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种种困难,我把自己当作部队的一员,把部队的难处当作自己的难处,主动为部队办幼儿园,办小学,帮助家属,关心战士,努力尽到一个军人妻子应尽的义务。
讲述人/廖剑芳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叫廖剑芳,爱人是原赤峰守备区某师炮兵团卫生队队长。
1984年1月,我放弃了舒适的工作,从风景秀丽的湖北省鄂州市,随军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深处的扎鲁特旗香山镇。
由于这里地处偏僻,远离城市,气候寒冷,风沙肆虐,条件十分艰苦。部队子女入托难,上学难,家属就业更难。
面对种种困难,我把自己当作部队的一员,把部队的难处当作自己的难处,主动为部队办幼儿园,办小学,帮助家属,关心战士,努力尽到一个军人妻子应尽的义务。
1984年初,我刚到部队的时候,对草原生活的艰苦并不在乎,因为随军之前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可是,看到家属院的孩子们爬墙上树,一身泥土,满嘴脏话,一个个像“小野人”时,我感到非常心疼和不解,心想:怎么不好好管管他们呢?
通过了解才知道,部队既没有幼儿园,又没有小学校,孩子们就是这样“放鸭子”长大的。
有的干部抱怨地说:“到这儿来当兵,累点苦点都没啥,可眼瞧着孩子受耽搁,心里哪能不急呢?”一些家属也向我诉说了这方面的苦恼。
我想:孩子是父母的希望,他们牵动着大人的心,生活在这样艰苦环境中的孩子,不能受到同龄人应受到的教育,当父母的怎么谈得上安心边疆工作呢?
我自幼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把这些东游西逛的孩子们管起来,解除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为稳定部队出把力。
我的想法得到了爱人的赞同。于是,来部队20天后,我就在家里办起了“学龄前儿童义务辅导班”,家长们高兴极了,争着送孩子到我家来。
团首长知道后,说我为炮团办了件大好事,表示大力支持,并确定把我的家庭幼儿辅导班改为团里的幼儿园,在当时房子紧张、经费缺少的情况下,腾出两间房子作幼儿园,拨给300元钱作为幼儿园开办费。
领导和家长的信任、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幼儿园定于6月1日开学,为了往后能集中精力搞好工作,我于5月5日由爱人陪同去白城321医院做绝育手术。
没想到,手术前检查又发现了卵巢肿瘤、阑尾发炎、左腋下有附乳等多种病症,医院确定手术分阶段进行,住院时间要延长到6月中旬。
我一听就着急了,6月1日幼儿园开学,这是说好的呀!孩子们在等着,家长们在盼着,部队领导在关心着,我不能一开始就让大家失望。
我向医生诉说了自己的心事,恳求手术一次做完。医务人员被感动了,同意了我的要求。5月10日,我身上一次开了两刀,做了4个切除手术。
我暗暗给自己打气,坚强一点,一定要争取早点出院。“六一”那天,哪怕是坐着,我也要给孩子们上好入园后的第一次课。
手术后第7天拆线,伤口上还缠着绷带,我就拉爱人陪伴着坐公共汽车到白城市新华书店购买幼教书籍。
虚弱的身子经不起汽车的颠簸,加上车里人多,没有座位,爱人用胳膊护着我,不让我被挤着。
看着我苍白的脸上不断渗出汗珠,爱人心疼地说:“你真是为了孩子不要命了”。
5月20日,我出院了。返回途中,又购买了一台风琴和一些必需用品。5月31日,我挨家挨户通知:明天幼儿园正式开学了,家长们听了,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1985年6月1日,炮团组建以来的第一所幼儿园开学了,当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跑进幼儿园,亲昵地喊我“廖老师”的时候,当孩子们笑着蹦着,从我手里接过玩具和画册的时候,当我弹起风琴,教孩子们唱第一首歌曲《我爱幼儿园》的时候,心里真感到说不出的欣慰和充实。
幼儿园开办一段时间后,许多困难接踵而来。首先是缺少玩具,300元办园费,光买一台风琴就花了260多元,哪里还有钱买玩具呢?
