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是因为他总说五毛钱的事，而是因为他那顶磨得发白的帽子。帽檐上用红线绣着”五毛厂”三个字，那是七十年代的东西了。厂子早就没了，帽子却还戴着。

小区里的人都叫他”五毛张”。

不是因为他总说五毛钱的事，而是因为他那顶磨得发白的帽子。帽檐上用红线绣着”五毛厂”三个字，那是七十年代的东西了。厂子早就没了，帽子却还戴着。

我住他楼下。每天早上六点半，他房间的灯会亮。七点整，他会下楼，带着两个马甲袋，一个装早点，一个空着，准备去捡瓶子。

老人捡瓶子在这个小区很常见，但张大爷不一样。他退休金有四千多，在我们县城，够过了。

“攒着给孙子买学区房。”他这么告诉邻居。

小区东门有个老年棋牌室，张大爷从来不进去。棋牌室门口摆着的塑料凳子，倒是他每天午饭后的固定席位。他不下棋，就剥瓜子，看别人下。

夏天的午后，他总爱把裤腿挽到膝盖，露出青筋突起的小腿。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印记。有时会看到一道深深的疤，横贯小腿肚，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

“当年厂里铁架子砸的，差点就废了。”他指着疤痕说，“要不是抢救及时，现在哪能走得动。”

他说这话时，目光并不在伤疤上，而是望向远处的高楼。那里住着他儿子一家。

张大爷有个儿子，儿媳妇叫王丽，在县城医院做护士，孙子上初二。儿子在建筑公司开吊车，挣得不少，但花得也快。

“媳妇贤惠，就是儿子不争气。”

小区里人谁都知道，张大爷每个月退休金一发，就把三千五百给了儿媳。自己留五百。就因为这事，儿子没少跟他吵。

“你凭啥把钱直接给她？”儿子的声音常从他家窗户飘出来，“我养你一辈子，钱该我管！”

张大爷总是一句话：“交给王丽，我放心。”

放心什么？小区里的老头们不解。王大妈说，可能是放心钱不会被儿子喝掉。张大爷的儿子确实有些爱喝，酒量不太好，喝多了就蛮横。

有一年冬天，张大爷满脸是伤来买早点。卖豆浆的李婶问怎么回事，他只说自己半夜起来上厕所，摔的。

李婶不信，小声跟我说：“哪有摔倒把眉毛都摔破的？”

但张大爷从不多说这些。倒是每次提起儿媳妇，眼睛都亮：“那闺女，勤快，有心。”

王丽常给他送饭，每次都是两荤一素，外加一碗汤。看着就比张大爷自己做的强多了。偶尔，她会带着孙子来坐一会儿。

“姥爷，这个给你。”孙子有次带来一个弹珠，张大爷接过来，小心地放在电视机旁的小罐子里。罐子里已经有七八颗弹珠了，有红的，蓝的，还有些裂了的。

张大爷告诉我，这些都是孙子送给他的礼物。

“孩子有心了，”他说，“他妈妈教得好。”

他从来不说”我儿媳妇”，总说”孩子他妈”或者直接叫名字——王丽。那语气，像是介绍自己的女儿。

小区的单元门老是坏，物业也懒得修。去年冬天尤其冷，单元门关不严，风直往里灌。张大爷从废品站弄来一块铁板，用铁丝绑在门框上，倒是挡风了，就是开门费劲。

“你这是何必呢，”我说，“物业该修就修。”

他摇头：“年轻人不懂，能自己解决的事，何必麻烦别人。”

我曾看见王丽来访时，为难地推着那扇门，铁板刮得她的手都红了。张大爷赶紧出来帮她，一边帮一边道歉。

“没事的，爸。”王丽笑着说，“您这手艺真不错，冬天一点不冷了。”

张大爷的嘴角都要咧到耳根了。

我常在楼下看见张大爷坐在长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修东西。他的眼镜是用胶带缠着的，但依旧能把针线穿得又快又准。

