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允许正能量，是一种积极主义的暴政”

摘要：当代人似乎都有某种“痛苦恐惧症”，想要消除痛苦，得到治愈，甚至连爱情的痛苦都不愿意承受。长此以往，人容易陷入某种逃避或麻木的状态里，把快乐作为最高目标来生活。严飞教授说，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痛：痛因越来越少，痛感越来越强。

当代人似乎都有某种“痛苦恐惧症”，想要消除痛苦，得到治愈，甚至连爱情的痛苦都不愿意承受。长此以往，人容易陷入某种逃避或麻木的状态里，把快乐作为最高目标来生活。严飞教授说，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痛：痛因越来越少，痛感越来越强。

痛苦如此复杂，有身体之痛、性别之痛、心理之痛，有主动追求的痛苦、被动承受的痛苦，还有个体的痛苦、集体的痛苦。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它们呢？痛苦的对立面是快乐吗？我们要怎么面对痛苦，才是好的方式，或者干脆不面对也没关系？

刘擎教授和严飞教授在对谈集《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中，谈论了许多当代人都有的迷茫与困境，下文选自其中的“如何看待痛苦”这一篇。你有什么有关痛苦的思考或感受吗？感到痛苦时，你一般会用什么方式自我疗愈？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本文摘选自《世界作为参考答案》，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现代社会，痛因越来越少，痛感越来越强”刘擎：今天我跟严飞老师来讨论一个复杂但又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话题：痛苦。严飞：之所以想到痛苦这个话题，是因为人们今天似乎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痛苦恐惧症”。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经常看到诸如“10个技巧帮你摆脱焦虑”的文章，这类内容往往点击率极高，大家都在追求用一些方法和捷径迅速地摆脱痛苦。人们似乎对任何形式的痛苦都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不愿意去面对爱情的痛苦。

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痛苦的东西想要表达出来，又害怕去表达，从而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刘擎：是吗？我倒是觉得现在谈论痛苦并不是件羞耻的事，但是你刚才提醒我想到，大家是在谈论痛苦，而没有深入地去讨论、了解痛苦背后的原因。严飞：现代社会，痛因越来越少，痛感越来越强。刘擎：如果对痛苦仔细分辨，它好像有非常多的层次，比如“痛”和“苦”是不是一件事。英文里有“pain”和“suffering”，它可以是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多个层面，可能与文化传统有关系，也有哲学意义上的反思。我们先说说痛苦。在一般意义上，人性有趋乐避苦的倾向，所以摆脱痛苦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网络上有许多人都喜欢给你讲“人性”的所谓“底层逻辑”，好像人性如此简单明确，一谈人性问题就清楚了。其实就算了解“趋乐避苦”是人的基本倾向，对我们理解痛苦并没有多少助益。你刚才提到，许多人回避、害怕谈论痛苦，或者深究痛苦的感受，所以常常用emo的表情，发泄一下好像就躲闪过去了。怎么样来理解这种现象？严飞：我是学社会学的，因此习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痛苦。痛苦首先是个体层面的应激反应，无论是爱情失落、职场挫折、事业困境，还是与家人朋友的争执和冲突，你都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痛苦。这和疼痛还不一样，我们说疼是一种身体的问题，痛则是一种心理的感觉，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个体层面的反应。然而，放大到社会层面，由于人与人之间深度连接，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网络，大家彼此繁复交织在一起，当一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也许他可以选择自我疗愈，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相类似的痛苦的时候，个体的痛苦就变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表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痛苦，形状大小不一。痛苦的内容也有很多：焦虑、自卑、不安全感、不确定感、无意义感，等等，并且这种痛苦有可能跨代传递。例如，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正是六七十年代政治动荡带来的对个体的伤害，进而通过文学进行的集体表达，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集体创伤和裂痕。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历史，也在探讨如何通过集体记忆来疗愈这些伤痕。刘擎：严老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要将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来理解。人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无论起因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或者社群生活被破坏了，或者功能失调了，就瓦解了我们生命中一些重要的意义和联系，就会生出一种痛苦的感受，并引发我们的应对机制，去琢磨“我该怎么办？”。

