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二战期间日本陆军的核心人物，东条英机在1937年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时，就主导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首次将“三光政策”系统化。

罪证如山：日本侵华战犯群体的暴行全录

1931年至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由顶层决策、中层执行、基层施暴构成的系统性灾难。

从策划侵略的核心战犯到具体实施暴行的骨干分子，他们以国家机器为依托，将战争罪、反人类罪刻进中国的山河大地。

那些浸透血泪的细节，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民族记忆中永远发烫的烙印。

东条英机：战争机器的“总舵手”

作为二战期间日本陆军的核心人物，东条英机在1937年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时，就主导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首次将“三光政策”系统化。

1941年出任首相后，他全面掌控战争机器，下令将华北变成“无人区”——仅1943年对冀中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中，就有5万多平民被杀，1000多个村庄被焚毁。

他还推动“对华劳务统制”，强征超过1000万中国劳工赴东北、日本从事苦役，死亡率高达40%以上，仅本溪湖煤矿就有10万劳工死于非命。

结局：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试图自杀未遂，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列为“二战三大元凶”之一，同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其骨灰被撒入太平洋，以防被军国主义者供奉。

土肥原贤二：分裂中国的“阴谋家”

这位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早在1920年代就深入中国各地搜集情报，被称为“中国通”。

1931年，他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伪造“柳条湖事件”嫁祸中国军队，随后迅速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使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1935年，他又策划“华北自治运动”，通过威胁、收买等手段，试图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在其主导下，伪满地区推行“日语教育”“皇民化运动”，强制东北人放弃民族认同，仅1936年就有2000多名反抗者被秘密处决。

结局：作为甲级战犯接受东京审判，法庭认定其“对中国实行分裂活动、发动侵略战争”，1948年12月23日与东条英机等一同被绞死，是7名绞刑犯中唯一以“特务统治”罪名被定罪的战犯。

板垣征四郎：军事扩张的“急先锋”

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板垣征四郎在1937年担任第五师团师团长时，指挥部队参与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所到之处烧杀抢掠。

1938年他升任陆军大臣后，提出“以战养战”政策，要求日军“就地解决补给”，直接导致占领区粮食被大规模掠夺——仅1941年，华北就有300万吨粮食被日军抢走，引发大面积饥荒，河南、山东等地饿死者达数百万。

他还主导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下令日军洗劫故宫、曲阜孔庙等古迹，仅南京夫子庙就有10万件文物被掠夺。

结局：东京审判中，其“策划九一八事变、推动战争扩张”的罪行被一一证实，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临刑前仍试图为侵略行为辩解，遭法庭驳斥。

松井石根：南京屠城的“总指挥”

1937年12月，担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下达“膺惩暴支”命令，默许士兵“不受约束”。攻占南京后，他明知日军在进行屠杀，却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

六周内，日军实施了大规模集体屠杀28起、零散屠杀858起：

在下关江边，5.7万平民被机枪扫射后推入江中；在中山码头，2万多人被捆绑后集体活埋；妇女被强奸后剖腹、儿童被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

松井石根在日记中竟写道“城郭平静，秩序渐复”，其虚伪与残忍令人发指。

结局：1946年被引渡至中国上海受审，1947年南京审判法庭认定其“纵容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判处死刑，1948年12月23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是少数在中国境内被处决的甲级战犯，行刑前民众高呼“血债血偿”。

谷寿夫：第六师团的“嗜血恶魔”

谷寿夫率领的第六师团是南京大屠杀中最凶残的部队，因战斗力强被称为“钢军”。

该师团攻破南京中华门后，谷寿夫下达“自由行动三天”的命令，士兵们随即开展“杀人竞赛”——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谁先杀满100人”为赌，最终分别杀了106人和105人，此事被日本报纸当作“英雄事迹”报道。

在谷寿夫的纵容下，第六师团在南京杀害平民超过5万人，仅雨花台一带就有3万多具尸体被草草掩埋。

结局：1946年被引渡到中国，南京审判中，大量幸存者出庭指证其部队暴行，法庭出示了“杀人竞赛”报纸原件、尸体掩埋记录等铁证，1947年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行刑时民众围观者达数万人。

中岛今朝吾：日军第十六师团长

1937年12月，中岛今朝吾率部攻占南京紫金山，随即下令“清扫战场”，实则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展开屠杀。

