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那棵老槐树活了多少年，没人能说清楚。老槐树下总有一个小板凳，上面坐着的是李奶奶，有多少年了，也没人说得清。

村口那棵老槐树活了多少年，没人能说清楚。老槐树下总有一个小板凳，上面坐着的是李奶奶，有多少年了，也没人说得清。

那是1996年的夏天，蝉鸣声吵得人心烦。我骑着我爸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一捆我妈摘的茄子，正要送去镇上卖。路过村口，看见李奶奶手里捧着一个旧铁盒，盒子上的彩色花朵已经掉漆了，露出里面的铁锈色。

“小虎啊，你等会。”李奶奶叫住了我。

我把车子支在树旁，茄子上的露水沾湿了我的背心。李奶奶咳嗽了两声，眼角的皱纹里积着细小的灰尘。

“奶奶，您有啥事？”

李奶奶的手指有些发抖，指甲盖发黄，边缘还有黑色的泥垢。她从铁盒里摸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又抖又慢地解开。里面是一块手表，表面布满划痕，表带是皮的，但已经硬得开裂了。

“这是我儿子的。”李奶奶说，“他不在了，我想着给你。”

我没接，不是因为不想要，而是不知道该不该要。李奶奶的儿子是怎么”不在了”的，村里有各种传言，但没人愿意当面说。有人说他在外面欠了赌债跑了，有人说他做了坏事进了监狱，还有人说他在城里有了新家庭…

“拿着吧，我看着你像他小时候。”李奶奶把表塞进我手里。

那表虽然旧，但沉甸甸的，有一种我从没感受过的分量。我把它装进裤兜，骑上车，发现自己好像忘了说谢谢。

回到家，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肥皂泡沫顺着她的手臂流到地上，和着泥水形成一道暗灰色的小溪。

“才卖了仨钱。”我把钱放在桌上，从兜里掏出那块表。

妈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说这天气太热了，茄子都蔫了。听到我说李奶奶送了我块表，她像被蛰了一样跳起来。

“哪个李奶奶？村口那个？”

妈停下手里的活，用湿漉漉的手把表拿过去，皱着眉头看了半天。

“这表不能要。”

“为啥？”

“不为啥，明天你就还回去。”

爸晚上回来，妈把这事一说，爸的脸色也变了。他放下手里的饭碗，眉毛拧成一团。

“李寡妇的东西，你也敢要？”

我不明白，只能问爸怎么了。爸没回答，只说让我明天把表还回去，不要跟李奶奶多说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爸妈在外面小声说话。

“那老太婆家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爸的声音压得很低。

妈的声音比爸还低：“孩子不懂事，你别跟他说那些。”

“那表要真是她儿子的，谁知道是怎么来的？我可不想招惹麻烦。”

“行了，明天让他还回去就是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表去找李奶奶。她还是坐在老槐树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脖子上挂着一个红绳编的挂饰，上面有个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小坠子。

“奶奶，这表我爸妈说不能要。”

李奶奶看了我很久，眼角有泪光闪过，但她没哭。她把表接过去，又小心地用红布包好。

“他们怕是听了些闲话。”她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我儿子不是坏人，这表是他爸给他的，军表，好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头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

李奶奶突然抬头：“你想上大学吗？”

“想啊。”

“好好读书，比啥都强。”

她慢慢站起来，一只手扶着腰，一只手拄着一根削得很光滑的木棍。她往自己的小平房走去，走路的姿势像是随时会被风吹倒。

后来我再经过村口，李奶奶还是老样子，只是再也没提过那块表的事。爸妈似乎松了口气，谁也没再提起过李奶奶和那块表。

1999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临走前，我去跟村里的长辈们告别，也包括李奶奶。

那天下着小雨，李奶奶的小板凳是湿的，但她还是坐在上面。她的脸比三年前更加瘦削了，头发也全白了。

“奶奶，我考上大学了，下周就走。”

李奶奶笑了，露出几颗已经松动的牙齿。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红纸包，里面是两百块钱。

“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我不肯接，她就塞进我口袋里。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李奶奶靠什么生活，我不清楚，但肯定不宽裕。

“你也是第一个大学生。”她说。

我不知道她说的”第一个”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家的第一个？还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里的第一个？

“我儿子要是还在，也该跟你差不多大了。”李奶奶说着，眼神飘向远处，又咳嗽了几声。

那次我没好意思问李奶奶的儿子到底怎么了。所以李奶奶的儿子到底是死了，还是真如村里传言那样不堪，我始终不得而知。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村。毕业后，在省城找了工作，又过了几年，我才听说李奶奶走了。那时我正在准备结婚，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没能回去送她最后一程。