在有些情况下，痛苦的体验不只是心理层面，还与身体的感受相关，会有体征。比如，许多人在失恋的时候会说“心痛”，不只是比喻，而是会明确感到生理的痛，甚至会感到痛不欲生。生理性的痛苦似乎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又有一些奇特的属性值得探究。比如，身体的痛是一种主观现实，无法独立于主体感受而“客观”存在。这与视觉不一样，视觉是我们看到一个物体对象“在那里”，我们是可以把客观存在的物体对象与我们对这个物体的视觉感知区别开来，至少在概念上是如此，认为“所看之物在我们看它之前就已然存在”的信念未必为真，但完全可能成立。但身体的痛似乎就不存在所痛的客观对象。陈嘉映老师曾经讲过，痛一定是在你感受的时刻才存在，痛感和痛本身是无法区分的，痛无法独立于我们的主观感受而存在。也就是说，在谈论痛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是痛，然后我去感受痛，就形成了痛感，这在概念上都不能成立。痛与痛感是在一起的，是共生的。什么时候痛可以作为一个客体或对象来谈论呢？大概是关于痛的记忆。说一段过去的往事，其中经历过痛苦的体验，回忆这段体验，我们好像就可以将它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对象来讨论和分析。但实际上我们仍然要通过回忆和叙事来与痛的体验联系，而这种回忆和叙事总是有不可抹去的个体主观性。所以痛苦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存在。在哲学层面的辨析有什么启发意义呢？我们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说，人总是会遇到痛苦的时刻，一个完全免于痛苦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不是人类的生活。但对痛苦的理解和应对总是与我们自己的个殊性相关，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最佳方案就在那里现成的存在。这可以引申出许多讨论，比如说如果要抑制和缓解纯粹由身体引起的痛，可能需要止痛剂，比如做手术可能需要麻药，但对于精神层面的痛可能就更为复杂，而且与每个人的个体性及其所处的具体境遇有更密切的关系。比如失业造成的社会身份感的不适，与文化认同相关的乡愁，以及存在论层面上更深的人生意义的困境，当这些不适和困境被感知为“痛苦”时，总是个殊性的，以至于类别化的泛泛而谈都没有多少助益。“只允许正能量，是一种积极主义的暴政”严飞：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功绩社会”的环境中。韩炳哲在《妥协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试图消除一切否定性的肯定社会”。这句话有点绕，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我们发现，今天的社会一切都需要正能量，不给予人有痛苦的权利，企图把人们塑造成对痛苦极不敏感的，永远感到积极、幸福的功绩主体。个人表达痛苦会导致自己有一种羞耻感，是一种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

