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报告系统梳理了阿根廷从20世纪初的“新世界富裕国”到今天深陷长期停滞、高通胀与债务危机的百年轨迹。报告认为，阿根廷的衰落并非源于“资源诅咒”的必然，而是一系列制度性脆弱、政策周期性摇摆与逆向激励机制的复合结果。在全球化的上半场，阿根廷搭乘外部顺风车迅速崛起；

摘要

本报告系统梳理了阿根廷从20世纪初的“新世界富裕国”到今天深陷长期停滞、高通胀与债务危机的百年轨迹。报告认为，阿根廷的衰落并非源于“资源诅咒”的必然，而是一系列制度性脆弱、政策周期性摇摆与逆向激励机制的复合结果。在全球化的上半场，阿根廷搭乘外部顺风车迅速崛起；而在下半场，由于国内制度基础薄弱、政策缺乏连贯性，导致其反复陷入“短期止痛、长期扭曲”的恶性循环。当前米莱政府的激进改革（“休克疗法”）正在尝试打破这一循环，其初步成效显著，但也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风险。报告将深入剖析这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以“制度承诺”为核心、辅以结构性改革的综合修复路径，以期为阿根廷的未来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框架。

1910年是阿根廷独立100周年，也是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年。在这一年，阿根廷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八，其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水平，甚至超过当时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

阿根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历了一段非凡的经济腾飞，其崛起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段“黄金时代”的繁荣，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地利与天时：阿根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特别是潘帕斯草原的肥沃土地。这使其在农业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在1870年至1913年间，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张，阿根廷凭借谷物和畜牧产品的出口，跻身世界五大出口国之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6.02%
。这一时期的经济成就使其在1913年人均收入达到甚至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水平，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排名前十位的富裕国家之一
。

外力驱动：这一繁荣时期的高度开放性吸引了大规模的欧洲移民和外资注入。超过300万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的移民涌入，不仅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同时，外来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英国投资大量用于建设铁路和港口系统，这些设施将潘帕斯草原的农产品高效地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出口至世界各地
。到1890年，阿根廷已成为英国在拉丁美洲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吸引了英国境外投资总额的40%到50%，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

尽管表面上光鲜亮丽，但阿根廷“黄金时代”的繁荣模式内生了深刻的脆弱性。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的稳定，而非国内制度的坚实。

单一出口结构的风险：阿根廷的经济模式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尤其是农产品，且主要市场集中在英国。这种单一的出口结构使其经济命脉被系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特定市场的需求波动，缺乏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一旦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大周期发生逆转，这种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
。

制度建设的滞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下，阿根廷的制度建设未能同步跟进。例如，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总是稳健。尽管阿韦利亚内达政府曾实现财政平衡，但早在1876年政府就曾暂停货币的可兑换性，这表明财政纪律问题已开始显现 1。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掩盖了深层的政治不稳定和制度性缺陷，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因此，阿根廷的“黄金时代”与其说是内生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不如说是全球化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幸运儿”，其成功高度依赖外部要素（资本、劳工、市场），而非自身内生的制度韧性。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部冲击能如此轻易地打破阿根廷的繁荣神话。

1930年的全球大萧条对阿根廷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结束了其长达数十年的出口导向型繁荣。面对全球商品、资本和劳工流动的突然中断，阿根廷开始转向一种旨在自给自足的“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战略
。为了保护新兴的国内工业，政府采取了提高关税和实行配额等贸易保护措施
。1933年，阿根廷与英国签订的《罗卡—朗西曼条约》，虽然为阿根廷的初级产品出口提供了英国市场的配额，但这一安排也突显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地位，并加剧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

在此背景下，胡安·庇隆于1946年至1955年的执政，将ISI战略与国家政治深度融合。他通过将中央银行和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国有化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5。同时，他大幅提高了工人工资、扩大了社会福利，并赋予了工会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建立了典型的“社团主义-国家主义”结构
。这种模式在短期内提高了工薪阶层的收入和就业，但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率问题，导致了持续的财政赤字、外汇瓶颈和通胀压力，为后续的经济“停—走”循环埋下了祸根
。

在长期的庇隆主义和政治动荡之后，1976年至1983年的军政府试图通过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来修复经济。军政府实施了“tablita”政策，即预先宣布比索对美元的“爬行钉住汇率”贬值表，旨在逐步降低通胀预期。然而，由于国内通胀率始终高于预定的贬值幅度，导致比索实际汇率不断升值，严重侵蚀了国内工业的竞争力，并刺激了大量外债的积累
。

