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为佛教研究带来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发现，尤其是与大乘佛教相关文物的出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甚至可能改写我们对大乘佛法出现时间的传统认知。

中亚考古新发现：改写大乘佛教起源史？

近年来，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为佛教研究带来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发现，尤其是与大乘佛教相关文物的出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甚至可能改写我们对大乘佛法出现时间的传统认知。

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2、3世纪是大乘思想酝酿期

2006年，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的两位学者纳西姆•汗（Nasim Khan）与索黑尔•汗（Sohail Khan）介绍了一批新发现的写本——巴扎尔（Bajaur）搜集品 。这个写本最让佛教文献学界激动不已的就是终于找到了犍陀罗语“大乘”佛经！这批犍陀罗语写经共有18个桦树皮写卷，其中最长的一个写卷长度超过了220厘米。经碳十四断代，其中一部《譬喻经》残片年代是在公元前184 - 46年之间，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佛经！巴扎尔写本之中，还包括一部《阿閦佛国经》残片，此经的出现对于净土宗佛教研究也极具意义。

2007年，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松田和信在阿富汗巴米扬遗迹中发现了世界最古老的佛经抄本之一，这又比之前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佛经抄本要早三百年。这是2至3世纪期间抄写的大乘佛教经典《贤劫经》。这是抄写在椰树叶上的经典断片共20多片，最长约10厘米。经书使用的是从北印度至中亚广泛使用的犍陀罗俗语，用古印度文字记载。抄本是对大乘佛教六种修行“六波罗蜜”的说明，还记载了从过去至现世出现的千佛名号等。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一批写本中包含《般若八千颂》的第一与第五品残片。2018年，经碳十四断代，其年代被确定为公元47 - 147年，并且据研究抄自一个更早的版本。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它不仅是目前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大乘”佛经实物，更将大乘佛经的书面物质形式往前推进了一大步。通过语言学比较还发现，这个犍陀罗语本比十多年前发现的巴米扬贵霜时期（公元三世纪的下半叶）梵语本《八千颂》残卷，更为接近中国早期支娄迦谶的译本，意味着早期中国汉译本比目前发现的最早梵语本更接近此经的原始本。

传统观点认为，大乘经典是在佛陀涅槃后，经过长时间发展逐渐形成的，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才开始出现。然而，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或许对这一观点构成了挑战。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大乘经典，尤其是《般若八千颂》，其出现时间很可能比以往认为的更早。日本著名文献学家辛嶋静志和其老师K.R.Norman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考证推断，书面大乘经典肯定在公元前就已存在。美国著名文献学家那体慧在其研究中也提到，《法镜经》（即《郁伽长者会》）时间断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而其他大乘佛经如《八千颂》《般舟三昧经》等还要早一个世纪，即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只是当时还处于口传阶段，没有书面存世。若将这些推断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似乎为大乘佛教思想更早出现提供了理论支撑。

若将上述文物测定时代与佛教历史上重要时间节点对比，会发现更有意思的线索。目前关于佛陀生卒年代虽无定论，但较常见的说法如根据《善见毗婆沙律》记载推算，佛陀生于公元前565年 - 公元前485年 ；南传佛教一般认为佛陀生于公元前624 - 公元前544年。第一次集结在佛陀涅槃后的第一个雨安居期，由大迦叶主持，在王舍城郊外的七叶窟内进行，确立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僧团的规范；第二次结集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即佛陀去世100多年后，也称之为七百结集或毗舍离结集，这次结集标志着佛教正式进入部派佛教时期，而部派佛教时期一般认为是从公元前4世纪到前1世纪。

对比可知，巴扎尔搜集品中《譬喻经》残片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84 - 46年，早于传统认知的大乘佛教兴起时间，甚至早于部派佛教时期的下限。这是否意味着在部派佛教时期之前，大乘佛教思想就已经在孕育，甚至以某种形式存在了呢？毕竟，早期佛教教义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随着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思想传统而发生变化，大乘佛教思想或许并非在部派佛教后期才突然产生，而是有更久远的渊源。阿富汗巴米扬遗迹中发现的《贤劫经》抄本在2至3世纪期间抄写，犍陀罗地区《般若八千颂》残片测定为公元47 - 147年，这两个时间点虽处于部派佛教时期之后，但从佛教思想发展的连贯性来看，若大乘佛教思想在更早时期没有一定的根基，很难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并形成书面经典。

中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为佛教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特别是与大乘佛教相关文物的出土，让我们对大乘佛法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有了重新审视的契机。尽管要彻底改写大乘佛教出现时间的定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研究，但这些新线索无疑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也期待更多的考古成果能为我们揭开佛教起源与发展的神秘面纱。

来源：读书修心的H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