刘擎：对，他讲的肯定和否定就是Positive和Negative，就是我们讲的正和负。韩炳哲有很强的黑格尔主义取向，主张所有的成长和发展都是辩证的，而辩证的发展必定需要否定性的力量，他在《爱欲之死》和《倦怠社会》等很多作品中，都贯穿着一个主张，就是强调否定性的力量，而当今的社会，大家都惧怕否定性，不喜欢消极，重视积极的、肯定性。但在韩炳哲看来，没有痛苦的爱情不仅不可能，而且根本不是爱情。现在的社会确实是“功绩社会”或“优绩社会”，都是讲正面的情绪和能力，就像说爱情一定要像糖一样甜的。严飞：爱情不可以是酸的。刘擎：酸都不行，那么苦和痛就更不能接受了，完全就没有情绪价值。而所谓“情绪价值”就是要让人舒服，舒服的感觉才有价值。只要有否定性的消极因素都毫无价值。他在《倦怠社会》中指出，现在很多流行的文化产品都是痛苦的镇痛剂。严飞：对，迷幻剂。刘擎：是的，韩炳哲的论述很有冲击力，但有时候我会感到他过于强调辩证发展中的否定性，也许是因为当下流行文化中的否定性过度匮乏，他可能过度主张了否定性的意义。想象一下，如果韩炳哲自己到医院去，比如做一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最新的、先进的无痛胃镜检查技术，另一种是比较传统的检查方式，会有明显的强痛感，他会选择哪一种？他会选择比较痛苦的那种检查方式吗？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被呵护得太好了，生命的所有方面都要把痛苦抹掉或者抑制，所以他会决心破除这种过度呵护，让自己体验身体最原初的痛，从而领会生命内在的辩证精神。韩炳哲会做这种选择吗？同样，一位母亲在生孩子的时候要不要选择无痛分娩？她会主张要从分娩的痛苦中更深刻地感受生命诞生的深厚意义吗？我不确定她真的会这样主张。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作为否定性力量的痛苦？这种方式在什么意义上能成为激发生命成长的力量？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比韩炳哲的批判论述更为复杂也更为平衡的思考。严飞：其实是掩饰了人们表达痛苦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想再做多一些引申的讨论。在“功绩社会”里，人们似乎失去了表达自我悲伤的权利，甚至变成了对痛苦的羞耻，对痛苦的表达成了一种社会忌讳。不知道刘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当下一些“顶流”的微信公众号中都会有一个叫作“夜读”或者“夜话”的栏目，固定在每天晚上10点推出。这些栏目会像“打鸡血”一样推送很多“心灵鸡汤”的小文章，不停地强调你要勤奋与乐观，强调必须看到人生的光明面。

但是想象一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他们“996”下班回到家，劳累工作了一天想躺在沙发上休息，或者今天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情，想痛骂一下不人道的公司制度，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时候10点整的心灵鸡汤来了，说你要积极乐观、美好地看待每一天，你要正能量，但是我今天真的不想正能量，我想稍微给自己一点放松；我今天非常沮丧，心情不好，我想和闺蜜、好友倾诉一下，想自己一个人待着。这些心灵鸡汤是一种积极主义的暴政，仿佛在否认和抹去人们的痛苦和不满——我们今天不允许大家表达一些不积极的，甚至是悲观的、消极的东西，不允许大家反问、反思说我确实感觉工作是没有意义的，我承认自己做的是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行吗？不可以吗？对不起，还真不可以。你必须保持乐观的态度，继续投入到积极的工作当中去。如果你敢于表达自己的痛苦，就可能被视为不符合社会主流。这种趋势让我越来越担心，当今的年轻人连表达悲伤和焦虑的权利都逐渐丧失了，这对他们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就会走向一种极端，可能给年轻人造成更多负面的影响。我们如果永远点赞积极正能量，痛苦就会消失吗？积极主义看上去是在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其实恰恰相反，年轻人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这种自主选择不一定总是有明确的意义，但可以提供一种松弛的状态。松弛不是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松散形态，而是说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边界里掌握自己的人生。当人们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即使工作再忙碌和辛苦，也能感受到一种内在的成就感。正如作家舒国治在他的小书《理想的下午》中所说，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我们只有做自己以后，才能获得世界的赏识。刘擎：对，直面痛苦也是打开真实自我的一个方面，但其中有许多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抱着非常哀怨的态度，以无奈的、宿命论式的基调面对痛苦；有些人在宣泄之后则是想办法让自己行动，尽可能克服和超越痛苦的处境；当然还有一种论调是宣扬“吃苦是福”，许诺一个“苦尽甘来”的明天。在东亚的传统文化中，父母一辈对孩子的教育就特别强调吃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年轻人吃苦是有益的。中小学生大多在这种教育中应对“无穷卷”的竞争。严飞：所以痛苦也是分代际的，老一辈更加习惯于隐忍，不会去主动谈论他们所遭遇的伤痛。刘擎：对，老一代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祖辈甚至是父辈都会有代际差别。比如，许多父母会开导孩子，认为领导让你加班，都说了“请你帮忙”，这已经很好了，这么点小事你老是抱怨，太娇气了。但年轻人大多有比较清晰的边界感，有敏感的个人权利的意识，对于“right”这个概念要比父辈和祖辈明确得多。

