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安史之乱”的烽火已熄，本应是大唐迎来复兴的黄金时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被誉为“贤君”的唐代宗却亲手埋下了衰败的种子，致使大唐再次陷入了动荡的漩涡。
唐朝历史上存在一个不太光彩的事实，共有六位皇帝——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僖宗及唐昭宗，都曾历经过逃难的岁月。
大唐王朝，曾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两段盛世著称，如今却步入衰落，令人感慨万千。
在六位帝王之中，唐代宗的失国之事尤为令人遗憾与哀伤。
那时，“安史之乱”的烽火已熄，本应是大唐迎来复兴的黄金时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被誉为“贤君”的唐代宗却亲手埋下了衰败的种子，致使大唐再次陷入了动荡的漩涡。
【☞唐代宗失国，大臣当头棒喝】
广德元年十月间，唐代宗收到了一则震惊的消息：吐蕃军队已抵达武功，距离都城长安仅有百里之遥。
吐蕃军队难道采用了未知的快速交通方式？大唐的千里边防如此不堪一击吗？竟至于敌军已逼近皇城，军情才迟缓抵达朝廷。在此期间，各位将领究竟在执行何种任务？大唐帝国的防御体系本应坚不可摧，然而实际情况却令人质疑其有效性。面对外敌的逼近，信息传递的滞后性暴露无遗，这显然不是一个强盛帝国应有的状态。至于那些肩负保家卫国重任的将领们，他们在紧急关头似乎未能及时作出有效应对，这不禁让人对他们的警觉性和执行力产生疑问。
关中地区未设有效防御，吐蕃军队长驱直入，如同通行无阻的旅人。确切而言，负责关中防务的将领们，要么选择视而不见，对吐蕃的入侵采取忽视态度，要么则举起投降的标志，主动引领吐蕃军队前进。
军情报告并未延迟送达朝廷，实则是在途中被禁军统领、骠骑大将军兼宦官程元振所截留。
程元振是否为唐朝的叛徒？事实并非如此。实则此人心生恐惧，意图对皇帝隐瞒真相，希望独自解决难题。然而，他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将领们对他不予理睬，转而支持他人，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唐代宗闻讯后惊慌失措，立刻下令诸侯勤王。但回应的情况令他极度失望，各地藩镇纷纷寻找各种理由推脱责任，有的甚至趁此机会叛乱，也树起了反抗的大旗。
唐代宗为避免即时损失，带领家人逃往陕州，成为了一名在逃的君主。
吐蕃军队未遇抵抗便攻占了长安，他们将官府仓库、民居街巷以及商贾市集洗劫一空，随后付之一炬。安史之乱后逐步复兴的京城盛景，再次化为乌有。
随后，吐蕃方面宣称扶持唐高宗李治后裔李承宏登基为帝，而唐代宗则被迫退位。
唐代宗在位时遭遇的国难，其严峻程度超越了唐玄宗时期，他既要应对外来的侵袭，又要处理内部的叛乱。若非郭子仪后来力挽狂澜，大唐王朝恐怕会在他手中终结。
至今已有一年半，唐代宗登上了皇位。后世有人赞其为“贤主”，那么他究竟采取了哪些举措，导致大唐帝国陷入如此境地？在这段时间里，大唐帝国似乎并未走向繁荣，反而出现了种种问题。那么，这位被后人尊称为明君的皇帝，究竟是如何操作，让国家状况变得如此的？我们不禁要问，唐代宗在位期间究竟实施了哪些政策或决策，致使大唐的局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缘由？
在逃亡过程中，太常寺的学者、翰林供奉柳伉向唐代宗呈交了一份引人深思的奏章，其内容令人深感震撼。
柳伉率先陈述，唐代宗正遭遇四大背叛情形：关中地区的将领未进行抵抗，反而引领敌人入侵；朝廷中的高官集体沉默，无人为国家出谋划策；京畿附近百姓趁乱行窃，抢夺国家仓库；各地的藩镇亦无人前来救援，均持观望态度。你这皇帝已然“内外皆叛”，实质上成为了孤立无援之人。
柳伉进一步建议，治疗国家之疾需对症下药，当前亟需采取三项措施：首要之事，是惩处程元振以平民愤；其次，应将神策军的指挥权移交给朝中重臣；最后，您需主动削去部分尊号，并颁布诏书自责过失。
柳伉为唐代宗准备了一份“自省文”，其中言辞颇为直接：“若天下能容朕改过自新，则应即刻招募勇士西行归朝；倘若认为朕之恶行未改，那么这帝王之位，恐不宜由妨碍圣贤之人占据，任由天下人抉择去处。”
若诸位能赐予我一次重新做人的契机，我恳请迅速召集英勇之士前来援救。倘若你们觉得对我的惩罚尚未足够，大可寻求贤能之人替代我的位置，将国家大事托付于他。
