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县城南边有条老街，街尾有家”仁心诊所”。十几年前那会儿，诊所就一间不大的平房，白墙红漆木门，门口挂着块已经褪色的牌子。

我们县城南边有条老街，街尾有家”仁心诊所”。十几年前那会儿，诊所就一间不大的平房，白墙红漆木门，门口挂着块已经褪色的牌子。

开诊所的是李医生，五十多岁，瘦高个儿，常年一件白大褂洗得发黄，但领子总是干净的。

那年我在电信局上班，每天路过李医生诊所，有时候见他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捧着本厚厚的医书，眼镜片下面的眼睛总是红红的。

李医生不怎么爱说话，但手艺好，看病收费还便宜。街坊们有个头疼脑热，都爱找他。别看诊所小，来看病的人不少，七点多开门，常常忙到晚上九点多才关门。春节都只休一天。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个周三的下午，天下着小雨，我刚接通一个长途电话，外面就传来一阵嘈杂声。

“杀人了！杀人了！”

店里的王师傅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李出事了，病人死在他诊所了！”

我心头一震。

李医生诊所门口围满了人，街道办的人也来了。据说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叫张明（这名字后来我听了无数次）。早上还好好的，下午送来的时候已经抽搐了，李医生给打了针，没想到没过半小时，人就不行了。

张明爸妈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旁边站着他未婚妻，那姑娘脸色煞白，双手捂着嘴巴，一言不发。

“我儿子昨天还好好的，就是有点感冒！怎么就…怎么就…”张母哭得喘不上气来。

张父则满脸通红，指着李医生的鼻子骂：“你这庸医！你这杀人犯！你凭什么给我儿子打针？啊？你有什么资格？”

李医生站在那里，白大褂皱巴巴的，脸色比那未婚妻还要苍白。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在不停地抖。

“我…我真的按规范操作…他有过敏史我问过…”

张家父母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个劲地嚎哭，张父甚至冲上去要打李医生，被路人拦住了。

雨越下越大，打湿了张明的衣服，也打湿了李医生的白大褂。我永远记得那一幕——李医生默默站在雨中，任凭雨水顺着眼镜流下来，像是哭了，又像没哭。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药盒，想递给张父：“这是刚用过的药…可能要检查…”

“呸！”张父啐了一口，“什么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双杀人的手！”

药盒掉在水洼里，包装纸被打湿变形，模糊地印着”青霉素”三个字。

事情闹到了卫生局。

“说起来，那小诊所真有医师资格证吗？就那破地方，谁知道药是不是过期的？”

“我听说县医院化验结果出来了，那年轻人是过敏性休克，是药物过敏。”

坐我旁边的大妈点点头：“那小伙子可怜啊，听说刚订婚，年底就要结婚的。”

我心想这事不简单，过敏性休克，如果真的问过过敏史，又怎么会？但我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持续的雨。

李医生的诊所被查封了，门口贴了红纸，上面盖着公章。而李医生像是一夜老了十岁，头发全白了，每天只是坐在诊所对面的小茶馆里，目光呆滞地看着自己的诊所。那个曾经总是干净的白大褂领子，也皱皱巴巴地耷拉着。

茶馆老板跟我说：“李医生这几天总坐在这儿，什么也不说，就点一杯茶，从早坐到晚。茶都凉了，他也不喝。”

卫生局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李医生的诊所虽小，但资质齐全，药品也未过期。但病人的确是因为药物过敏引起的休克死亡。因为病史询问和抢救流程中存在疏忽，要吊销他的执照。

那天，我正好去卫生局办事，看到李医生弓着背，捧着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装着他那些证件。他走路像个老人。

“李医生。”我忍不住打了声招呼。

他抬头，眼神恍惚了一下才认出我来。“是你啊…”

我们在卫生局门口的长椅上坐下。长椅生了锈，我的裤子上蹭到一点黄色的铁锈，但我没在意。

“那个年轻人，是我的错。”他突然开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问了他过敏史，他说没有。我想着青霉素皮试也没反应…我真的不知道…”

他手里捏着一个钱包，那是个很旧的皮夹子，边角都磨损了。他打开钱包，掏出一张照片，是个小女孩。

“我女儿，在省城读医科大学。她说想开个大诊所，有先进的设备，不会有这样的意外。”

照片边角有些卷曲，像是经常被拿出来看。我想说些什么安慰他，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这时，卫生局的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位穿白大褂的中年人，手里拿着份文件。

“李医生，局长要见你。”

李医生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钱包，站起身，低着头走了进去。

我后来才知道，是县医院的老院长替他求情，说李医生医术不差，这次也是意外，再给他一次机会。卫生局最后决定不吊销他的执照，但是停业整顿三个月，还要写深刻检讨，参加培训。