严飞：痛苦的体验不仅因代际而异，也与性别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我们会发现许多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力感和被剥夺感。尤其在讨论“母职”时，母亲们常常被社会预期压迫着要求她们扮演完美无瑕的角色，却往往无处诉说自己的苦楚。正如泓舟在其著作《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中所提出的，女性在育儿中羞于表达自己的痛苦，正是因为社会的规训要求把女性塑造成为一名伟大的母亲。刘擎：对，你不要用一个“完美母亲”的模式来绑架我，这是非常有力的抵抗呼声。但同时我们也要分辨痛苦的多样性，痛苦不是一种东西，而是各种各样的。记得以前有段时间我会去健身房锻炼，有教练让你“撸铁”，还有做拉伸，也是很痛的，是生理上的痛。但做了这些活动，你突然感受到身体被打开了，这时我又会想到韩炳哲讲的否定的辩证意义。不去健身的时间是舒适的状态，但经受了健身房的“折磨”，走出来的时候是另一种舒适状态。好像我会更喜欢后一种状态。严飞：但这里也要明确一点区别。刘老师刚才描述的案例中，去健身房健身的痛苦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的痛苦是非自愿的，是被强加于身的一种被动承受。刘擎：说到自愿与强制，这里也存在着某种辩证性。因为我开始去健身房也是被家人“强迫”的。但直到我去健身之后，才亲身感受到身体被“打开”的体验，体会到另一种境界，然后最初的强制后来就转变为自愿。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这种模式也不是普遍有效，并不能举一反三。比如，在基础教育中，强迫你牺牲睡眠和娱乐，每天超过10小时刷题应试，最后你会自愿、甘之若饴吗？并没有。这种“吃得苦中苦”的强制，必须以达成“做得人上人”的功效才可能维持。健身锻炼中身体的痛苦，能够让否定性的力量冲破你身体原来那种不健康的舒适状态，带你进入一种新的、更健康的舒适境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过度。像有些竞技体育的选手，他们经历了某种暴君式的残酷训练，甚至获得了优异的比赛成绩，但其实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摧残。所以，痛苦这个话题值得讨论，因为它有复杂的多样性，也有多重丰富的面向。

严飞：在文化层面上，东亚社会特别强调吃苦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一种美德来推崇。但恰恰相反，我们不应该为痛苦加上滤镜，把吃苦当成礼物。刘擎：我也怀疑，我们到底有没有“善于吃苦”的传统美德。我曾听到一位朋友对此质疑：中国人真的吃苦耐劳吗？如果我们真的将吃苦耐劳视为美德，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家长会逼迫孩子那么“卷”？他认为家长要“卷”的根本动力，就是决意要让自己的下一代彻底告别“吃苦耐劳”的生活。他们教育孩子有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在街上遇到清洁工、快递小哥或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家长就让孩子停下来仔细看，然后告诫孩子：“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你将来就做这样的重体力工作，过这样的辛苦日子！”这是鼓励孩子吃苦耐劳吗？这是用吃苦耐劳来威胁恐吓。“成长总是跟某种否定性有关系”刘擎：我们探讨了痛苦的许多现象，但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提供一个关于痛苦的课程，然后给大家一个应对痛苦的标准答案。痛苦对人类是永恒的问题，对个体也是如此。因为人是一个脆弱的物种，不仅因为人终有一死，而且因为人没有坚如磐石的本质，人的存在是不断“成为”（becoming）的历程，人的生命总是有待完成的，直到死亡。而成长总是跟某种否定性有关系，所以把痛苦从我们的生命里彻底抹去，这既不可能也未必可欲。痛苦是非常多样的，有生理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维度，还有与哲学相关的思考。我们也发现，痛苦对人生的体验和意义也是多样的，对待痛苦的方式其实也是如此。但我们仍然可能提出某种倾向性的看法，有些应对痛苦的方式不太可取，比如完全沉湎于痛苦，或者彻底回避痛苦，我们还可以探索有什么更可取的应对方式。你刚才提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性痛苦，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中、社会联系中，在工作中还是在亲情亲密关系当中，对待社会性痛苦，可取的方式会是什么，不可取的方式又会是什么？严飞：可取的方式，我不一定可以给出很好的建议，但是不可取的方式我觉得可以稍微谈一谈。大家会有不同类型的、不同程度的痛苦，比如爱情失意、工作失败，或者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很多人说我不如做一只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看不见，这样就可以忽视掉痛苦，这种方式其实是种自我麻痹。痛苦隐藏在生活的缝隙里，我们即便像鸵鸟一样埋在沙子里，痛苦还是无法止住。还有很多人试图通过疯狂购物来缓解或消除内心的痛苦。例如，许多女生在经历失恋后会倾向于暴饮暴食，而男生则可能沉迷于电子游戏，不断地升级游戏装备。