此篇上疏将唐朝衰败的缘由全然归咎于唐代宗，近乎直言不讳地指责其过失，几近指斥为“无道之君”。颇为令人费解的是，唐代宗曾亲自平息安史之乱，无疑是大唐王朝的重要功臣，何以竟落得个“人人喊打”的境地？唐代宗曾力挽狂澜，稳固了大唐的基业，但其后的某些决策或作为，似乎让后人对其评价产生了分歧。这篇奏章未加掩饰地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将国家面临的困境悉数归因为他的责任。然而，回顾历史，唐代宗在平定内乱中的贡献不容小觑，这样的落差确实引人深思。他如何从一位英雄君主，转变为被指责的对象，其中的缘由复杂多变，值得深入探究。
我们从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的逝世入手讨论。来瑱，这位曾经的功臣，其生命的终结成为了我们话题的起点。
【☞冤杀来瑱，唐代宗铸下大错】
来瑱在平息安史之乱的多次战役中功勋卓著。于颍川防御战中，他坚决拒绝叛军的诱降，展现出无比的忠诚。他亲自上阵，站在城墙上奋勇杀敌，大量叛军倒在他的箭下，因此被人们尊称为“来铁心”。
随后，来瑱继续征战，转至南阳与襄阳，因其卓越战功，被擢升为山南东道十州的节度使。
地位攀升之际，来瑱意外地被列入了朝廷的监视名单。当时，朝廷对军功集团抱有戒心，既依赖他们平定叛乱，又时刻警惕他们可能成为新的威胁。即便是如郭子仪、李光弼这般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排挤与抑制。
唐肃宗随即向来瑱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他卸去军中的职务，前往朝廷担任官职。
来瑱做出了一项决定，他拒绝了入朝的命令，转而鼓动手下人联名上书朝廷，表达希望继续留任的意愿。唐肃宗虽最终让步，但对来瑱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
此时，唐肃宗心中萌生了除去来瑱的想法，起因是两位官员的禀报。这两位分别是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荆南节度使吕諲。他们指出，来瑱在当地积极笼络人心，广施恩泽，这样的行为不宜让其持续担任现职。
此类言论纯属无中生有，难道非要等到来瑱在当地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朝廷才觉得满意吗？然而事实是，唐肃宗已经将来瑱视为有叛逆之心的人，因此他顺势将来瑱原本管辖的十州节度使权力缩减至六州。
来瑱并非愚钝之人，一番探寻后，他得知是王仲昇与吕諲在背后搞鬼，心中顿时怒火中烧。恰逢其时，王仲昇遭遇不幸，被叛军围困在申州。而来瑱作为增援部队的指挥官，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救援，最终导致王仲昇战败并被俘虏。
来瑱正暗自庆幸之时，未料竟遭内部人士背叛。此人名叫裴茙，担任来瑱的行军司马一职，他私下向唐肃宗上奏称：“来瑱智勇双全，但性格倔强难以驾驭，应尽早除去，一战即可将其擒获。”
裴茙为何选择背叛来瑱？原因与王忠嗣、吕諲相似，均意在夺取来瑱的领地与职位。然而，唐肃宗因“一战而胜”的战绩被蒙蔽，心中只盘算着如何将来瑱除去，故而接纳了裴茙的计谋。
近期，唐肃宗因类似过失导致刘展反叛（背后的操纵者仍是王仲昇），而今，他又将来瑱推向了对立面。
然而，在实施计划之前，唐肃宗突然去世。随后，唐代宗登基，他并未立即阻止这一冒险行为，反倒是秘密命令裴茙，加速对来瑱的突袭行动。
将帝王之位视作窃贼之行，实属令人叹为观止。身为君主，其行为却如同卑劣之盗，这着实让人难以置信。
没想到裴茙刚有所行动，就被来瑱发现。随即双方交战，裴茙遭受重创，最终沦为来瑱的战俘。
唐代宗采取了决绝措施，为平息来瑱的不满，他将所有过错归咎于裴茙，并颁布诏令，命令其自尽。
至此，来瑱终于觉悟：何必执着于节度使一职？若被朝廷猜忌，何不选择入朝为官，效仿郭子仪之路，亦不失为明智之举。
来瑱采取了一个看似光明磊落，实则导致他最终丧命的行动，那就是交出兵权，转而在朝廷担任官职。宝应元年八月，为了表明心意，来瑱前往京城，以示服从。
唐代宗深感震撼，武将主动解除兵权，无异于自我束缚，若非心怀赤诚，绝不可能有此举动。因此，过往的恩怨被彻底释怀，来瑱随即被委任为兵部尚书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形式上仍保留山南东道节度使的职位。
此事本应尘埃落定，不料王仲昇竟意外重返。据悉，他因“乱世得安”而被程元振视为同伙，再度现身。
王仲昇与对方素有嫌隙，此番他指控道，自己昔日遭俘实则由来瑱与叛军暗中勾结所致。程元振亦在一旁附和，声称来瑱自回朝以来心怀不满，频频发表对陛下不敬的言论。
唐代宗在处理来瑱一事上显得草率，未深入调查便下令处决了他，之后将其遗体遗弃在野外。
