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遇见昨天》这本书，与读者见面已经快五年了。而其中收录的八十三篇散文随笔，基本上都是写于2018年。那么，2018年，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2018年，为什么会出现我写作的契机？

《遇见昨天》这本书，与读者见面已经快五年了。而其中收录的八十三篇散文随笔，基本上都是写于2018年。那么，2018年，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2018年，为什么会出现我写作的契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到2017年初。2017年初，人生三件重大事件叠加，同时落到我的头上。一件是因患甲状腺癌，住院做甲状腺全切手术。那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肉身和癌症包括死亡联系在一起思考。一件是工作调整，我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本部调整到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主要领导找我谈话的大意是两层，一是要做好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建工作，履行好党委书记“一把手”的作用；二是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工作折腾了六年，还遥遥无期，组织安排我去，目的就是让我去推动公司快速上市。第三件事就有点难于启齿了——婚姻出了问题。实际上婚姻并不是这时候才出问题，只是遇到这些事情，不堪一击，这一击，那一击，婚姻便被击得粉碎。

凭着我的工作经历、阅历以及责任心和工作水平，当好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至于推动公司上市，我借鉴多年前研究过的工作安全分析方法，即目标确定后，把工作细分，然后责任落实到人，限时办结。这一招果然奏效。上市过程总算波澜不惊，一切都在意料之中。2018年底，经过两年的推动，终于在港交所敲响了上市的锣声。这是后话。2017年初，手术后，我到温江区工作时，已是分居状态，婚姻名存实亡。经过一年多的“拉锯战”，从法律上解除婚约，已是2018年7月了。

尽管家事、公司事乃至国事纷纷扰扰，但我仍然能够静下心来读书。手术后，回老家静养前，我请同事帮我卖买几本书，有叶辛的《孽债》，还有一本周国平的散文集和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叶辛的《孽债》，属于一读再读，读《孽债》纯属打发时光。接触周国平的散文和汪曾祺的散文，则纯属意外。坦白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周国平的散文和汪曾祺的散文。周国平的每一篇散文都在讲理，我觉得这种讲理的方式挺有意思。汪曾祺的散文给我第一印象是这老头可爱，他的冲淡却耐人寻味，这样的散文是我喜欢的文字。

回到成都，走上工作岗位，我立即安排朋友帮我搜罗周国平和汪曾祺的所有的作品。2017年，这一年，工作之余，我反复阅读周国平和汪曾祺的作品。还有时间时，我便思考起死亡和人性来。触发我思考人性的与我的工作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某些同事为我思考人性提供着最鲜活的范例，高贵的、丑陋的，应有尽有。再联系我童年时经历过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关于人性的表达便呼之欲出。

于是，从2018年初，每天晚上，我一篇又一篇地记录着自己是思考。2018年年底，突然有三两位作家朋友几乎同时和我说：“老杨，您这些日记整理后，可以出版。”我说：“是吗？”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出版一事。但是，既然他们说了，那我就整理吧。我汇集了100篇日记，也有人说是散文随笔，取名曰：《遇见昨天》。有读者问，书名《遇见昨天》有没有什么讲究。如果说没有，那是假的；如果说有什么讲究，读完《遇见昨天》的读者，大抵是明了我的讲究的。

我把整理后的《遇见昨天》扔给了我的高中同学李忠先生。最后，《遇见昨天》怎么辗转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其中的过程，至今我都说不清楚。安徽文艺出版社竟然同意出版《遇见昨天》，这让我有点大喜过望。就像小孩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表扬他一句，以后他不论捡到什么东西，都会交给警察叔叔。《遇见昨天》的正式出版，让我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愈加一发而不可收。

所以，如果单纯从写作的角度出发，周国平和汪曾祺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向他们致敬。其实，我在涂鸦的过程中，偶尔我也会想：我为什么就不能写出周国平和汪曾祺那样的文章呢？我告诉自己：我行的。

我的写作的征程，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从2017年最初写诗开始，时至今日，涂鸦的散文随笔和诗歌，大概近500万字，正式出版的也有300万字。

正如我在《遇见昨天》的《代序》中所言“叩问人性是我多年的梦想”，我的所有的文字，人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我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在思考、在涂鸦。这样的征程会向人性或说人心的何处延伸，谁都无法预料。正因为无法预料，我才每天都在重新出发，去探幽，去探微。我是不计后果的。也就是说，我是不会给自己留退路的，诚如木心先生所云:“ ‘死’，不是退路，‘死’是不归路，不归，就不是路，人的退路是‘回到内心’。”

来源：扁嘴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