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去年夏天，因参与教育部云南中小学语文教师书法培训项目，有幸结识一群来自云南的青年教师。闲聊间，话题自然而然地延展到云南这片土地的自然与人文。若论及风月，苍山雪、洱海月、尽显大理风花雪月的清幽静谧；涛涛怒江、“东方多瑙河”澜沧江共同陪伴着的“太子十三峰”梅里雪山
独步南境 卓尔不群
——探访南碑“二爨”小记
◇ 霍超
去年夏天，因参与教育部云南中小学语文教师书法培训项目，有幸结识一群来自云南的青年教师。闲聊间，话题自然而然地延展到云南这片土地的自然与人文。若论及风月，苍山雪、洱海月、尽显大理风花雪月的清幽静谧；涛涛怒江、“东方多瑙河”澜沧江共同陪伴着的“太子十三峰”梅里雪山群，壮美而神秘，虽然迄今无人能够征服梅里雪山，但作为一座神秘莫测的圣山，它始终提醒着人们敬畏自然；而离赤道最近的玉龙雪山则诠释着“阳春白雪”主体意象。
爨碑亭(霍超摄)
若论及人文，从元谋人遗址开始，这里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为研究人类起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傣族聚集地西双版纳收集到3000多部贝叶经，贝叶经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再从泰国传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H.R.Davies曾将云南比作“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曾在昆明联合办学，当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集结了一批学识卓著的顶尖教授诸如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梁思成和金岳霖等，也培育出钱钟书、曹禺、穆旦这些大师级人物，还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先生，他们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感召下成为放眼世界、报效祖国的栋梁之材；20世纪50年代，黄永玉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并在荣宝斋学习传统木刻水印技术，曾到云南调研采风生活了两个月，随后完成了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版画创作，这套作品曾一度成为20世纪知名度最高的美术作品。
云南的历史悠久，文化多元，而自秦修五尺道起，曲靖即是整个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汉代以来，曲靖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一条“茶马互市”的商贸通道应运而生，连接了云南周边地区以及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三国时期，云南曲靖与四川成都同属于蜀国政权，故有独步南境，卓尔不群之说。而今天的曲靖地区，正是当时南中大姓的聚集地，也是爨文化得以孕育的沃土。从书法的角度考察曲靖，便要从我院收藏的一幅《杂花墨猫图》谈起，这幅画作由经亨颐、张大千和徐悲鸿合作完成，其中经亨颐的款署取法了《爨宝子碑》的书体，虽不见圭角，但笔意淳朴。继而谈及岭南书法家秦咢生书写的爨体招牌“招商银行”，以及沈曾植、齐白石等将书法取法、拓展至似隶似正的《爨宝子碑》。书法名家对南碑的取法临摹与追捧，让我对“二爨”书法风格充满好奇，随之探访原碑的计划即进入了我的心愿簿。
“二爨”指的是《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两碑的刻立时间相距53年，从字体看，呈现了由隶向楷的书体过渡时期的面貌，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反映出东晋和南朝宋时云南地区的字体风貌和社会变迁。魏晋时期，云南地区属于“南中”，南中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现今的云南省及周边部分地区。在这一历史阶段，云南并未被完全纳入晋王朝的直接统治，而是作为中原“遥领”（间接管理）的边陲之地，由地方豪族爨氏称雄于南中。东晋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无暇顾及南中地区的统治，爨氏为稳定地方“肃清边嵎”，爨氏在这片土地上不仅通过“自领刺史、太守”掌控着政治与军事，同时，“志存远御，万国归阙”，爨龙颜向宋王室朝觐，并在刘宋任职，塑造了南中地区特殊的政治组织系统。南朝沿东晋旧制，禁立私碑，故所存碑刻数量极少，因此，位于云南边陲的“二爨”碑，显得尤其宝贵。阮元在《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中认为北方书风雄强，而南方书风秀雅，而“二爨”又回应了南方亦有雄厚劲健的书风，打破了非此即彼、独断单一的审美判断。
1961年，《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同时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与西安碑林比肩，体现了“二爨”碑在中国文化与书法史中的重要地位，昭示着历经千年风雨的“二爨”翻开了熠熠生辉的新篇章。
“滇中第一石”：《爨宝子碑》
怀揣着长期的好奇心和对“二爨”的向往，趁着暑休之际，我踏上探访“二爨”之路，从昆明驱车两个小时来到曲靖市第一中学。暑期的校园中绿荫掩映，静谧安详，我们在简单登记之后来到爨碑亭内观摩《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原碑(霍超摄)
《爨宝子碑》高183厘米，宽68厘米，厚21厘米，碑文共13行，行30字，因碑的形制明显小于《爨龙颜碑》而被称为“小爨”。《爨宝子碑》刊刻于东晋义熙元年（405），从曲靖知府邓尔恒的刻跋可以得知，它于咸丰二年（1852）出土于曲靖府南宁县城。80年后移置曲靖城内，于1937年移至曲靖第一中学。碑额刻“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碑末行“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旬立”，此处立碑时间“大亨四年”历史上无此纪年，对应的年份应是东晋义熙元年（405），可以反映出独特的边陲文化现象。其一，汉文化以“文”化之，碑文的内容与文体，传承了中原的礼制和书风，南中地区深深地受到汉文化的陶染，而碑文书体又融入了边陲地区的稚拙与淳朴。其二，反映出当时的南中地区正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那般“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信息滞后而不知道年号的更替，与碑文中“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相呼应，可见当时的南中地区与外界已到了近乎隔绝的地步。