【☞来瑱之死，点燃藩镇反叛的怒火】
来瑱的逝世如同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震撼了所有藩镇。以此为契机，藩镇逐渐步入了与朝廷对峙的道路，再无回头之路。
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对藩镇的疑虑不断加深。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因为若不能适当控制节度使的权力，未来很可能再现如安禄山般的叛乱者。
关键在于，中央政权始终未能通过制度性手段调整藩镇势力膨胀的现状，且对藩镇节度使的抑制措施，往往会导致被人诟病为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节度使出于自身权益与生存发展的需要，势必会走向反叛的道路。
或许有人会问，遵从朝廷安排，享受高官厚禄，岂不美哉？诚然，这看似是个不错的选择，正如来瑱所期望的那样。然而，结果？
来瑱的经历警示了所有节度使：君王的誓言不可依赖，唯有紧握军权，才是守护荣华富贵乃至个人安危的唯一途径。
因此，李光弼收到调职命令时，他选择了沉默以对，无视了所有的传唤。而来瑱的继任者梁崇义，则直接公开叛乱。另外，仆固怀恩在忠诚与背叛的边缘徘徊不定，最终无奈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在国家遭遇危难之际，众人皆选择置身事外，对唐代宗被迫流亡的境遇漠不关心。
史籍通常将藩镇的叛乱归咎于宦官专权，但实际上，稍有洞察力的人都能理解，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之所以能权势滔天，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循了唐代宗的意志。柳伉建议惩处程元振，这更多是给唐代宗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因为唐代宗本人才是导致众人离心离德的根源所在。
【☞姑息养患，埋下亡国的种子】
幸运的是，大唐王朝尚拥有一位兼备能力、忠心与谋略的关键人物，此人便是郭子仪。
郭老历经唐肃宗与唐代宗两位君主的多次考验，却始终坚守忠诚。他凭借在军队中极高的声望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了重建大唐的壮举。
经历此番波折后，唐代宗重返长安，性情大变，转变颇为决绝。他由激进转向保守，开始放任藩镇势力的膨胀，致使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逐渐演变为地方割据力量。
河朔地区的三个重要军镇分别是范阳镇、成德镇和魏博镇，它们各自设有节度使。这三个区域曾是安史之乱期间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带，并且长时间内未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
唐代宗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决定改变策略，采取了温和的手段，把三个重要镇区的管理权交予了安史之乱中的投降将领，分别是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和薛嵩。
不料，田承嗣等人结成了同党，他们抗拒朝廷的召唤，拒绝缴纳税款，实质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领地。唐代宗曾派遣军队前去讨伐，但这三镇或相互勾结以求自保，或上书请罪以求和解。朝廷在军事上无法彻底消灭他们，只能无奈妥协，这使得三镇虽然名义上是唐朝的藩属，但实际上却如同偏远的外族领地一般。
唐朝的终结归因于地方军阀的分裂割据，这一局面最初在河朔地区的三个重要军镇兴起。唐代的一位皇帝，对藩镇割据的形成负有直接责任，可以说，他对唐朝的衰败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作为与大唐帝国的覆灭紧密相连。
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策略由严厉打击转变为无条件的放任，这一转变源于来瑱事件给他带来的深刻恐惧，使他变得谨慎过度。
对于这位君主，你认为他能否担当得起“贤帝”的称谓？
来源：眾說烽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