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源自先秦诸子对“周文疲敝”的“突破”，在这样的“突破”中，诸子追求着各自理解和关切生命的方式，提出了面对“疲敝”的思想和方案，凡此之类，都成为后世观念的沉厚资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地以先秦为起点，

中国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源自先秦诸子对“周文疲敝”的“突破”，在这样的“突破”中，诸子追求着各自理解和关切生命的方式，提出了面对“疲敝”的思想和方案，凡此之类，都成为后世观念的沉厚资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地以先秦为起点，然后繁衍和更新的。从思想本身看，这是“文化早熟”带来的内敛性后果；同时，从“轴心时代”的奠基效用论，这彰显着古代知识人对中国思想意蕴的体味和认同。然而，如何让中国思想发挥其良性意义，截伪续真，不断地生发和创造，还有许多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辨析。

人类历史上能绵延存续的思想系统，大致都有其逻辑严谨或表达深致之处，否则，即不能留传长远，更不会“生生”而“日新”。揆之于史，“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大抵都会以严密的方式，来关切和观照人类，寻求着人类思量和面对世界的有效途径，这些途径中蕴含的理与义，如中国的仁义礼乐、印度的缘起性空、西方的“存在”与“理念”等等，很大程度上成为后人不可丢弃的起点，被后人阐释或重构着。举例来说，中国两汉思想即流动着先秦儒家的血脉，魏晋玄学的怀抱中则承续着道家的风度，印度毗昙学对名相的精审分辩，也包含着对“空”义的深化和呈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此意义上，这些不同文明的思想要义，即形塑了自己的根基和体系，从多元文化的角度讲，这样的体系也构成着不同文明各自的特征。

按照一般的说法，思辨与实践之异是中西思想在知识形态上最直接的分野。这些知识进展的样态，大多跃然于它们的文本之中，丰富、深刻而鲜明。与西方人的思辨分析不一样（如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对“智者”概念的追寻），中国思想习惯于把现实生活当作见证思考的试验场，努力追索着如何践履思考的方式和途径，以呈现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境域。基于此，在切入思想的方法原则上，西方人是根据自身的理性能力，为知识奠定基础和原则，中国人则企图发掘事物情境中的“自然之理”，进而以明晰和理解的态度“循理”。在前者那里，西方人进行的是寻找“确定性”的工作，故哲学奠基人之一的柏拉图曾说：“灵魂用辩证的力量……并不把假设当作原则，而是把它仅仅当作假设……以便达到假设以上的地方，把握住万有的本原。”以此，自巴门尼德直至康德，不论他们的思想主旨如何悬殊，运思路向如何不同，西方的主流哲学人物，基本都会从寻找确定原则出发，建构起一个超越的世界，且在他们各自的超越世界中，衍生出对人类的启示。如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自由”和“物自体”世界，无一不然。不过，在中国人那儿，他们试图去静观人世，发现那些是非、善恶、美丑、好坏的韵味，然后以理解的方式进入这些情境的“自然之理”中，体知出真切来。中国的思想家们相信，这样的体知，会使人有效和有益地与存在相处，并反过来为人的德性成就提供一个顺宜的存在环境。用《周易·系辞下》的话说，此即“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进一步地，在处事方式上，相对而言，古代西方人有感于统一原则的确定性，又深受雇佣关系中权责规范的影响，故常以契约来分判人生现实的是非功过，如韦伯在考察莱恩封建制时认为，“契约精神”是贯穿于西方古今的基本精神。而在古代中国的文化意识里，中国人虽然也有符节券契，但按照他们的本末关系之理，符节券契、一纸文约，不过是“明理君子”生活中的道具，这在他们那里被认为是“末”；而知悉事理，并以“德义”的方式解决问题，才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义，是“本”。人若要“知本”，就必须回归问题本身，回归到契约成其所“是”之态。所以《礼记·学记》说：“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进一步而言，这种异趣在政治与社会行为中的突出表现是，西方人基于契约精神，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和法律，即便是权力中枢人物，依然不能越出这样的规定，仅以近世而论，英国大宪章的出台，即呈现出法高于君的价值取向；中国人则从清晰事理出发，思虑着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回应“理”，如何能让“舍利而取义”的精神充分地显现出来，比如，古礼中有同族共财共食之说，“旁治昆弟，合族以食”，“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这样的宗法关系，显然是生发于对应然对君子理想的认同与实践，以至会得到他人的景仰和敬畏。