书法风格上，《爨宝子碑》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以横画的收笔与波磔的上扬为典型特征，打破了隶书书写中“雁不双飞”的波磔程式，赋予字形一种俏皮的动感，笔力遒劲，波磔嶙峋，结体扁方，字形大小错落、攲正相生，显得憨态可掬。阮元称其为“滇中第一石”，康有为赞其“端朴若古佛之容”。桂馥称其“正法兼有隶法，饶有朴拙之趣”。杨守敬评其“绝用隶法，极其变化，虽亦兼折刀之笔，而温醇尔雅，绝无寒气之态”。一众碑学家的大加称颂，共同铸就了《爨宝子碑》在知识生成史上的“经典化”历程。
“神品第一”：《爨龙颜碑》
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
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
——康有为《论书绝句》
在探访《爨宝子碑》之后的午后，我们踏上了寻找《爨龙颜碑》的旅程。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曲靖陆良县薛官堡村，村内小路迂回曲折，缺少明确的路牌指引，只得多次向当地居民询问，才终于找到了“大爨”真身。《爨龙颜碑》被称为“大爨”，从形制来看，碑高338厘米，宽逾146厘米且上窄下宽，厚25厘米，以其丰碑巨制的恢宏气势震撼人心，半圆形的碑额上浮雕青龙、白虎、朱雀三灵兽，碑额“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爨龙颜碑》在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中就有记载，但鲜有声名。直到清道光六年（1826），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发现了此碑，随之而来的碑学热潮和日渐兴盛的访碑风气使得这块碑石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传拓和考释的学者络绎不绝，特别是在康有为评价其书法“雄强茂美为神品”后，这块碑石的声誉大增。清代阮元推崇其为“云南第一古石”。康有为称之“神品第一”“隶楷极则”“雄强茂美之宗”，自那以后，《爨龙颜碑》逐渐完成了其书法“经典化”的历程。
如果说《爨宝子碑》隶意朴厚，《爨龙颜碑》则在字体上较前者具有更多的楷书化特征，从《爨龙颜碑》对书画家的影响来看，沈曾植临习“爨碑”并获益颇多，得其简静之趣，故宫博物院就藏有其临《爨龙颜碑》条幅。据齐白石回忆，他41岁时在北京学写字，跟着李筠庵写魏碑，李氏建议他临习较魏碑更早的《爨龙颜碑》，齐白石后来在“求新求变”的书写探索中，也吸收了“大爨”的营养，他写的“借山馆”便是《爨龙颜碑》这种楷隶相杂的风格。
[清]沈曾植 楷书临爨宝子碑轴
59cm×34cm 纸本 嘉兴博物馆藏
从《爨龙颜碑》文辞来看，内容以颂扬爨龙颜功绩为主。碑文是爨道庆作，辞藻华丽，可见濡染汉文化之深刻，碑文叙述了爨氏受姓之由、迁入南中地区的经过以及爨龙颜祖孙三代相继为建宁太守和宁州刺史。爨氏本是从中原迁徙至云南地区的汉族世族，东汉末年开始在云南中部崭露头角。在云南地区又发展成为当地豪族，后来成为中原政权在南中的重要依靠力量。从爨龙颜的仕历来看，爨龙颜最初被任命为宁州主簿，但并未就任，后来又三次被召为宁州别驾从事史，才正式出仕，爨龙颜于义熙十年（414）举秀才、郎中，爨龙颜向宋王室朝觐，并在东晋和刘宋任职，他先在东晋担任宁州别驾从事史，后在刘宋试守建宁太守，担任散骑将军、龙骧将军，擢升不骄，外迁不怨，担任宁州刺史后，为南中地区的保境安民贡献力量。
爨氏曾治理南中的400余年，对南中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爨”这两座石碑，历经千年，之所以能闻名于世，是边陲与中原“文化——社会——个性”三个层面的历史缩影，千年来守望着南中地区的“二爨”，也见证着文化南传的“互补关系”。每一位走近它的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古碑上一道道历经千余年的刻痕，由此，实现了铭石之书的百世流芳。
碑学审美的变迁与多元认知
一曰魄力雄伟，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论“魏碑十美”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何言有魏碑可无南碑也。”他认为《爨宝子碑》与北魏《灵庙碑》同样具有奇崛古朴的特点，而《爨龙颜碑》则与《灵庙碑阴》《张猛龙碑》等同样展现出刚劲挺拔、恣肆俊美的风格。虽然，地域上有所不同，但爨碑风格在审美趣味上与魏碑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自清代中期开始，伴随着碑学理论的兴盛，使以六朝碑版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大行于世，审美思潮受到复古和怀疑的时代精神的感召，由此从“尚帖”逐渐转换为“尚碑”。阮元的《北碑南帖论》明确了南派和北派书风的差异，南北书派不同渊源和嬗变，本质上体现了不同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影响到不同的文化精神。然而，书法审美思潮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对主流帖学审美趣味的“反叛”，而是“碑学”风尚中取法对象的多样化，这实质上可以视为一种“非主流”的艺术思潮，其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取法对象和审美认知。
晚清康有为所说“变者，天也”。他在书法取法上提出的碑学审美，其最终目的更多的是求新求变，学爨体也仅仅是“变化”的手段。对于碑学审美，帖学阵营的书家也有着自己的差异化认知，山舟先生在《与张芑堂论书》中便摆明的态度，他曾说：“乱头粗服非字也，胶须剃面非字也，求逸则野，求旧则拙。”白蕉说：“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显而易见，不同的审美取向和认知的差异体现了帖学书家对自身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强化。后来，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则称《爨宝子碑》为“新隶体”，认为其独特风格是书手有意仿古但技艺不佳造成的。
关于“二爨”书法风格形成的历史，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书体演变的不同步性以及边陲地区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也反映了文化传播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复杂性和非均质性。此行探访南碑“二爨”收获颇多，其书法的独特风格为书者理解清末民国时期书风转换，审美兴替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来源：艺术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