这一时期积累的脆弱性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全面爆发。战争导致外部制裁，切断了阿根廷的主要武器和贸易来源，加剧了其财政和外汇储备压力
。战败不仅使得军政府垮台，更使得风险溢价飙升，资本加速外逃，将巨额外债留给了后来的民主政府
。这场危机成为1980年代“失落的十年”的催化剂，标志着宏观经济彻底陷入无序状态
。

1989-1990年，阿根廷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通胀率一度高达20,262.8%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梅内姆政府于1991年推出了“可兑换制”，将1比索硬性钉住1美元 。这一政策在初期被誉为“新自由主义的样板”，成功地将通胀率压至个位数，并带来了数年的经济增长，恢复了国际市场的短期信心
。

然而，这一制度从根本上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阿根廷失去了应对外部冲击的汇率工具。随着财政赤字的持续、劳动力市场刚性以及外部冲击（如美元升值、巴西货币贬值）的叠加，高估的比索汇率导致出口竞争力严重丧失，进口激增，国内制造业受到挤压
。可兑换制只能依靠借入外债来维持，当国际资本流动逆转、政府无法继续举债时，这一“假美元化”的气泡最终在2001年破灭，以全面违约、银行挤兑和社会动荡收场
。

2003年后，全球大宗商品进入超级周期，高企的大豆价格为阿根廷带来了巨大的外部顺风和财政空间 。基什内尔政府利用这一机遇，通过对大豆等农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retenciones）来推行再分配政策。这一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提振了GDP和就业，但其副作用也极为显著。

这种“反出口偏向”的政策通过出口税、价格和资本管制，抑制了农业部门的投资积极性，扭曲了市场信号
。虽然出口在这一阶段有所增长，但经济结构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多元化或升级，反而进一步锁定了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
。贸易开放度在可比国家中偏低，导致其错失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复杂化的机会
。最终，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结束，这一脆弱的复苏模式再次面临挑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阿根廷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再次凸显。2018年，试图重返国际资本市场的马科里政府因财政赤字和外部环境恶化而陷入困境，被迫向IMF寻求史上最大规模的备用安排贷款（500亿美元）。然而，这笔资金并未能彻底解决其根本问题，最终在2020年费尔南德斯政府任内，阿根廷经历了历史上的第九次主权债务违约
。

在持续的财政失衡和货币化赤字下，阿根廷的通胀在2023年全面失控。数据显示，2023年的通胀率已高达117.8%
，而2025年6月和7月的月度通胀率仍维持在39.4%和36.6%的高位，但已有所回落
。这一系列的危机表明，阿根廷已经陷入一个强大的路径依赖循环：外部融资中断，导致政府只能通过印钞来弥补财政缺口，进而引发恶性通胀和本币贬值，最终又回到违约的起点
。

阿根廷的长期停滞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制度性“病灶”共同导致的“结构性锁定”。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使得任何短期政策的成功都难以持续，最终陷入危机与衰落的恶性循环。

阿根廷政治历史的显著特征是频繁的政权更迭和军政-民粹交替，这导致公共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可信度
。当政策可以轻易被新一届政府推翻时，市场参与者，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外国资本，都难以进行长期的投资规划。这种高度的政策不确定性使得私人部门倾向于短期行为和投机，而非长期、生产性的资本积累。

在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往往受制于眼前的政治压力，选择能够立即见效但会留下长远隐患的政策，陷入“时间不一致”的困境。例如，为了赢得短期支持而增加支出或维持补贴，但这些行为最终都以财政赤字和货币信用崩溃收场。这一循环不断侵蚀制度信用，使得每次危机后的修复成本都越来越高。

阿根廷特有的“联邦税收共享”（coparticipación）制度是其财政失衡和高通胀的深层制度性根源。该制度规定，联邦政府将大部分税收收入按固定比例分配给各省。这一机制导致了严重的逆向激励：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约占其开支的85%），从而缺乏自主筹款和财政问责的动力。

当经济景气度下降时，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但其支出刚性（尤其是工资和养老金）使其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手段向中央施压，而非进行痛苦的财政调整。中央政府为了平息地方矛盾，往往通过货币化赤字（即由中央银行印钞）来满足资金需求。这种机制使得央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为持续的货币超发和高通胀提供了制度性温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也曾指出，阿根廷经济计划的重点之一便是通过财政调整，让公共债务稳步进入下行轨道，并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停止对政府的直接和间接融资
。

阿根廷长期以来奉行“反出口偏向”的贸易政策，通过出口税、高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资本管制等手段，来保护国内工业和为再分配政策提供资金
。这些政策虽然在特定时期有其政治考量，但从长远看，却极大地扭曲了市场信号，抑制了可贸易部门的效率和投资回报。

