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穿过日军占领的铁路线，事先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由于 游击队经常破坏铁路，日军在铁路线及其附近的道路上都加强了 警戒。日军守备队所驻屯的位于铁路左右两侧的村落，也加强了 防范。在日军驻扎的村落后边，是一片“焦土”地带。日军将这 里的一切都烧光、破坏光了，使游击
要穿过日军占领的铁路线，事先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由于 游击队经常破坏铁路，日军在铁路线及其附近的道路上都加强了 警戒。日军守备队所驻屯的位于铁路左右两侧的村落，也加强了 防范。在日军驻扎的村落后边，是一片“焦土”地带。日军将这 里的一切都烧光、破坏光了，使游击队、农民不能在这里居住。
深夜，我们快要到达危险地带时，队伍再一次停下来，对队 列作最后一次检查。前卫和后卫都是由少数老练的战士组成。无 线电话队和演剧队，卫生员和学生，位于两部分战士之间，病人 和我插在卫生员和学生的队伍中。详细说明了这次行军命令之后， 传达了口令，最后，又详细指示了出现危险情况时所要采取的应 急措施。
领队说，我们越过铁路线时可能会看到武装人员，但不必惊 慌。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武装人员只是伪军——即由日军组织 的中国部队。据过去的经验，他们不愿与八路军冲突，他们宁愿 装作不闻不见。夜间，除非日军正好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或者抢掠， 否则他们大都不敢从坚固的据点出来。
我们一行排成一列纵队，终于出发了。
过一会儿，便传来命 令：“不要说话!不要咳嗽!”
接着又来了第二个命令：“带上臂章!”
我们预先都领到了白色的臂章，这是为了在夜行军时便于认清自己前面的队员。
这时，再一次得到警告：一定得盯住自己 前头的人，行进时注意不要发出声响。
我们穿着布底鞋，无声息地在黑夜中行进。身边，萤光闪闪， 像颗颗流星。万籁俱寂，只有青蛙和蟋蟀不知道战争和危险，与 往年一样，合奏着夏夜协奏曲。
突然，好像是骡子叫唤了一声，迅即又恢复宁静。听得见鞭子抽动的声响和战士压住嗓子的责骂声。
“别让牲口出声!”
“他妈的!”牵骡子的人说，“我有什么办法?骡子有蹄，走路当然有声。”
走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便休息五分钟。这样，人和驮行李的牲口都可以喘口气，因为我们行进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快要进入最后也是最危险的地带时，我们来到一个无人村。
每人发了三个馒头，然后命令说：“快吃!”
我们一溜烟似地跑向铺在山谷里的铁路线。啊，看到铁路了。 我看到了铁轨的闪光。由于走得很快，我觉得喘不过气来，但我 还是尽力不出声响，免得引起战友们的责备。我紧紧跟着我前面 的人。过了一会儿，再回头看时，高高的柱上孤零零地飘着一面 日本旗，远处闪烁着城镇的灯火。
但难关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们还得越过铁路另一侧的危险地 带，才能安下心来。我们在日军修复得平平整整的路上走了大约 50米。途中，一名战士迅速地“接收”了一卷日军通讯用的电线。
我们再次穿过一个凄凉的村子。村里的路上，在残壁断瓦之 旁，躺着曾经住在这里的村民的骸骨。饿狗把尸体的肉都啮掉了。 能活下来的村民，则躲到山洞里去了。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座被毁坏得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小休时，差 不多已是凌晨两点了。大家累得要命，都躺了下来。我很快便入 睡了。一小时后，我们被叫了起来。我们身上的夜间的寒气还未 消失，便又继续行进，直到黎明。
到达八路军的一个师部时，才算离开了危险地带，可以安心 睡觉了。为掩日军的耳目，这个师部每隔三四天便转移到别的农家。每天晚上，师部通过无线电接受指示和命令，迅即传达给各 方面。
一位八路军军官看见我冷得直打战，便给了我一件日军军官 的大衣。八路军的一支队伍和当地的游击队，刚刚对日军的运输 队进行了一次奇袭，凯旋而归。战利品之中，不仅有制服之类， 还有武器、整桶的汽油，此外还有许多高级罐头。因此可以招待 我们美餐一顿，请我们喝咖啡、抽英国香烟。战士们则为能分到 好的手电筒而高兴。
取得出色战果的这支队伍的指挥员把一面日本太阳旗送给了 我，说是为了纪念这次奇袭以及我们来到“敌后”。
这面旗子我现 在还保存着。旗子的白色部分写满了“力”字，但它们并没有帮 助旗子的主人免遭失败。旗子的中央是颜色鲜艳的红太阳，太阳 周围的白底染着斑斑血迹。
有许多阵亡的日本兵，对咒语一类的东西迷信若狂，他们的 各种遗物说明了这一点。这类物品以“千人针”为最多，还有祈 求安全的徽章、“守袋”,佛像画等。他们把这些东西用绳子系着， 佩戴在脖子上。然而，这些护身符多么不起作用啊!