光阴如流水，转眼间就过去了二十多年。

我早已不在省城，而是到了北京工作。偶尔回老家，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依然在，但树下已经没有了李奶奶的身影，连她住的那间小平房也拆了，盖成了一栋两层的小楼。

那是2017年的秋天，我因为工作原因，去上海参加一个古董钟表展。展厅里灯光柔和，玻璃展柜擦得一尘不染，里面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名贵手表。

我对钟表并不专业，只是陪客户来的。客户在和展商谈生意，我便独自逛着。

走到一个角落的展柜前，我的脚步突然停住了。

玻璃柜里，静静躺着一块军表。

它的样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虽然表面已经被擦得锃亮，表带也换成了新的，但那表盘上独特的刻度和指针，我不会认错。

“先生对这块表感兴趣吗？”

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他是这家拍卖行的经理。

“这是…什么表？”我问。

“苏联制造的’胜利’表，1960年军用版本，非常稀有。当时中苏关系不错，有一批送给了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这块保存得相当完好，虽然表盘有些磨损，但内部机芯原装未动，非常难得。”

他打开展柜，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块表，递给我。

我接过来，手微微发抖。表比我记忆中的重，也更精致。翻到背面，我看到了一行小字，是用刀刻上去的：「李志强 1965.10」

我的喉咙发紧：“这表…怎么来的？”

“是一位藏家从山东的一个农村收来的。据说是一位老人的遗物，她儿子是军人，在文革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后来…”

我没有听完，耳边嗡嗡作响。

“这表起拍价多少？”

“五万。不过估计最终成交价会在十万以上。怎么，先生想参与竞拍吗？”

我点点头，给他留了联系方式。

走出展厅，天色已晚。上海的夜晚霓虹闪烁，但我的思绪却回到了那个小山村，回到了老槐树下，回到了李奶奶递给我那块表的那一刻。

她的儿子，李志强，是个军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错划为右派。而村里的闲言碎语，父母的避而不谈，都是因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第二天，我打电话回老家，问我爸关于李奶奶儿子的事。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问这个干啥？”

“爸，我在上海看到了那块表。”

又是一阵沉默。

“李志强是我上小学时的老师。”爸终于开口，“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当了兵，后来提干了。那会儿村里人都羡慕李奶奶。可后来…出了事。他被说成右派，抓走了，再也没回来。”

“所以…他是…”

“死了。死在里面了。那会儿没人敢提这事，怕连累家里。你妈那天怕你惹麻烦，才让你把表还回去。”

我挂了电话，心里空落落的。

拍卖那天，我坐在拍卖厅里，看着那块表被推上拍卖台。

“下面是第36号拍品，苏联制’胜利’军表，1960年产，保存完好，起拍价五万元，每次加价不低于一千元。”

我举起牌子。

有几个人和我竞价，但我一次次加价。当价格超过十万时，对手们渐渐退出。最后我以十二万八千的价格拍下了它。

付完款，拿到那块表，我没有戴上它，而是把它放回了原来的红布里，小心地揣在口袋里。

我回到村里时，正赶上清明节前后。村口的老槐树依然挺立，树干比我记忆中更粗了，树皮上的纹理像是一张布满沧桑的脸。

李奶奶的坟在村后的小山坡上，一块简单的水泥墓碑，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前没有鲜花，只有些野草和零散的纸钱，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我蹲下来，擦去墓碑上的灰尘，又掏出那块表，放在墓前。

“奶奶，表我给您拿回来了。”

春风拂过山坡，吹动杂草发出沙沙的声响，听起来像是一声长叹，又像是一声感谢。

我把手表小心地埋在墓碑前，那是它应该在的地方。然后起身，向村口走去。

远处，爸妈站在老槐树旁等我。他们都老了，爸的腰驼了，妈的头发全白了。但他们脸上的神情，却比我记忆中平和了许多。

“你怎么想起来这个时候回来？”妈问。

我看了一眼老槐树下空荡荡的地方，然后笑了笑：“想起了一些事，想回来看看。”

槐树新发的嫩叶在阳光下闪着光，树下偶尔有几个孩子跑过，他们不会知道这里曾经坐着一位老人，更不会知道那个老人有过怎样的故事。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块承载了家族记忆和国家创伤的老表，最终回到了它应该在的地方。

而我，也终于明白了李奶奶当年对我说的”你也是第一个大学生”是什么意思。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