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桂林，抗战时期的西南小城，以甲天下之山水闻名，却因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而蜚声全国，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让众人向往、让世人铭记。

桂林，抗战时期的西南小城，以甲天下之山水闻名，却因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而蜚声全国，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让众人向往、让世人铭记。

成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领导南方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发出“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抗战号令。9月，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自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成立。从11月起，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开始在南京、西安等地设立红军联络处、八路军办事处。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广西、桂林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在桂系统治势力中心桂林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有着重要意义。1938年9月，叶剑英指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长沙）的刘恕执行筹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事宜。刘恕赶到桂林后，租用了酒铺老板黄旷达尚未完工的“万祥糟坊”用作城内办公地点。他还在城北的路莫村、金家村租用一些民房作为办事处的家属驻地、电台室、军需物资仓库等；在漓江东岸的六合路“龙正泉”公馆、伏波山、阳朔等地分设秘密联络站、电台与物资仓库。

1938年9月，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吴奚如奉命到桂林筹建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随后又以周恩来的政治秘书身份向桂系当局申请成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得到批准。10月下旬，周恩来与原中共长江局工作人员从武汉南撤长沙，路遇新桂系首领白崇禧。周恩来勉励白崇禧合作抗战、“做个民族英雄”；提到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意向。白崇禧希望得到中共支持，能外抗日寇、内防蒋介石，当即表示与中共合作。

是年11月中旬，原中共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率大队人马抵达桂林。11月22日，办事处正式对外挂牌办公，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以下称桂林“八办”），李克农担任处长，办事处设六科二室一站。这是在国统区的合法办事机构，成为领导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红色指挥部。

李克农首先着手做好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先是拜会了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进步文化人、专家学者等；会见了打入桂系的中共党员谢和赓和在桂系从事情报联络工作的刘仲容和刘仲华等。李克农邀约陈此生一同前往会见桂系首领、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李克农明确表示共产党不干涉广西内政，不挖广西的墙脚。会谈为桂林“八办”正常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1938年12月初，周恩来抵达桂林。在听取李克农的工作汇报后，周恩来作出了“鼓励桂系首领当抗日民族英雄”“团结一切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不抵抗日寇政策的人”等八点指示。这是抗战时期周恩来第一次到桂林，半年内，周恩来又两次到桂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做桂系上层统战工作，指导桂林“八办”开展工作。桂林“八办”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抗战军用物资100余车次；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的各类人员1000余人次；负责搜集和传递情报；领导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与“南委”、新四军赣南粤北通讯处、贵阳“八办”建立了联系；领导广西省工委和联络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湘、黔、赣、闽、粤及香港、南洋等地党组织，将广西省工委的党组织划分为桂林、桂南和南宁三个特支，并指定了负责人。1940年4月，经中共南方局批准，任命钱兴、苏蔓分任广西省工委正、副书记。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下令撤销。桂林“八办”采取公开工作掩护秘密活动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做好广西、桂林的抗日救亡工作。积极参加和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建设和发展进步文化团体，在抗战烽火中开启了一座南方抗战“文化城”的辉煌。

《救亡日报》桂林复刊

为全民族抗战摇旗呐喊

1938年11月，夏衍带《救亡日报》社一行人抵达桂林，准备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纸要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

《救亡日报》为什么要在广西桂林复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武汉、广州先后沦陷，桂林偏安于西南，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各地文化人趋往之地。

《救亡日报》为什么能在桂林复刊？1938年12月初，周恩来与广西当局友好协商：欲借桂林这块“宝地”，复刊《救亡日报》，桂系首领同意。李克农积极出面协商，争取到《救亡日报》与国民党《广西日报》同等公开合法地位。

《救亡日报》复刊的钱出自何处？1938年12月，周恩来电告廖承志协助夏衍复刊《救亡日报》，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了1500元港币给夏衍。桂林“八办”拨给了30令白报纸给夏衍。郭沫若拿出一小笔款子和几十令白报纸。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

《救亡日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办报方针，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编发了450余篇综合国内外大事的“社论”。报纸揭露汉奸汪精卫的叛国、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等。还宣传抗日战争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军政事迹；转载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

《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发行量直线上升，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八千份大关。销路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乃至香港和南洋一带，也得到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支持，报馆成为各地进步人士的落脚点。

国民党阻止《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救亡日报》采取“开窗”手段，转载了周恩来为揭露事变真相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月，《救亡日报》这张为全民族抗战摇旗呐喊的抗日救亡舆论先锋被国民党勒令停刊了。

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

桂林抗战戏剧壮绝神州

西南剧展铸就文化丰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战斗在桂林戏剧舞台上的艺术团队有70多个，其中话剧团队40多个。戏剧是抗战时期桂林最活跃的文艺形式。演出以话剧为主，其次为桂剧、平剧（京剧）、粤剧、湘剧，还有歌剧、舞剧。1944年，桂林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田汉先生为剧展和戏剧艺术家们题诗：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

鸡鸣尤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

抗战时期，进步文化界把抗战戏剧人视为文艺战线冲锋者，称为“戏剧兵”。

1938年夏，戏剧家欧阳予倩应马君武的邀请到广西主持桂剧改革。欧阳予倩将京剧《梁红玉》改编成桂剧，亲自导演，在正阳路南华戏院连演28场，场场爆满，大获成功。剧情中有怒斥“官老爷”的情节，惹恼了广西当局的高官，随即遭禁演。欧阳予倩被迫离开桂林去了香港。翌年冬，欧阳予倩受邀重返桂林，创作了14个桂剧节目，其中6个与抗战有关。戏词锐利锋芒，戏情辛辣讥讽。桂林的抗战戏剧点燃了桂林、中国西南地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熊熊烽火。

