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块招牌，不是什么电脑打印的亮堂玩意儿，就是块木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柱子百货”。那字是他儿子小学时候写的，笔画该缺的缺，该歪的歪，倒也透着股子真。

柱子叔的杂货铺开在岔路口，门口撑着把褪色的太阳伞，伞面有三处补丁，远看像只趴在地上的大花猫。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块招牌，不是什么电脑打印的亮堂玩意儿，就是块木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柱子百货”。那字是他儿子小学时候写的，笔画该缺的缺，该歪的歪，倒也透着股子真。

柱子叔摸摸后脑勺，讪笑道：“换不得。当年立招牌那天，俺儿写完，他妈就…”

后半句没说完，我也没追问。这镇上谁不知道，柱子婶走得早，那年才三十出头。

杂货铺里啥都有，牙膏肥皂，针头线脑，甚至还有上世纪留下来的老式吹风机，包装盒都泛黄了。墙上挂着几串腊肠和咸鱼，冬天腊肠香气勾人，夏天咸鱼味道熏天。柱子叔从不嫌弃，说这味儿就是生意的味儿。

杂货铺的账本是最让人头疼的。那本发黄的账簿上写满了镇上人的名字，边上是欠账数目。有的已经划掉，有的则越加越多。

“老柱，你这账本咋不扔了重新记？”老陈问他，“看着都晕。”

“扔不得。”柱子叔小心翼翼翻着那本破账簿，“人家欠我的，我得记着；我欠人家的，更得记着。”

关于柱子叔的账目，镇上流传很多故事。

有人说张屠户家孩子高考那年，家里揭不开锅，是柱子叔每天送去两斤肉，硬说是屠户寄卖的，账记在他那本破本子上，直到孩子考上大学。其实谁不知道，那肉都是柱子叔自己掏钱买的。

还有人说李婆婆家闺女出嫁时，柱子叔给打了一车嫁妆去，账上写着”暂欠”，一晃十年过去了，李婆婆问起，柱子叔总说”不急不急”。

最离谱的是王麻子家，欠了七年的钱，人都去南方打工了，柱子叔还记着他家的水表电表，按时交费。问起来，他摆摆手：“王麻子说过总有一天会还的，我信他。”

杂货铺的角落有个小柜台，上面摆着个老式收音机，天气好的日子会播着戏曲。柱子叔常靠在那儿，手边放杯茶，茶杯上那层水垢怎么也洗不掉。有人来买东西，他慢吞吞站起来，从不催促。

“欠着就欠着吧，又不是什么大钱。”这是柱子叔的口头禅。

去年冬天，镇上几个年轻人创业失败，灰头土脸回来，谁也不好意思见人。柱子叔写了张纸条贴在铺门口：“老乡创业失败不丢人，来铺子拿东西，记账就行。”

打那以后，几个小伙子常来铺子搬东西，有的拿了就走，有的留下来帮柱子叔收拾货架。慢慢地，他们又有了笑容。

铺子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小男孩比划着”V”字，柱子叔和婶子站在后面笑得灿烂。照片边上钉着一张”光荣之家”的红色证书，那是柱子叔当年在国企时候的荣誉。

“那证书咋不放家里？”有人问。

“放这儿，熟人都能看见。”柱子叔擦了擦证书上的灰，“家里就我一个，看了也是看。”

铺子后面是柱子叔的住处，简简单单一张床，一个饭桌。桌角垫着本《新华字典》，那是他常翻的书，说是要学着给人家算清楚账。

床头柜上放着个相框，是他儿子的照片。听说那孩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每次春节前，柱子叔都把铺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可有时候儿子一个电话打来，说加班回不了家，柱子叔又默默把备好的鞭炮收起来。

“儿子工作忙，挣大钱呢。”他总这么说，脸上带着自豪，可谁都看得出那眼底的失落。

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镇上停电三天。那段日子柱子叔的铺子门口挤满了人，他买了台小发电机，让大家来充电，还免费发凉白开。有个小孩子不小心打翻了一瓶酱油，吓得直哭，柱子叔不但没生气，还给他塞了根冰棍。

“没事没事，地上擦擦就行。”柱子叔说着，拿起拖把，“小时候我打翻过一坛老陈醋，那才叫惨。”

铺子里有个不起眼的角落，摆着几样过时的东西：一盒录音带，一只会走路的铁皮青蛙，还有一双七八成新的红色高跟鞋。问起来，柱子叔说那是些卖不动的老物件，可镇上人都知道，那是柱子婶生前喜欢的东西。

有时候下雨，铺子屋顶会漏水，柱子叔就搬几个盆子接着，“滴答滴答”的声音在铺子里回荡。他也不着急修，说雨停了自然就不漏了。

“咋不请人修修？”我问他。

“修了多没意思。”柱子叔笑着说，“下雨天听着这滴答声，像是有人在跟我说话。”

我没再问，只是看到他目光落在那张全家福上，目光柔软。

杂货铺隔壁是镇上唯一的药店，老板娘和柱子叔是发小。每到农历十五，老板娘都会送些汤圆过来，柱子叔则回赠一包上好的茶叶。镇上人都说他俩要成，可二十年过去了，也只是这样的来往，谁也没往前迈一步。

