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理解梁启超为何心动，得先看他1900年的处境。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从北京仓皇出逃，辗转日本、美国，最终到了檀香山。

1900年深秋，梁启超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爱上了一个20岁的女秘书，想请妻子允准纳妾。

妻子看到梁启超的信后，立刻回信一封。后梁启超不仅没再提纳妾的事，反而迅速与女秘书断了联系。

梁启超妻子在信中究竟写了什么？

要理解梁启超为何心动，得先看他1900年的处境。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从北京仓皇出逃，辗转日本、美国，最终到了檀香山。

此时的他，既是清廷通缉的要犯，又是海外华人心中的变法旗帜，白天要演讲、办报、联络革命力量，夜里对着孤灯，流亡的孤独与事业的重压像潮水一样涌来。

就在这时，何蕙珍出现了。她是檀香山一位华侨商人的女儿，20岁，通英文，熟悉当地情况。梁启超在檀香山办报时，何蕙珍成了他的秘书，帮他翻译英文资料，处理对外联络，甚至在他演讲时做现场翻译。

更难得的是，何蕙珍懂他。她读过梁启超的文章，佩服他的理想，能和他聊变法、聊民权。在那个女子大多困于闺阁的年代，这样一位有学识、有见识，还能与自己并肩做事的女性，对孤独的梁启超来说，像一道光。

据说有一次演讲后，何蕙珍递给他一张纸条：先生若有大志，何不娶一懂西学之人相助？我愿以微躯相佐。

梁启超的心，彻底乱了。

他给妻子写信时，用词坦诚得近乎笨拙。他说何蕙珍聪慧绝伦，甚至直白地讲：我自问生平不会作邪淫事，可是对着她，我有点管不住自己。

信里还藏着一丝试探。他知道妻子出身名门（父亲是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自幼饱读诗书，不是寻常女子。他或许在想，妻子会不会哭闹？会不会指责？

可妻子的回信，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信里没有愤怒，甚至带着几分欣喜。

她写道：你在外漂泊辛苦，能得一知己相助，是好事。若她真能帮你成就事业，我岂有不允之理？家里的事你放心，我会打理好，也会待她如姐妹。

但话锋一转，她又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只是我嫁你十年，为你侍奉公婆，抚育儿女，你流亡后，我在国内受了多少委屈，你都知道。如今你若纳妾，需得先告诉我父亲一声，他若点头，我绝无二话。

这短短几句话，像一把软剑，轻轻刺中了梁启超的软肋。

李蕙仙太懂梁启超了。她知道丈夫不是贪恋美色的人，他的动心，更多是流亡中的情感寄托与事业需求。

她更知道，梁启超最重名声与伦理，而岳父李端棻是他的恩师，也是因变法被罢官流放的人，以岳父的性格，绝不会允许女婿在流亡期间因纳妾坏了名声。

果然，收到回信的梁启超，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他在日记里写道：蕙仙之言，如当头棒喝。我竟忘了，我非寻常男子，肩上扛的是家国，不是儿女情长。

当年梁启超19岁娶李蕙仙，她比他大4岁，陪嫁丰厚，却从不骄纵。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是李蕙仙留在国内，照顾年迈的公婆，抚养年幼的子女，甚至变卖嫁妆支持他在海外的事业。

这样的情分，不是一时的心动能比的。

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一直倡导“一夫一妻”。

他在《新民说》里写：欲维世界之平和，先维家庭之平和；欲维家庭之平和，先定夫妇之伦理”，还痛批纳妾是“野蛮之习”。

若是自己纳妾，岂不是打自己的脸？

想通了这些，梁启超给何蕙珍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之投身革命，非为一己之私，若因儿女情长误了大事，愧对天下人。你我之间，当以同志相称，勿再提婚嫁。

后来有人问起这段往事，梁启超只淡淡说：情之一字，最是磨人，但若能以理智驭之，方为真丈夫。

而妻子李蕙仙，自始至终没再提过这件事。她继续操持家务，支持梁启超的事业，直到1924年病逝。

梁启超在她的墓志铭里写道：十年患难，相期以相死，而孰知其不然也。字里行间，尽是感激与愧疚。

百年后的今天，再看这段往事，最动人的或许不是梁启超放弃纳妾，而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两个成年人如何用理智与深情，处理一场突如其来的感情变故。

毕竟，能驾驭欲望的爱，才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来源：丹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