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老山战役中副指导员汪斌为抢回战友遗体遭越军俘虏，五年酷刑未吐露军情，却在归国后陷入"叛国"流言。这段被遗忘的历史背后，折射出整个社会对战俘群体的认知偏差——用简单标签掩盖人性光辉，让真正的英雄承受二次伤害。

被俘归来军人承受的污名化困境，始终是刺痛公众良知的隐疾。

1984年老山战役中副指导员汪斌为抢回战友遗体遭越军俘虏，五年酷刑未吐露军情，却在归国后陷入"叛国"流言。这段被遗忘的历史背后，折射出整个社会对战俘群体的认知偏差——用简单标签掩盖人性光辉，让真正的英雄承受二次伤害。

汪斌的遭遇存在典型性争议点：他违背撤退命令返回战场是否违规？国际战俘公约明确禁止虐待战俘，但80年代中越尚未建立战俘交换机制，导致其五年间未能获救。更值得深思的是审查制度本身的逻辑悖论——要求被俘者在完全隔绝的环境中自证清白，这与现代司法"无罪推定"原则形成鲜明对照。美军在越南战争后设立的PTSD诊疗体系表明，战俘心理创伤需要专业干预而非单纯政治审查。

横向对比更能看清问题本质。朝鲜战争中的"张泽石事件"同样是被俘军官回国遭质疑，经三十年才获平反。更近的案例是美军士兵伯格达尔在阿富汗被俘五年，归国后虽受军事法庭审判，但舆论场存在理性讨论空间。这些案例证明，健全的法律程序和公众理性认知，才是避免二次伤害的关键。我国2018年设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开始系统关注特殊服役经历者权益，这种制度进步值得肯定。

战俘群体承受的不仅是肉体折磨，归国后的身份认同危机更具毁灭性。汪斌体重只剩37公斤却坚持绝食明志，这种生理数据比任何口号都更具说服力。现代创伤心理学证实，长期囚禁会引发解离性障碍，幸存者的片段记忆需要专业鉴别。如果当年审查组配备心理专家，或许能更快还其清白。这提示我们：军人荣誉认定体系需要引入多学科评估机制。

看着汪斌最终在电力公司默默终老的身影，突然想起《集结号》里谷子地的执着。从战场下来的军人，最需要的不是勋章而是被听见、被理解。建立战俘事迹专项档案库，允许经过审查的战场日记公开，或许能让更多"汪斌"获得救赎。当95后开始讨论"军人也是人"时，这个古早案例恰好提供了代际对话的切口——英雄主义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在极端情境中守住人性底线的微光。

来源：青苔漫上石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