在今天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痛苦解决的幻觉，买买买就是生活不如意时的灵丹妙药——但事实上，消费主义只是一剂止痛药。痛苦不会消失，药效过后它会像潮水一样再次涌现，淹没一切。刘擎：消费作为转移痛苦焦点的方式，有暂时缓解的作用，有时是必要的，吃巧克力或吃冰激凌来应对失恋，或者大哭一场，都行，但这终究是一种对自己的搪塞。用消费搪塞痛苦，会有两个负面的反弹。第一，如果你把它搪塞过去了，那么在以后你就必须不断地以购买和消费的行动来搪塞新的痛苦体验，你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和时间资源来持续承担源源不断的消费，否则你就会崩溃。因为消费作为拦截痛苦的那个堤坝是非常脆弱的，消费体验一旦停下来，引发痛苦的那些记忆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让堤坝决堤。第二，如果你把消费当作医治痛苦的良药，那么你终将发现，这药本身会引发严重的病痛，你会承受消费主义的痛苦。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就曾提到，消费很容易引发跟人攀比，然后你会发现消费能力不足。如果热衷于消费，那么消费能力永远不够，对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因为你的购买力与你跟人攀比所期望达到的那种消费水平相比是永远不足的，这时候就对你构成新的压力，然后就会失落、挫败和沮丧，形成了新的痛苦。你本来用消费来抵挡痛苦，但是它却成了新的痛苦的来源。现在大家特别喜欢讲“疗愈”和“治愈”。治愈的对象范围很广，痛苦可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痛苦是很特别的感受，总是跟你自身的感受、态度和认知方式有关系，它不是外在的客观对象。于是会有一个蛮奇妙的现象，痛苦来临的时候、冲击你的时候，与最后它对你产生的影响，可能是非常不同的。痛苦袭来是一个时刻，开始你会有非常直觉的应激反应，之后你会以许多方式来应对，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像写日记、书信和小说的方式，也有人去旅行。这些应对就能转化痛苦对你的影响。你看，当我“应对”痛苦的时候，好像是将痛苦外化为一个客观的物，这是语言的误导，其实痛苦总是和自我在一起的。但反思性的认知，的确能在意识层面将痛苦外化和客观化，这样配合其他活动和时间的力量，不仅能缓解痛苦，而且能从痛苦的经历中获得教益。对生理上的痛苦，我们本能的第一个反应是逃避和缓解，这是生物演化的结果。但即便对于生理的痛苦，认知也可能会有帮助。我第一次感到生理上的痛苦是拔牙，当时的麻药好像失效了，直觉就是很痛。当时我怎么办，就是非常“理性地”反思自己的痛，告诉自己：痛感只是感觉，无非是我的神经系统发给我大脑的一个信号，能感受痛是进化选择的结果，没有痛感的生物容易受到伤害，可能就会灭绝，所以人类会有痛苦的感应机制。这其实是电流，而我并没有危险……这样“说服”自己的时候，好像把自己的痛感外化了，从主体感受中剥离出来了，痛感就被化约为物理主义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样好像就更能忍受一点。我相信，对于应对心理的、社会性的以及生存论意义上的痛苦，主观态度和认知能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有不少应对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宜的偏好。就我自己而言，面对精神层面的痛苦，差不多都是通过写作。我们那一代有许多人有写信和写日记的习惯。我到现在还会写日记，不过现在主要是流水账记事情。“痛苦治愈的标志是快乐吗？”严飞：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应对策略都集中在个体层面的痛苦。然而，当我们将视角上升到社会层面，我们便会看到集体性的痛苦，譬如灾难和疫情造成的情感和社会创伤。