李医生的诊所重新开业那天，病人明显少了很多。

张家人时不时还会来闹，有一次把诊所的玻璃都砸了。李医生二话不说，默默把玻璃换上，继续看病。

我有次路过，看到他正给一个老太太看病。老太太耳朵有点背，他就蹲下来，大声又耐心地解释用药方法。笔筒里插着的圆珠笔上，还咬着牙印。

岁月就这样悄悄地流逝。

十年过去了。

我从电信局辞职，开了家小超市。偶尔路过李医生的诊所，发现他的诊所扩大了，墙刷得雪白，多了几台新设备。人也比以前多了。

那天，我正在店里盘点货物，小姑娘跑进来说：“叔，街上出事了，李医生那儿有人跪着呢！”

我赶到李医生诊所，看到一对中年夫妻跪在诊所门口。男人约五十岁，头发花白，女人梳着短发，看上去很憔悴。

“是张明的父母。”旁边的人小声告诉我。

李医生站在门口，想扶起他们，却被张父抓住了手。

“李医生，对不起…对不起…”张父老泪纵横，声音哽咽。“是我们害了你…那天…那天…”

周围的人都停下脚步，看着这一幕。十年前那个悲剧，在老街上留下的伤痕太深了。

“不是你们的错。”李医生摇摇头，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是我的责任。”

“不，李医生，我们来是要向您道歉的。”张母从包里拿出一个发黄的小本子。“这是明明的日记…我们前两天才发现…才知道…”

原来，在张明的日记本最后几页，他记录了自己曾经对青霉素过敏的事情。但因为那次过敏反应不严重，他以为不重要，所以当李医生问他时，他说没有过敏史。

“他怕打针…所以撒了谎…”张母说着，声音因为哭泣而断断续续。“这十年，我们一直恨着您，还…还那样对您…”

李医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注意到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那是他女儿大学毕业送他的礼物，他常常向人炫耀。

“已经过去了。”李医生说，声音有些沙哑。“我也一直…一直在反思自己…”

张父抹了抹眼泪：“李医生，这次我心脏不舒服，县医院说建议做个支架手术。我…我不敢，就想到您这儿再看看…”

李医生皱起眉头：“心脏问题可不能拖，我这条件有限，县医院更专业。走，我陪你们去。”

说着，他脱下白大褂挂在墙上的钩子上，那钩子已经松动，大褂一边垂了下来。李医生也不在意，拿起听诊器就要出门。

“不行啊，医生，您不能就这么走了，我这药还没拿呢。”一个大妈拦住了他。

李医生愣了一下，笑了笑：“刘姐，您这不急，让我助手给您拿…”

他侧过身，我看到他的助手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斯文。听说是县医院跟他学手艺的实习生。

“张先生，去我诊室坐下，我先给您看看。”李医生妥协了。

张父母进了诊室，街上的人慢慢散去，但那一幕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晚上回家的路上，我特意经过李医生的诊所。灯还亮着，透过窗户，我看到他正低头写着什么。桌上摆着半杯水，水面上漂浮着几片枸杞，已经泡得胀大。

窗台上摆着一盆小仙人掌，针刺中间开着一朵小花。那是张明父母下午送来的，花盆上还贴着超市的价格标签，三块五。

我想起十年前那个雨天，药盒掉在水洼里的场景，不由得驻足多看了几眼。

诊所的门突然开了，李医生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医药箱。

“出诊？”我问。

“嗯，老杨家的老太太发病了，腿脚不便。”李医生看到是我，点点头。“你超市的生意怎么样？”

“还行。”我笑了笑，“李医生，我听说张家人今天来了？”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嗯，张先生心脏有问题，县医院建议做支架，明天我陪他去。”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们了。十年了，我每天都在想，如果再仔细一点，再专业一点，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个悲剧…”

“不怪你，李医生。”我说。

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人生没有如果。行了，老杨家还等着呢，我先走了。”

我看着他提着药箱，消失在夜色中。他的背影不再像十年前那样佝偻，反而挺拔了许多。

第二天，我在县医院门口看到了李医生和张家夫妇。张先生坐在轮椅上，李医生亲自推着他进了医院。

医院大厅的公告栏上，贴着县医院义诊的通知，上面赫然印着李医生的名字。他现在是县医院的特聘专家，每周三来坐诊。

县城的故事就是这样，有开头，却不一定有清晰的结尾。人们记住的，往往是那些瞬间——雨中的白大褂，水洼里的药盒，十年后门前的跪拜。

至于真相和原谅，都埋在时间的褶皱里，像是落在老街角的一片树叶，不经意间就被风吹走了。

李医生依然在他的小诊所里看病，每周三去县医院坐诊。他的女儿现在省城一家大医院工作，据说要评副主任了。

我有时路过诊所，会看到他坐在门口的长凳上，依旧捧着医书，只是眼镜换成了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不再总是红红的。

诊所门口的牌子换了新的，但字迹依然朴素：“仁心诊所”。

没人记得十年前那场风波了，只有下雨天，有些老人路过那间诊所，会习惯性地看上一眼，仿佛想起了什么，又什么都没想起。

时间是最好的医生，也是最无情的见证者。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