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组织形式，叫做门宦。它是在伊斯兰教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从明末清初开始冒头，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基本稳定下来，深深扎根在西北社会的肌理里。

在中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组织形式，叫做门宦。它是在伊斯兰教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从明末清初开始冒头，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基本稳定下来，深深扎根在西北社会的肌理里。

这种形式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中亚的苏菲主义修行方式。大约在17世纪末，纳格什班迪、卡迪林耶这些强调精神导师作用和内心修炼的苏菲团体，沿着古老商路传到西北。这与当地原来以各个清真寺为中心、比较松散的“格底目”组织形式很不一样。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阿拉伯来的传教士华哲·阿布都拉在河州落脚，传播了“虎非耶”学派的修行方法。雍正年间，马来迟从麦加学习归来后，创立了“花寺门宦”，确立了低声诵念经文和尊崇导师的规矩。乾隆初年，马明心又传播了“哲合忍耶”学派，倡导简化仪式、高声赞念。

这些变化打破了原来清真寺各自为政的局面，逐步建立起“导师—核心弟子—普通信众”的层级结构，为门宦制度搭好了基本框架。

西北地区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大大推动了门宦的发展。甘宁青处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和高寒的青藏高原交汇地，沟深山大，灾害频繁，尤其清朝时“十年九旱”是常事，很多失地农民为了生存，纷纷投靠组织能力强的宗教团体。门宦便借此机会整合资源，比如“哲合忍耶”在陇南山区开垦田地；“花寺门宦”控制了河州到拉萨的重要商路；“库布林耶”在东乡的干旱地带发展牧业。

这种把宗教生活和生产活动结合的方式，既为成员提供了生活依靠，也让大家的关系更紧密。到乾隆时，在河州、西宁等地，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村子都跟随一个门宦，附近几座教坊都听命于同一个导师道堂。同时，黄河、六盘山等地形也把西北分割成不同的小区域，让各地的门宦发展出各自特色，比如“大拱北”的出家制度、“沙沟”的强组织性，都带有很深的地域烙印。

清朝政府的一些做法，客观上也让门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雍正皇帝实行“乡约制”，让门宦的领袖帮忙管理地方事务，比如调解民间矛盾、协助收取税赋。乾隆平定西北边境后，为了当地稳定，对门宦的发展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临夏八坊这样的地方，门宦的办事机构甚至能处理一些宗教纠纷和日常管理。不过，清政府也经常在门宦之间搞平衡，有时候支持花寺打压哲合忍耶，有时候又挑动不同团体或内部竞争，目的就是防止其中任何一方太强大。这种做法反而刺激门宦加强内部组织。

同时，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也影响了门宦领袖。他们编写教史（如花寺的《马来迟传记》），修建先祖陵墓，以此来巩固家族的权威。到嘉庆年间，连最初主张“选贤人接班”的“嘎德林耶”派也开始父子相传；“哲合忍耶”更是确立了马姓家族掌教的传统。于是，门宦逐渐不再是纯粹的宗教团体，更像是一种有宗教背景的地方力量，拥有土地、产业和影响力。这种变化，既是为了权力的稳定交接，也贴合了西北地区家族与教派紧密相连的社会现实。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门宦家族影响力减弱。晚清大臣左宗棠在处理西北事务后，曾试图限制门宦势力的过度膨胀，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社会基础依旧存在。

直到今天，虽然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门宦制度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临夏等地仍有留存。

来源：史韵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