“柱子，你这店里的账本，啥时候能理清楚？”老板娘有次问他。

“理不清了。”柱子叔摇摇头，“有些账，算不明白。”

老板娘似乎明白他指的不只是铺子的账，叹了口气，再没提过。

铺子里的日历永远慢半个月，柱子叔说翻得太勤容易坏。墙上挂着个老式钟表，时间也不准，有时快半小时，有时慢一刻钟。问他为什么不修，他说：“时间这东西，准不准都一样过。”

最近镇上要修路，说是要拆柱子叔的铺子。来测量的人指着铺子说这是违建，没有手续。柱子叔翻出一堆发黄的纸，说这是二十年前的手续。对方看都没看就说不算数。

“那你说咋办？”柱子叔问。

“搬走呗，镇里给你安排别的地方。”

“我这铺子开了二十年，顾客都知道在这儿，搬了还有人来吗？”

对方冷笑一声：“那是你的事。”

消息一传开，镇上的人都来铺子问情况。老张头气得直拍桌子：“这帮人眼里只有钱！柱子这铺子救了多少人，他们知道吗？”

柱子叔倒很平静：“没事，搬就搬呗，反正我这破铺子也开够本了。”

人走后，他却一个人在铺子里坐到天亮，那一晚，收音机没有关，一直播着老戏。

第二天，镇上几十号人自发去了镇政府，都是这些年欠过柱子叔钱的人。他们带着账本，一笔一笔指给镇长看。

“要修路可以，别动柱子叔的铺子。”张屠户拍着桌子说，“我儿子能上大学，全靠柱子叔那两年接济。”

“我闺女出嫁那阵，家里揭不开锅，是柱子叔把我扶起来的。”李婆婆擦着眼泪说。

更让人意外的是，那几个创业失败的年轻人也来了，带着他们新做的项目计划书，说是要在镇上建个青年创业中心，第一个合作伙伴就选了柱子叔的杂货铺。

那天，镇长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修路的事先缓一缓，我去县里反映情况。”

三天后，县里来人实地考察，看了柱子叔的账本，又听了镇上人的故事，最后决定：路可以修，但要避开杂货铺，还要把铺子列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点”。

“什么破遗产，我这就是个小买卖。”柱子叔听到消息，笑着骂道。

“你那本账簿，就是活文化。”县里来的干部说，“现在这社会，还有谁记得住人情这本账？”

昨天，镇政府发了通知，要给柱子叔开表彰会，名头叫”道德标兵”。柱子叔听了直摆手：“我可不去，那多不好意思。”

“你不去也得去，”老陈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是给咱镇上人争脸的事。”

柱子叔最后还是答应了，但提了个条件——表彰会要在他铺子门口开，这样他还能看着生意。

“你就知道你那破生意。”大家笑他。

“不是为了生意。”柱子叔看着那本破旧的账簿，轻声说，“是有些人欠着我的，说不定哪天来还，我得在这儿等着。”

表彰会那天，铺子门口搭了个简易台子，周围拉起了彩带。县里的领导来了，镇上的人几乎全到场了。就连柱子叔常年不着家的儿子也回来了，站在人群中，眼圈红红的。

领导念了一大堆表彰词，大意是说柱子叔的杂货铺是新时代的”诚信样本”，是”乡村振兴的活教材”，要把他的事迹写进县志。

轮到柱子叔讲话，他憋了半天，只挤出一句：“我就是做了点小买卖，哪有这么多好话。”

下面的人都笑了，有人喊：“柱子叔，你那不是买卖，是在做善事！”

柱子叔摆摆手：“谁还没个难处？我帮人家，人家也帮我。这些年要不是乡亲们照顾，我这铺子早黄了。”

会后，县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柱子叔，问他坚持赊账不收钱的初衷是什么。

柱子叔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也没啥初衷，就是…”他停顿了一下，看向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我婶子生病那年，家里一下揭不开锅，是街坊四邻帮衬着，有送鸡蛋的，有送米的，都不要钱，说等我好了再还。后来婶子走了，我就想着，这人情债得还，可有些人都不在了，没处还，只能还给别人。”

记者又问：“您这么多年记的账，收回来多少？”

柱子叔笑了：“收不收回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记得。”

表彰会结束，人群散去。柱子叔回到铺子，擦了擦那个老收音机，调到一个戏曲频道。熟悉的唱腔响起，他往茶杯里添了点水，靠在小柜台上，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门外，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那块写着”柱子百货”的旧木牌在风中微微摇晃，发出”吱呀”的声响，像是在说着什么。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对柱子叔来说，这铺子不只是谋生的地方，也是他和逝去的人，和远方的人，和整个镇子连接的方式。有些事，看起来是他在给别人记账，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延续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和情感。

而那些被他记在账本上的人，某种程度上，也都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铺子檐下挂着的风铃，在晚风中轻轻作响，那声音清脆悠远，仿佛一直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