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类活动挤占生态空间，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完善与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野生动物种群呈现恢复性增长，人与野生动物空间冲突、资源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挑战。“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提出了“有效管理人类与

随着人类活动挤占生态空间，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完善与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野生动物种群呈现恢复性增长，人与野生动物空间冲突、资源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挑战。“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提出了“有效管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减少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以利共处”的行动目标。

人兽冲突的出现在于人类与野生动物所需的生存空间出现了重合，进而产生竞争生存资源的现象。从地域分布来看，冲突多发生在自然保护地周边缓冲区、生态过渡带以及野生动物迁徙廊道与人类聚居区交汇区域。从时间维度来看，呈现季节性波动，如某些野生动物在食物短缺的冬春之交更易进入人类活动区域觅食，从而引发冲突。从损害承担主体看，可分为野生动物致害型与人类活动侵害型两大类，主要有破坏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捕食家畜、损害房屋等财产、直接攻击人类、传播疾病、挤占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猎杀野生动物等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冲突网络。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的背景下，人兽冲突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议题，需要加快探索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治理路径和措施。

健全法规：事前预防与事后赔偿并重

我国已经形成以《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为核心的解决人兽冲突的法律法规，但主要是对事后赔偿作出相关规定，在整合各类野生动物保护地、食源地，开展种群调控、物理阻拦改造等事前防控方面的法律依据仍然不足。

同时，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补偿机制的规定还有待细化，地方各级政府实施补偿的具体办法和标准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存在标准偏低、流程繁琐等问题。应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晰人兽冲突管理责任主体，细化冲突管理内容，拓宽冲突管理资金来源。对事前预防的条件、对象、程序、方式、基本标准等结合实际做出相应规定。根据冲突物种与类型的评估，建立冲突物种分类管理制度、划分人兽冲突影响等级。如青海省发布了《玉树藏族自治州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针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人兽冲突问题，规定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陆生野生动物危害综合防治工作，建立陆生野生动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明确规定在陆生野生动物可能造成危害地区，预防、控制危害并开展致害补偿，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业生产。

分区管理：实施适应性空间规划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机制，科学合理保护和开发国土资源，有效管理野生动物种群及栖息地。一是在生态区位重要的区域，如自然保护地范围内，野生动物肇事严重，并且由于土地细碎化，劳动力外流和老龄化，可以加大生态工程实施力度，促进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恢复。二是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建设，吸引自然保护地内社区居民到中小城镇生活和就业，减少与野生动物冲突风险。三是在野生动物密集活动区和农业用地区域之间建设生态隔离带，推广云南“大象食堂”模式建立缓冲带，按照野生动物食性配置专用食源基地，防止大型野生动物活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社区共管：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

已有研究报道了大量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的案例，在中国野生动物肇事同样严重。需要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治理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升乡村绿色发展效益并加强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如果能实现野生动物保护的经济价值被社区分享，会提升社区对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容忍度，提升社区参与保护积极性。可探索野生动物保护的经济价值在社区内部实现以及公平分享机制，包括转变社区生产生活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扶持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通过多方利益群体的参与将先进的生态经营技术、理念、资金传递到社区，在避免冲突的同时最大化社区生态福利实现。

例如，位于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最南端李子坝村“协议保护”模式，基于能源替代和自然教育，增强社区农户的保护意识；构建奖惩的管理机制和设置生态公益性巡护岗位，通过协议的方式明确双方的责任及权利，根据保护成效来提供相应的补偿；带动茶产业发展，成立茶叶合作社，设立社区保护发展基金。经过多年的努力与付出，李子坝村的盗猎、盗伐现象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补偿机制：多元筹资与长效造血

由于冲突损失容易被低估，地方补偿资金有限，损失赔偿补偿标准较高以及赔偿周期较长等原因，造成诸多冲突损失未能得到统计。一些冲突难以进行量化，因而难以对冲突进行有效评估。对于冲突损失的评估并没有形成标准的评估体系，难以区分冲突严重程度，进行差异化、精细化管理。需要研究制定损害评估技术体系，规范损害评估工作，建立财政资金为主、其他渠道资金为辅的野生动物冲突补偿专项基金。各级政府需要拓宽资金来源，吸纳社会资本（社会组织、企业）进入野生动物冲突治理，同时通过流转、市场化、减少冲突鉴定和降低申报的隐性成本等机制，提升社区参与肇事保险意愿和商业保险参与积极性，形成多方联动。如汉中市建立非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致害商业保险理赔机制，形成“政府补偿兑付+商业保险理赔”的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模式，有效管控人兽冲突。

技术赋能：精准监测与智能防护

宣传教育：增强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当前，社会各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关注度持续提升，公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对野生动物冲突相关知识仍然缺乏，甚至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种群的科学调控对立。需定期对公众和社区居民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的宣传，推广生态保护理念，引起社会高度重视，进一步关注保护与社区利益的协调问题。组织巡护员、管护员、社区居民集中学习人兽冲突应急防控知识，具体包括野生动物习性、自救应急措施、物理防御措施、生产生活方式调整等方面内容，并将相关内容制作成影像资料和图文宣传册，向社区分发，提高居民的人兽冲突风险防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人兽冲突的本质是生态保护与人类发展的空间博弈和资源竞争，需跳出“事后补救”思维，转向“预防—调控—共生”系统治理，通过完善法规、技术赋能、社区参与等多维度协同，探索适应性管理策略，不仅能缓解当前矛盾，更能为全球人兽冲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最终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

来源：大东北生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