这种集体性的痛苦源自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了同样的苦难。在整个社会都感受到痛苦时，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共同承担来应对。我们要从创伤的经历中获得复原的力量，就需要进行一种集体的心灵培育，比如说灾难之后的心灵重建、社会网络的重建，等等。通常我们讨论痛苦的对立面是快乐，如果快乐和快乐之间可以传递，那么痛苦与痛苦之间的相互体察，能够让我们在原本的畏惧中生出敏锐，长出勇气。此外，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并强化周围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社会网的连接意味着你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可以与他人一起，借助集体的力量来抵御这些重大的社会痛苦。刘擎：个体层面的痛苦特别重要，因为哪怕是集体性的痛苦，至少在某些时刻也需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来承担。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社会层面，很多痛苦确实是因为社会环境和条件造成的，或者源自社会性的历史事件，比如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疫情流行，以及战争。无论是对于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痛苦，我认为寻求真相以及基于真相的解释是应对与化解痛苦的重要部分。获得真相并不容易，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具备一起探索和接近真相的良好机制，这是公共生活的一个品质。对于痛苦，特别是造成了伤害的痛苦，寻求真相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必要的，在真相澄清之后才能判断责任，然后才有可能走向治愈。那么，痛苦治愈的标志是快乐吗？我们能够以快乐来治愈痛苦吗？我不太确定。在我看来痛苦的反义词并不是快乐，虽然在直接的字面意义上似乎就是快乐。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现成且准确的词可以作为痛苦的反义词。如果非常主观地来选择，我觉得“解脱”或者“超越”才更恰当吧。从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痛苦中走出来，意味着什么或者有什么标志？我觉得是一种“解放”的感觉，就是能发展出一种自由精神，能把自己从狭隘、仇恨和卑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从自己的羞耻感中解放出来，因为痛苦和羞耻是有关联的。另外，也能从自己的经历中“由己及人”，通过自己的痛苦来感知别人的痛苦，达成更深的同情理解。像失业和失恋对人最大的打击是让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而真正的治愈是要让你从自我否定的经历中发展出自我成长的积极力量。严飞：大家会觉得自己过的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刘擎：超越痛苦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情感和智识的双重努力，而且最好能获得支持和鼓励的资源。刚才严老师说到的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种集体的心灵培育，它需要一个健硕的公共领域。友好健硕的社群和公共生活对个人和集体的痛苦遭遇都是一种治愈的资源。在这里，所谓“疗愈”并不是以忘却和回避的方式获得“释然”的心态，从根本上，如果要真正“解脱”，那必定是一种成长，走向一种更健硕和更丰沛的心灵养成，在公共生活中就是一种公民精神。昨天我又见到桑德尔教授，谈起他现在付诸努力的最大事情就是公民教育。任何社会都存在问题，但如果公民能够在公共生活中获得智性和美德的成长，那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和活力。我们今天谈论的痛苦不仅是个人问题，哪怕是个人的痛苦也几乎涉及社会层面和公共生活的维度，这个维度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什么灵丹妙药，但希望通过这次对话和讨论能给大家一些启发。本文摘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