去年腊月，我看他在长椅上修一个红色的围巾，线头乱得像鸡窝。

“这是孙子的？”我问。

“王丽的。”他头也不抬，“她值夜班冷，这围巾线断了，我给她接上。”

他补得很认真，虽然手法粗糙，但一针一线都用了心思。

那天，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表情，像是骄傲，又像是内疚。

“你知道，”他忽然说，“人一辈子，总有对不起的人。”

我没接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继续道：“当年，孩子他妈走得早，儿子才五岁。厂里忙，我就把他扔给我妈。老太太眼神不好，孩子闹，就…”

他没说完，手上的动作更加专注了。

“后来他长大，我想补偿，可越补越糟。给钱他就买摩托，买烟酒，谈恋爱乱花。我吓得不敢给了。”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低着头的样子，像是在跟自己对话。

“直到王丽来了。那闺女，懂事。”

他说，第一次见王丽，是在医院。当时儿子酒后骑摩托摔了，住院一个月。王丽是护士，很照顾他儿子，后来两人就好上了。

结婚那天，儿子喝多了，把酒瓶砸了，差点伤到客人。王丽没哭，默默收拾了碎片，还安慰张大爷说：“爸，没事的，他高兴。”

从那以后，张大爷就认定了这个儿媳妇。

“钱给她，安心。”他重复着这句话。

王丽从不辜负他的信任。孙子的学费、张大爷的药费，甚至是儿子偶尔来要的烟酒钱，她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有次我去张大爷家送菜，看见茶几上放着一个账本，密密麻麻记着每笔开销。最上面一行写着”爸爸的钱”，底下分门别类：药费、生活费、孙子补课费，还有一项”储蓄”，每月都有五百。

我好奇那五百是什么，张大爷笑而不答。

直到去年十月的那场事故。

张大爷的儿子在工地出事了。吊车出了故障，他从高处摔下来，当场就不行了。

那天，整个小区都知道了这事。张大爷一下子像老了十岁，弓着背坐在单元门口，一句话不说。许多人来安慰，他只木然地点头。

王丽也憔悴了很多，但她撑起了一切。料理后事，安抚孩子，照顾张大爷。

“她真是个好闺女，”小区里人都这么说。

葬礼那天，王丽跪在灵前，眼睛哭得像桃子。张大爷握着她的手，两人都不说话，像是有太多话，又像是无话可说。

事后半个月，张大爷都没出门。我送饭去，发现他家墙上贴着的全家福照片不见了，只剩一块浅色的痕迹。电视上摆着儿子的黑白照片，香烟点了半截就灭了，烟灰缸里堆满了灰。

我以为张大爷会从此颓废下去，但我错了。

一个月后，他又开始早起，下楼，戴着那顶”五毛厂”的帽子，提着袋子去捡瓶子。

“你歇着吧，”我劝他，“身体要紧。”

“不行，”他说，“现在更得攒钱了。”

我不解：“你攒那么多钱干什么？”

他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说王丽会改嫁吗？”

我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

“应该会吧，”他自问自答，“她才三十多，孩子也得有个爸。”

他的眼神飘向远方：“我怕她嫁人后，孙子跟着吃苦。”

从此，他更省了。馒头一个能吃两顿，冬天也舍不得开暖气，穿着棉袄在家里走来走去。

邻居们看不下去，轮流请他吃饭。他来者不拒，但每次都会带个塑料袋，吃不完的打包带走。

有人背后议论他小气，我却看见他隔三差五往儿媳妇家跑，每次都提着大包小包。

直到那天，我在楼下看见王丽来找他。

她还是那么干净利落，只是眼角多了些皱纹。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想必是给张大爷送饭的。

两人在楼道里说了很久的话。我没听见内容，只看见张大爷一直摇头，而王丽似乎在坚持什么。

最后，王丽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的存折，塞给张大爷。

张大爷不要，她就放在门口的鞋柜上，然后擦了擦眼睛，快步离开了。

晚上，我去张大爷家串门，假装不知道下午的事。他却主动告诉我：“王丽要改嫁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沉默。

“对方是医院的医生，人挺好，愿意接收孙子。”他淡淡地说，语气里听不出喜忧。

我壮着胆子问：“您不反对？”

