及其所提供的一切商品与服务都转化为资本（蔡华杰，王越，2021）。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功绩主义和游戏竞赛，更是让玩家忽视了公益的意义和价值，做公益变成了为了个人功绩而不断地甘愿劳动。即便一些玩家采用作弊手段生产出更多的绿色能量，也没有跳脱出商业平台的生产政治，因为他们仍然被牢牢地黏连在平台之上，他们还在为平台和公益游戏努力地生产着“元数据”。

正是在新生产政治的逻辑下，用户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关注个人功绩和个体利益，失去了组织在一起的基本驱力，用户的弱反抗也被商业平台所拆解、吸纳、利用。同时，商业平台还吸纳了劳动者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好友关系异化为竞争关系）（丁未，2021）。权力恰由此进入：通过强化主流观念（如新自由主义关于自我管理的假设），弱化了个体对权力存在的体验，将潜在的控制关系神秘化，这就为不同阶级（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利益协调创造了先决条件，并通过政治和民间机构掩盖和自然化了潜在的支配关系（Purcell & Brook，2020）。此时，商业平台也就成为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治理术，这或许从另一层面解释了国家政府为何会允许和鼓励商业平台参与社会治理的原因。

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局限：（1）虽多方联系，但未能直接访谈到蚂蚁森林的内部员工，只能使用蚂蚁集团相关的报告和二手资料；（2）本研究没有像布洛维那样使用拓展案例法，将生产政治置于不同国家背景之下，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因而未能发现是否存在差异化的平台政体，有待今后更深入的探讨；（3）本研究只是基于支付宝蚂蚁森林这一典型案例提出了“新生产政治”，该观点是否适用于其他商业平台，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1期。

本期执编/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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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