他在日记中记录：“约有1.5万俘虏，实在难处理，决定全部处决。”

其部队在幕府山将7000多名平民捆绑后，用机枪扫射并浇油焚烧；在草鞋峡，5.7万多人被集体屠杀，尸体堆积成山，江水被染成红色。

中岛今朝吾还亲自参与抢劫，仅从南京富商家中就掠走黄金300多公斤。

结局：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岛今朝吾因战伤和惊吓病逝于东京，逃脱了法庭审判。但其日记被盟军缴获，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其家族因他的罪行在战后长期被日本社会谴责。

武藤章：经济掠夺的“操盘手”

作为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在1938年提出“战时经济体制”，要求对中国资源实施“全面统制”。

在他的策划下，日军在华北设立“华北开发会社”，垄断煤炭、铁矿等产业，仅大同煤矿就被掠夺煤炭1.4亿吨，矿工死亡率高达60%。

在华中成立“华中振兴会社”，控制纺织、电力等行业，将上海、武汉的工厂设备拆运至日本，导致中国民族工业濒临破产。

他还推行“配给制”，在占领区对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严格管控，华北农民每天仅能获得不足300克口粮，无数人因饥饿致死。

结局：东京审判中被定为甲级战犯，法庭认定其“主导经济掠夺、推动战争升级”，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是7名绞刑犯中唯一以“经济侵略”为核心罪名的战犯。

梅津美治郎：伪满统治的“铁腕者”

1934年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后，梅津美治郎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将东北农村人口强制迁入“部落”，实行军事管制，目的是切断民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

仅1936年至1938年，东北就建立了1.2万个“集团部落”，烧毁村庄1.4万个，导致500万农民流离失所。

他还主导“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强征200万劳工修建军事要塞，许多人在工程完工后被集体处决，虎头要塞、东宁要塞等地至今仍有大量劳工遗骸。

1935年，他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在河北、察哈尔的部分主权，为日军进一步南下打开缺口。

结局：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死于东京巢鸭监狱，至死未对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罪行表示忏悔，其主导的“何梅协定”始终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印记。

石井四郎：731部队的“缔造者”

1932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秘密开展细菌战研究。

他提出“用活人实验是最快的研究方法”，将被捕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称为“马路大”（原木），进行活体解剖、细菌感染、冻伤实验等。

仅1939年至1945年，就有3000多名“马路大”死于实验：他们被强制感染鼠疫、霍乱，观察发病过程；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中裸露四肢，测试冻伤临界点；甚至被直接摘取内脏，用于研究器官功能。

结局：日本投降前，石井四郎下令炸毁731部队基地，销毁罪证。由于他向美军提供了细菌战数据，被免除战争罪起诉，1959年因喉癌死于日本，逃脱了法律制裁，但他的名字永远与“活体实验”“反人类”绑定，遭世界唾弃。

笠原幸雄：1644部队的指挥官

1940年，笠原幸雄在南京建立1644部队，作为731部队的分支，专门负责在华中地区实施细菌战。

1941年，他指挥部队在湖南常德投掷鼠疫杆菌炸弹，导致常德爆发大规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7600人。

1942年浙赣会战中，他又在浙江衢州、义乌等地散布霍乱、伤寒病菌，引发瘟疫，仅义乌县就有1.2万人死亡。

部队还在南京郊区设立“实验农场”，用活人测试细菌武器的杀伤力，至少500人死于非命。

结局：战后被盟军逮捕，但因美军对细菌战证据的掩盖，仅以“普通战争罪”判处有期徒刑，1955年提前释放，晚年隐居日本，拒绝谈论1644部队的罪行，其罪行直至20世纪末才被逐步揭露。

这些战犯中，有人在绞刑架上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有人因病逃脱审判，有人因政治交易免于追责，但历史从未原谅他们。

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等一系列正义裁决，不仅是对个体罪行的惩罚，更向世界宣告：侵略战争的策划者、执行者，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铭记他们的暴行与结局，不是为了沉溺于仇恨，而是为了看清正义的底线——任何践踏生命、违背人性的罪行，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些未能接受法律制裁的战犯，虽逃脱了现世的惩罚，却永远被钉在道德的审判席上，被全人类的良知所唾弃。历史的账本，从来不会遗漏任何一笔血债。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