“反对什么？”他苦笑，“我巴不得她找个好人家。孩子他爸不争气，耽误她大半辈子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红色的存折，推给我看：“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吃了一惊。是一个定期存折，存款金额是八万四千元。开户日期从五年前一直延续到儿子出事前一个月。

“这是……”

“每个月我给她的钱，她存了一部分。”张大爷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给三千五，她只花两千五，每月省下一千，偷偷存着。”

我翻着存折，看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娟秀的字迹写着：“爸，这是给您养老的钱。儿子不孝，我来补。”

张大爷接过存折，小心地放回抽屉：“她说马上要结婚了，怕我不高兴，特意来解释。说新对象知道她有公公，也同意以后照顾我。但她觉得不合适，就把这些年攒的钱都给我。”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当然不能要。那是她的血汗钱。我反而还想把自己的积蓄给她做嫁妆。”

“那她……”

“她不肯收。说孩子会跟她姓，但每周都会带来看我。”张大爷的眼睛湿润了，“还让我检查孩子的作业，说只有我教得好。”

窗外开始下雨，滴答滴答打在窗户上。张大爷起身把窗户关上，顺手摸了摸窗台上的一盆吊兰。那是王丽去年送的，叶子已经有些发黄了。

“明天让她教教我怎么养这个，”他自言自语，“我这么大岁数了，连植物都养不好。”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亲情。

两周后，王丽结婚了。张大爷没去现场，只让我带了一个红包。信封很普通，但里面是两万块钱，几乎是他半年的退休金。

结婚当天晚上，王丽和新丈夫带着孙子来看他。新丈夫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说话温和。

他们给张大爷带来一件新外套和一个保温杯，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有张大爷的位置。

张大爷把照片摆在电视机旁边，正对着沙发，抬头就能看见。

“爸，我们想接您去住，”王丽说，“家里宽敞，三室两厅。”

张大爷摇摇头：“我住惯了这里，不折腾了。你们常来看看就行。”

临走时，王丽的新丈夫单独跟张大爷说了什么。我没听见，只看见张大爷拍了拍他的肩膀，点了点头。

他们走后，张大爷坐在沙发上，看着新挂起的全家福，忽然对我说：“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是遇到好人，”他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我儿子不成器，但给我找了个好儿媳。现在她找了个好丈夫，孙子有了好爸爸。这就是福气。”

他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很久没开封的白酒，倒了两杯。

“来，喝一个。以后王丽就是别人家的媳妇了，但永远是我的好闺女。”

我们碰杯，他一饮而尽。

晚上我回家后，听见楼上有动静。透过窗户，看见张大爷在阳台上，对着月亮不知道在说什么。风把他的话吹散了，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几个字：“你看见了吗……她过得好……你放心……”

我知道他是在跟儿子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买早点，看见张大爷已经坐在小区长椅上，戴着那顶”五毛厂”的帽子，正在跟一个小姑娘说话。

那是新搬来的邻居家的孩子，大概五六岁，好奇地问他帽子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爷爷年轻时工作的地方，”他耐心解释，“那时候，一个馒头只要五分钱。”

小姑娘惊讶地张大嘴巴。

张大爷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给她：“乖，回去吧，你妈妈在喊你了。”

看着小姑娘蹦蹦跳跳地离开，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今天不去捡瓶子了？”我问。

“不去了，”他说，“王丽说得对，我这把年纪，该歇歇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色存折，翻看了一会儿，又放回去：“这钱，我想买个好点的电视，大一点的，这样孙子来看动画片清楚些。剩下的，慢慢花吧。”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皱纹舒展开来，像是写满了故事的书页。

“人这辈子啊，”他眯着眼睛说，“误会的事多了去了，但总有人懂你。”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眼前这个老人身上散发着一种奇特的光芒，那是经历了太多风雨后的宁静。

他起身，拍拍衣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走，我请你吃早点。今天想吃顿好的。”

我跟着他走向小区门口的早点摊。

他的背影在阳光下，不再那么佝偻了。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