指挥员告诉我，要俘虏日本兵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每每战 斗到最后一个人，”他说，“这恐怕不只是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相 信，假如他们向我们投降，我们就会杀死他们。他们的长官总是 向他们宣传，说当了俘虏，就会被八路军严刑拷打、杀掉。他们 信以为真。”
为数不多的日本俘虏兵中，有一个是军医，他后来在山西省 中国军队的医院里工作了好几年。他承认上面那位指挥员所说的 话是对的。“多数日本兵是反对战争的，”他很肯定地说，“甚至可 以说，他们是仇恨战争的，但是，他们能够拒绝到中国来吗?拒绝就意味着坐牢、死亡。
在前线，老是向他们灌输：与其当中国军队的俘虏被杀，不如战死。因而，受伤的日本兵用刺刀割断动 脉而死，是常见的事。”
“日军侵略山西省和其他许多省份，杀人放火，对这些残暴的 行为，你怎样看呢?”我问道。
“尽管日军的军纪一般来说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属下的士兵 即使疯狂杀人，军官对他们也非常宽大。有些日本兵喝得烂醉， 连自己干了什么也不知道，对于这种情况，军官们不仅容忍，甚 至还加以鼓励。”
后来，我还见了几名日本俘虏兵。大部分俘虏被俘后立即被 送到远离前线的延安，在那里学习。后来成为日本共产党总书记的野坂，也在日本俘虏兵中工作。
由日军组织的伪军的士兵，一有机会便向八路军投诚。被日 军抓来当劳工的农民也是这样。他们中间有的甚至是从遥远的东 北被日军带到这里来的。他们衣衫褴褛，衰弱的身体上伤痕累累， 那是奴役他们的主人日本人干的好事。他们的神情非常痛苦。
一个农民对我说：“如果不是想家想得这么厉害，我们是愿意 留在这里的。”当时，这个农民正在一所野战医院当护士。
我们在持续行军往五台山地区之前，队长还让全队人员休息 了一天。
队里的妇女和病人在一座地主的房子里休息。我和两名 女学生睡在新郎新娘的双人床上。在这张床上睡觉是多么舒服 啊!贺新婚以示如意吉祥之类的红色剪纸，仍贴在窗上。床头上 还贴着一些流行的廉价画，画的是一个拿着石榴的妈妈领着一群 孩子，这是多生育的象征。
两名女学生告诉我，在房间的四个角 落，还有用红纸条缚着的小弓箭，她们笑着说：“那是用来对付恶 魔的，特别是用来消灭移情别恋的恶魔。”
五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最大最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而五台山 地区是这个根据地的中心。五台山地区的面积几乎和意大利一样 大。
这个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地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各部分 的地理环境和政治情况都完全不同。其一是以神圣的五台山为中 心的山区，这里的地形极宜于开展游击战，但这里的居民非常落 后，多为文盲。
其二是河北中部肥沃的平原，这里对游击战是不 合适的。
其三是北京的北部和西部的丘陵地带。
日军占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后，八路军的师长聂荣臻将军随 即把河北和山西两省溃散的中国部队和抗日组织加以合并，使之 在1937年10月就已经处于统一的指挥之下。
聂荣臻将军大约40岁，是个沉静的人。他用法语和我谈话。 在整面墙都贴着地图的师部——师部循例每隔几天便搬到另一个 村子———的一个简朴的房间里，他对我说，他曾在巴黎学化学。 他和周恩来、陈毅以及其他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在法国勤 工俭学。
20年代初期，他在施耐德—克鲁索和雷诺等工厂一边劳 动，一边积极参加欧洲的工人运动。聂荣臻在1925年回到中国， 回国之前，他在莫斯科停留一年，在那里完成了政治教育课程。 回国后，他在蒋介石当校长的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任教官。他的 军事才能，在内战和长征时期得到了证明。
