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于实际考虑，许多农民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不愿完全背离集体时期。在大多数村庄，每五到六年，随着一些家庭人口增加、另一些家庭人口减少，大部分土地会在家庭之间重新分配。1992年的一项调查中，89%的样本村庄进行了这样的土地重新分配——在许多村庄还不止一次

为什么农民会更喜欢这样的系统呢？1988年我在云南省一个相对贫困的、从未实施过土地重新调整的村庄进行研究时，找到了答案。当时，那些在1982年去集体化时有几个青少年的家庭一开始过得不错。他们通常有足够的人手不仅来耕种分到的田地，还能从事各种农业外的经济活动。但从那以后的五年里，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改变了村里各户的经济状况。我采访的一位村民说，1982年他为自己、妻子和三个十几岁的儿子（他没有女儿）分到了五份土地，但如今这些田地还得养活儿子的妻子和孩子，一共11个人。他们勉强维持生计。他急切希望村里能重新调整土地。[3]

与这个案例相比，同村的一对中年夫妇有三个刚成年的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在去集体化时同样分到了五份土地。随着女儿出嫁离开，如果村里不进行土地重新调整，那么这片五份的地产最终将只有儿子一人继承。然而，有趣的是，就连这个家庭的儿子也担心自己未来的前景不稳定，因为他自己现在有两个儿子，总有一天分给他的田地得养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几乎所有严格依赖农业的家庭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无论他们目前的状况如何，他们的繁荣都会随着家庭人口周期的变化而起伏。[4]

因此，在对农民偏好的调查中，即使是较富裕的家庭，展望未来，也更喜欢定期土地重新调整的制度。在Kung和Liu1994年的调查中，43%的高收入村民支持从因死亡或婚姻而失去家庭成员的家庭收回土地进行重新调整，而只有24%的人反对。即使是那些有较高非农业收入份额的村庄家庭，也以55%对18%的比例更倾向于这种重新调整，或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有朝一日他们也可能需要回归全职务农。[5]

鉴于农民有这样坚定的偏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仍然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政府在1993年颁布了规定，禁止重新分配土地。北京下令土地使用权应冻结至少三十年，不再进行任何重新调整。政府遵循了政府智库中经济学家的强烈建议，而这些经济学家又深受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中国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导师们迷恋“财产权”和“租期保障”的概念，没有屈尊去注意或关心农民们自己的意愿。

相比之下，村政府对农民的需求更加敏感。来自中国的诸多报告显示，大多数村政府无视三十年的指令，继续定期重新调整土地分配以适应家庭规模的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政府终于开始更严格地执行其三十年禁令，而这一政策的早期结果证实了农民们对处于家庭周期不利位置的后果的担忧。2000年，我在青海省的一个山区村庄拜访了一个勉强靠稀粥和邻居的施舍维持生计的年轻家庭。丈夫在1997年结婚前一直和他守寡的母亲及兄弟靠三份土地生活，结婚时他带走了自己的一份。但这点土地不足以养活他、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由于土地重新分配被禁止，家庭成员明显营养不良，衣着破旧。随着时间的推移，像这样的村庄中有更多家庭开始因土地不足而受苦，我们可以预期村集体将再次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悄悄重新分配土地。

来源：浮玉谈往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