这种政策的累积效应是，阿根廷的产业结构长期固化在初级产品生产上，错失了向高附加值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型的机会。其经济复杂性指数（ECI）在2000年代后期出现明显停滞
。在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进行产业升级时，阿根廷的经济复杂度排名反而有所下滑
。

阿根廷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重复的债务违约史。自1827年以来，阿根廷已九次主权违约，最近一次发生在2020年。这种强大的路径依赖源于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当政府无法通过税收和外部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时，便会诉诸于货币化，引发通胀和比索贬值
。通胀导致资本外逃，加剧了对外部融资的需求。然而，过往的违约历史使得国际市场对阿根廷的主权债务收取极高的风险溢价，从而提高了其融资成本，进一步压缩了生产性投资的空间。这是一个无法自我修正的内部循环，每一轮的危机都使得下一轮的危机更加难以避免
。

哈维尔·米莱总统于2023年底上任，其“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被视为对阿根廷近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社团主义-国家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全面挑战
。其核心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激进的财政紧缩：米莱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财政平衡。为此，它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取消了政府对能源和交通的补贴，并裁撤了公务员。据官方数据，2024年前6个月，阿根廷政府的基本支出实际同比下降了32%，实现了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
。

货币与市场自由化：米莱政府迅速将比索官方汇率贬值超过50%，旨在纠正长期以来累积的价格扭曲 。同时，政府开始逐步拆除“外汇钳”（cepo），放松资本与外汇管制，并推进包括国企私有化在内的大规模市场自由化改革，希望通过恢复市场定价机制来吸引投资
。

尽管改革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阵痛，但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已显现出初步成效。

通胀降温：米莱政府的财政紧缩和货币政策调整，成功抑制了通胀的短期动能。虽然2024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的贫困率和失业率急剧上升
，但在2024年下半年，随着通胀放缓，一些专家分析贫困率可能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月度通胀率自2024年12月开始显著回落，官方年化通胀率在2025年7月降至36.6%，月度通胀率降至1.9%
。这表明“先稳定物价再谈增长”的路径已初见成效
。

市场预期的修复：通过实现财政盈余和展现出坚定的改革决心，米莱政府正在逐步修复其在国内外市场的信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此表示支持，并批准了向阿根廷提供总额约200亿美元的融资，这被视为市场信心正在改善的积极信号
。

米莱的改革并非没有代价。这些激进措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阻力，其长期可持续性仍存疑。

社会成本的急剧上升：财政紧缩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了直接冲击。削减公共开支和补贴，导致物价飙升，尤其是基本必需品价格，使得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
。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贫困率达到55.5%，而失业率在2025年第一季度升至7.9%，创下自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经济的阵痛期仍在持续，社会脆弱性显著增加。

政治阻力与可持续性：米莱政府的改革面临来自多个层面的强大政治阻力。阿根廷最大的工会组织劳工总联合会（CGT）已多次发起全国性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私有化计划以及劳动法改革
。此外，政府对公立大学预算的削减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师生抗议活动。由于米莱政府在国会中是少数派，这些阻力可能削弱其立法能力，甚至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因此，改革能否成功，关键不在于经济理论是否正确，而在于能否在社会阵痛和政治博弈中存活下来，并将改革成果制度化。

阿根廷的困境表明，仅仅依靠短期的经济政策调整无法实现持久的繁荣。真正的修复需要一场深刻的制度性重建工程。以下是基于历史教训和当前改革实践提出的几点修复路径：

为了打破通胀-债务循环，阿根廷必须将财政和货币纪律制度化。这包括：

阿根廷的财政联邦制是其“软预算约束”的根源。修复这一机制至关重要：

要实现长期增长，阿根廷必须打破“反出口偏向”，提升经济的复杂性和竞争力：

信任是经济运行的基石。阿根廷需要重建国内外市场对其的长期信用：

阿根廷的百年沉浮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警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并非由其资源禀赋所决定，而更在于其如何构建和维护一套稳定、可信且具有韧性的制度体系。阿根廷的衰落，正是其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反复选择短视、内向型的政策，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侵蚀制度信用，最终陷入“制度不稳—财政失衡—通胀—违约—再通胀”的恶性循环。

当前米莱政府的“休克疗法”正在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尝试从根源上切断这一循环。尽管其在稳定宏观经济和修复市场预期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改革的长期可持续性仍面临严峻挑战。只有当这些“止血”措施能够升级为跨越党派、可验证的制度性承诺，并辅以外向型、鼓励创新的结构性改革，阿根廷才有可能真正重启其经济，重新踏上与发达经济体“再收敛”的漫长道路。这一过程不仅需要经济上的智慧，更需要政治上的勇气和共识。

来源：南部奶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