值得申论的是，由于在先秦语境中，“理”的基本义是指事物之所以成就自身之“类”，则“循理”而行，不仅要“义以为质”，更必须能推类相及。按照钱穆的说法，当把运思方法视为分判思想的原则和依据时，在中国思想里，即包含有“推”与“止”的双重韵致，综略言之，推者，“推此以及彼”，然而在推论对象不属于同类时，则“有不可推，不可推则贵能‘止’。止者，此而不推之义。”这样的“推”与“止”，是运思持论的基本方法，也是人立义制行的主要原则。实际上，推类共感的深厚精神，从来就是中国知识人的母题之一，它蕴藏在诗、文、经、子中，温良、沉厚而又真切。仅从有关于中国思想者而论，《论语》讲君子仁恕之道说：“能近取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成今天的表述是，每个个人都可以感知他者的欢爱悲苦，因为推类可以相知。明晰以推类为理解他者的方式途径后，人与人的心理即可共通，人与物的情态亦能融贯。很显然，这种对物我之理的推类共感，蕴藏着关乎同类同胞的关切和同情，这是道德与良知的始基，也是“循理”“通达”的起点。以后世思想家的话说，就是“善推其所为”，“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能恕己以仁人也”。与严格科学的思想世界中，其陈述不需要争议即为普遍有效的情形不一样，这样的推通表达，不见得有多少严格和确定，却一定要设想、讨论、协议、商量，甚至，在很多时候，它拒斥着断言与结论，而置身于永恒的思考过程之中。

因此，在论说方法上，西方人一直是分析、综合地解释问题，以直接的合理的方式前行；中国人则取一种过程性的表达，力图在想象中启发心怀。前一种方法是哲学化的，它引导人们向清晰的概念和推理中寻求，直到发现真理的教益为止。后一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诗意呈现，它按照烘云托月的方法，不仅从想象力入手来感知他者，更以想象力着眼来理解本质。以文本而言，中国思想天才之一王弼对这种方法的理致作了精审辨析，他从“道与形反”出发，对道家的“过程性表达”论说（述）颇耐寻味，其说曰：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克，乃反其名……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善力举秋毫，善听闻雷霆，此道之与形反也。

“善力”者的能力是举重鼎，“善听”者的能力是听无声，擅长某事的能力可以依此类推。然而，“善力”者在平日里和众人一样地“举秋毫”，“善听”者也和常人同样“闻雷霆”，这些就是他们各自的“形”或现状，其能力如此展现，与众人常人并没有不同。这意味着：这些“举秋毫”“闻雷霆”的“形”与“善力”“善听”之“道”，实际上是相反的。进一步，按照中国的道本器末之理，辨形其实为末，而求“全体大用”之道才可以触摸到所谓的本质，这种本质的感知，必然不是由于“形”和“名”，而是由于人向“形”外之“道”的方向行走。在此意义上，“烘云托月”的方法中，已经蕴涵了求“道”（本质）需要以过程实现，即所谓“定物之本者，虽近而必自远以证其始”。中国的多数思想家都明晰了这层意思，故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禅宗主张第一义不可说，而是拳打棒喝地表显真理。冯友兰先生认为讲形上学的方法有正负两种，认为“负底方法”是中国言语的风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的表达法不是哲学的，但对教条和框架（“形”）的拒斥，则是所有思想的共通蕴涵。

合而论之，以西方的思想和实践形态为参照，中国人的思想，是面向着人世和生命，遵循着经验和感知，诗化地理解，讲理地行动，其文本结果或幽密高远，或醇厚绵长。一言以蔽之，这样的思想，或许就是对人、生命及其衍生者的关切和理解，用西方的话说，即理解和深入生命本身。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解视野，中国思想在当代现实中的境况才能得到参照，其克服危机而不断生发与创造的可能才会得到合理的说明。

近十年来，有关“国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在社会甚至高校那里一度形成热潮。这是个值得欣喜的现象，也是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其中，内在权威解构的后现代情境、当代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混乱，都成为人习焉不察的负面因素，它们阻碍着中国思想的进展，并弱化着它的表现力与洞察力。因此，我们从当代的社会与学术现实出发，对中国思想展开中的现实问题作一些辨析，以说明它们是当代中国思想的普遍危机。

首先是缺乏内在的批判和发展。用辩证法的话说，内在批判既是思想的自我否定，更是研究的自我更新。根据邓晓芒的说法：

“自否定”，就是自己否定自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但由于它是由自己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而不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强迫，所以它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取消，而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提升了自己的层次。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在今天亟需有一个内部的更新与突破，才能以新的姿态绵续和创造。然而，时下流行的所谓“国学”和“优秀传统文化”，其实质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创造性，文化的创造性更新实际上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以社会层面而言，由于文化产业的亢进，当代中国的“国学”热潮，很大程度上只是商业资本操纵的产物，这样的商业机构和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们协同合作，以期获得良好的利润回报。

其典型表现是：冠以“传统”或“好文”的推送、权威专家的“国学”解读、按照《论语》改编的故事片等。如此行为的后果看似只是宣传者的利益不断膨胀，使财富向他们手上集中，但在娱乐消费主导的后现代，其更加严重的后果为：当宣传者的私利被满足和巩固之后，他们乃是以迎合市场的方式妨碍中国思想的呈现，阻滞中国经典的传播，传统之颇有兴味的思想主题会被淡忘、被冷落，反倒是“鸡汤”产品和传统的道德狂热者大行其道。按照前论“自否定”的原则，这类潮流是由外来因素（如资本）来介入和干预的，而未遑有思想研究的内在发展。但是，反以思之，在当下的情形中，若不经过这样的内在过程，中国思想将失去“日新”的根基，中国文化传统因此也不会有生命力和悠厚感。

来源：殊书观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