1940年5月，中共党员掌握的抗宣一队决定排演从延安传来的《军民进行曲》。12月，该剧开始排演。剧情是军民里应外合，打败敌人、收复失地，很受民众和抗战部队的欢迎。时值皖南事变前夕，排演这部歌剧，无疑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作了最好的宣传。

1942年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逐渐恢复。

194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欧阳予倩、田汉、翟白音和熊佛西等中共党员和进步艺术家，联合其他进步戏剧团队和戏剧工作者，在国民党桂系统治的核心区域桂林，邀请到桂、湘、粤、滇、赣等省的戏剧团队和四川重庆、湖北恩施派出的观摩代表，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件

戏剧展演活动从1944年2月至5月，时间持续3个多月，参加西南剧展的共33个单位。演出了170多场，观众达10余万人次。经过改进的《军民进行曲》回桂参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连演5场，场场爆满。剧展筹委会特别安排他们在广场上再演3场，每晚观众达1.3万人以上。

这次戏剧展演活动还举行了戏剧资料展览和戏剧工作者大会。整个桂林为之沸腾，整个西南为之震动，声震中外。

在民族危亡时刻，抗战戏剧因其通俗易懂、感染力强的特点，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理念转换成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艺术形式。西南剧展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创举，铸就了抗战戏剧的文化丰碑。

桂林新音乐运动蓬勃发展

《黄河大合唱》传到桂林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抗战音乐成为文艺领域最具影响力、传播最广泛、表现最活跃的艺术形式之一，其热潮也迅速波及桂林。一大批进步音乐人田汉、张曙、贺绿汀、满谦子等先后来到桂林。他们在桂林创作歌曲、谱写旋律、组织演出，将跳动的音符化作鼓舞人民斗志的金钥匙。

1938年1月，桂林各界在公共体育场（现解放东路中山中学一带）举行了万人“火炬公唱大会”群众歌咏活动。满谦子任总指挥，全体歌咏团员“六人手持一火把”，唱罢主题歌，唱各种抗日救亡歌曲。这次群众歌咏活动为进步歌曲在桂传唱铺设了渠道。次年5月，桂林进步音乐界举办了抗战歌咏比赛。以学校为单位，分别演唱指定的《最后五分钟》《蚂蚁》《啦啦歌》《好国民》《春耕歌》《爱国的家庭》《我们都是小飞行家》《打铁歌》等11首歌曲，将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深入学生和青少年中。11月，侵华日军在钦、防登陆，桂林又举办了“保卫大西南音乐周”活动，流动观众2万余人次。

1939年5月，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大型合唱作品《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其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在观众席上连声称赞三个“好”。在延安的抗敌演剧二队将《黄河大合唱》曲谱寄到活跃于湖北老河口的抗敌演剧四队。1940年春，抗敌演剧四队将曲谱油印成32开本，寄给桂林《救亡日报》主编夏衍。中共秘密党员林路负责筹备在桂林演唱《黄河大合唱》，组建了200余人的庞大歌咏团。

抗战时期，在桂林首次公映《黄河大合唱》的桂林中学合唱团成员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1940年7月20日，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在新华大戏院隆重开演。《黄河大合唱》因其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迅速在桂林城传播开来，成为各抗日歌咏团演出的保留节目。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秋至1943年春，《黄河大合唱》在桂林被十余个歌咏团整曲演唱达16场之多。又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各地巡演，并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演出，对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桂林成为抗战文化动脉

供应全国八成精神食粮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华东、华北以至华中国土沦陷，大批文化人从各地撤到桂林，他们在桂林办报刊、开书店、演戏剧、唱大歌、写小说、办美展和搞科研，盛况空前。他们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土壤和种子。周恩来和南方局、桂林“八办”等中共党员则是抗战“文化城”的领导与核心。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繁荣景象缘起于“人”。到桂的1000多文化名人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名士，据文化人时评：“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与量，有一时期都占全国第一。”各业繁荣发展，成为文化奇观。

新闻传播业，是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938年10月以后先后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桂林版）》等10余家。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等。

出版发行业盛极一时。1938年到1944年，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主要在桂西路（现解放西路），被称为“书店街”。这些出版机构在桂林传播马列著作和共产党领袖的革命作品，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以及《资本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

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发行的书籍

图书杂志种类多。据统计，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发行的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报纸10多种。图书杂志多，印刷厂也随之剧增，据1943年7月统计，桂林有大小印刷厂109家，每月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每月可达3000万字至4000万字。我国著名出版家赵家壁曾在1947年5月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上撰写了《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一文：抗战期间中国的“精神食粮——书，有80%是由它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他还写道：“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史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不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关注，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遗产，现留藏在莫斯科的苏联革命博物馆。

抗战时期，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呈现出国统区少有的繁荣景象。在我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总方针指引下，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灭国”“灭民族”的侵华策略，对阵国民党消极抗日、防共反共的方针，共产党领导的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发展了打败侵略者的文化力量，激发了民族斗志，凝聚了民族力量。

来源：桂林生活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