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地区，继军事上的整编之后，不久便进行 了行政上的整编。1937年12月在五台山地区召开的会议上，选出 了新的政府。这个政府由各党派的成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国民 党员以及无党派爱国入士参加。
共产党人、基督教徒、喇嘛僧侣、 北京的教授和学生以及不识字的农民共聚一堂，这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他们制订了一个共同纲领，并决定实行普选。18岁以上 的男女都有选举权。他们直接选出村长和村委会。
我问政治宜传部部长：“不识字的农民怎么选举呢?他们连选 票也看不懂啊。”
“我们用一种极为简单、容易的投票方式——‘豆选’。”
他给 我解释说。“选举的那天，事先从村里选出的候选人——候选人的 人数一般是当选者的两倍——在室外或者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坐 下来，他们每人背后放着一个碗。
然后发给每个参加选举的人一 些豆子，豆子的数目与要选举出的村委会委员的人数相同。选举 者只要把豆子放到自己希望选的候选人的碗里就行了。投票结束 后，将碗里的豆子数一数，谁得的豆子最多，谁就当选。就这样， 民主选举这个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自由选举和民众参政，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当然是极其普 通的事。但在中国，这却是令人惊奇的一种革新。在晋察冀边区， 各阶层人士，主要是贫农，代替了地主和党棍在村里行使政治权 力。他们要对选举自己的选民负责。选民如果对他们不满意，可 以将他们罢免。
这是一个青年政府。各县政府的主席，几乎都是二十来岁的 青年人。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才29岁。
宋是个典型的北方人，肩宽体壮。他说起话来慢悠悠的，没 有废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我阐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他在北京念书 时参加了爱国青年运动，但并没有加入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他回 到故乡山西省，被任命为该省北部一个县的县长。日军入侵时， 许多国民党官员纷纷逃跑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后来，八路军 希望他协力参加光复地区的政府领导工作，他立即答应了。
毫无疑问，共产党由于它的经历以及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能力，在边区政府中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但与此同时，共产党不仅不拒 绝其他党派的合作，而且还发展这种合作。这是当时的一个特征。 同样，共产党还积极努力建立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最有名的是被 称为抗日救国会的这个组织，其属下有各以青年、妇女、农民为 不同对象的分会。
除了地主和商人，五台山地区的男子几乎全都加入了工人协 会和农民协会。工人中包括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因为这个地区几 乎没有像样的工厂，产业工人很少。这些协会的责任是建立自卫 队，帮助部队运送弹药和伤员，修桥补路，等等。
取得最大成果的是妇女组织。
它们使妇女摆脱了家长制的家 庭束缚，在愚昧无知中睁开了双眼，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政治活 动和社会活动。日军的侵略，使妇女们离开了日常生活的单调世 界，而不管她们愿意与否。当与八路军一起来的宣传员号召她们 与丈夫一起参加抗日运动时，她们便纷纷响应。这些宣传员中， 有许多与我们同行的女学生们一样，是来自北京、天津的女学生。
但年纪较大的妇女参加抗日运动的并不多。日军在这方面也巧妙 地做了离间工作，他们的破坏成功了。
妇女们为了克服自己的无知而努力学习的劲头，令人惊讶。 几乎每个村子都办了夜校，由地主的女儿和女学生们任教师。
有 一次，我在一座小庙里，看到20名妇女在认真地学文化，她们使 用的课本是油印的小册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词汇和句子，从日 常生活中选材，为了易于理解，还附有图解。
第一页画的是一个 妇女在厨房里，标题是“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下面的句子是“我 的儿子是游击队员”,或者是“我的女儿是村委会的委员”等。事 实上，有许多妇女被选为村委会的主席，甚至有几位妇女担任了 县政府的主席。
妇女们也参加军事行动，当然主要是担任急救护士或抬担架。 但一位女宣传员自豪地对我说，许多妇女在袭击铁路时，特别是 在偷获日军的电线和电线杆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
连佛教的僧侣们也适应了新的生活。他们自动要求政府使用 寺院。寺院里，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代表团在汇报情况，学生小 组在展开热烈的讨论。僧侣们全然不受这一切的干扰，他们躲在 有金色佛像的屋内，仍进行庄严的佛教仪式。单调的念经声，在 关闭了的门外仍可听到。
“开会了!开会了!”到了傍晚，村里常常响起这样的喊声。 铜锣声和喇叭的号声，传遍远近。集会总是有许多人参加，有各 群众组织的成员、战士、僧侣等，五花八门。
我想，即使是最有 经验的电影导演，大概也不能同时汇集这么多的角色吧。会上详 细报告战况，或讨论军民的合作。经济问题尤其使人感兴趣，提 出来进行研究的议题都很实际。
我在山西省各地走了走以后，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脑际： “敌后”的几千名战士的粮食是如何调配的?
农民自己都还不能吃 饱，我吃的也只是玉米和萝卜等粗食。我可以想象，入冬之后粮 食调配是很困难的。通过出席各种集会以及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 负责人谈话，我得知，为了整顿紊乱不堪的经济生活，提高生产， 实际上也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最初采取的措施是，全区减租25%。被没收的仅是站在日军一 边的地主的财产，其他的私有财产一律不触动。行政上厉行节约， 没有贪污之类的事情。减租减息的结果，使得农民有余力购买新 的农具和牲口。
但是在这一时期，日军进行了报复和扫荡，通过 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使整个地区都受到严重破坏，所 以，为了提高生产，还必须采取其他一些措施。
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个运动的重 点是开垦已经荒芜了的农田，配给良种，减轻税收，实行信用贷 款。此外，军队和行政机构实行自给自足，以自己的力量，利用 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等。
进入40年代，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敌后各根据地的人民生 活水平尽管仍然受到日军的破坏，但已比国民党统治区要高。与 此相反，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而敌后 根据地已经被称为“解放区”了。
八路军的一个旅在前线打了三年仗以后，撤退到黄河以西的 地区，在南泥湾的峡谷开荒，垦殖出许多肥沃的农田。这片荒地 以前只有野生动物，了无人迹。这个南泥湾方式，后来被八路军 所有的防卫部队采用了。当然，在战斗进行的地区里，常常是一 支部队播种，而由另一支部队来收割。
在重庆，我听到有关毛泽东和朱德的“生产成果”的许多轶 事。以吸烟出了名的毛，除了种洋葱和莴苣，还为自己和朋友们 种烟草。
朱德种西红柿非常成功。当时西红柿在西北还不为人所 知，朱德把它引进栽培。延安的阳光充足、空气干燥，很适合西 红柿的生长。西红柿不久便成了很受欢迎的一种蔬菜。西红柿意 为“外国的柿子”,因为它的颜色、形状都与本地的柿子相似。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