两间房子里空荡荡的,孩子们呆的时间长了,就感到没兴趣,总教歌也不行啊!我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拿出了我们从南方搬家时带来的60多本儿童画册和十几种儿童玩具,全部送给了幼儿园。
然后,我就着手改造园内外的环境。幼儿园在家属区,原来一直是家属住房,出门走几步就是猪圈、菜地,门前的右侧堆着一米多高的多年积存的垃圾,邻近住家的鸡、鸭、猪成天在门前乱窜。
我和丈夫一起,找来卫生员帮忙,利用空余时间,清走了垃圾,平整了活动场地,用树棍子在院子周围夹上了篱笆,还拣来砖头修起了花坛,栽上了鲜花,铺上了草坪。
冬天,院子里没有一件大中型玩具,为了保证孩子们每天有一定的户外活动而又不至于冻坏手脚,我用脸盆一盆一盆地端水,浇成了几十平方米的小冰场,又找来了战士们帮忙,给每个孩子钉了一辆小冰车。
天寒地冻,小家伙们在冰上玩得兴高采烈,我心里也热呼呼的。是啊,这一切,在城市孩子的眼里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对草原上的孩子们来说,却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呀!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午睡,从正式开办幼儿园的那一天起,我就让住在离团部近一公里远的6个孩子每天在我家里吃午饭、睡午觉,所需费用不要家长搁腰包。
开始我根本不会做饭,连菜都切不好,可每天中午大小9口人吃饭,光指爱人做也不行啊!我就从头学,爱人做饭炒菜时,我边帮忙边学习,一段时间后,我也能做出孩子们喜欢吃的饭菜了。
中午午休时,我家的宿舍里,大床、小床、长沙发上都睡满了孩子,我在一边守护,爱人没有地方休息,每天中午就到卫生队,趴在办公桌上打个盹。
冬天,室外的温度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幼儿园里只有一个小便池,不能大便,让孩子们到外面大便我又怕把他们冻环了,我想了一个办法:把炉灰垫在垃圾盆底,搁在小便所里,让孩子们把大便拉在盆里,再铲炉灰盖上,我端到外面去倒掉。
有的孩子年龄小,穿着厚厚的棉裤,大便时蹲不稳,小脸憋得通红,我就紧挨着站在孩子面前,让他们用小手抱住我的腿,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少费点劲了。
别看孩子们小,但幼小的心灵也是懂得感情的,他们爱我就象爱自己的妈妈,星期天还往幼儿园跑,有的竟长期喊我“老师妈妈”。
后勤蒙古族干部韩七十九的孩子,1986年随着韩七十九的调动到了哲盟,老韩给我来信说:廖老师,儿子每天早上都哭着闹着要回到“老师妈妈”的幼儿园里去。
看完信后,我不由掉下泪来。1986年春节,大年初一早晨,我刚起床就听到门外有小孩小声说话的声音,开门一看,只见4个已经从幼儿园毕业到小学念书的孩子,整齐地排成一行,恭恭敬敬地给我行礼,齐声说:“廖老师新年好”!
我走过去,紧紧地搂着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感到我和孩子们的心贴得更紧了。
家长们正是透过孩子这个“窗口”,看到了我的一片诚意,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当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家务活忙不过来的时候,两口子有事一起外出的时候,都愿意把孩子往幼儿园里送,甚至临时来队探亲的,也把孩子送来。
无论哪种情况,我都愉快地把孩子收下,负责看好。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带19个孩子,不光是教给他们知识,吃、喝、拉、撒、睡、玩,哪一样也不忽视,有时忙得我腰都直不起来。
家长们过意不去,有的送来了米和面,有好吃的也给我端来,我都一一谢绝了。我说:“只要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只要你们当家长的能安心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幼儿教育中,由于我没有当过幼儿教师,也没有机会出去参观学习,所以缺少幼儿教育的经验。
我决心走自学的道路,每逢干部战士外出,我就请他们代买有关书籍,同时,还写信向家乡的亲友们求援。
一次,一位好友从家乡邮来了“幼教大纲”和“风琴教材”,但在信中告诉我,这都是向一位幼师借的,看完后务必尽快归还。
我就抓紧空余时间,白天黑夜地赶,硬是赶在归还日期前把两本书全抄下来了。
平时,我挤时间阅读幼教书籍,先后读完了《幼儿教育学》、《学龄前儿童心理发展》、《从零岁开始的教育》、《子女教育艺术》等中外儿童教育家的论著和许多有关杂志,并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每一次课都认真组织教案。
就这样,边干边学,对幼儿教育也就慢慢摸到了一点道道。
由于我坚持努力按“幼教大纲”的要求对孩子们实施教育,孩子们再也不像“小野人”了,个个衣着整洁,懂礼貌,小嘴能说会唱,小手能写会画。
1985年“八一”建军节,团里举行的联欢会上,幼儿园的孩子们跟战士们同台演出。当化了妆的十几个小朋友天真活泼地登上舞台时,全场干部、战士、家属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部队进驻边防10多年的第一次这样的同台表演!
孩子们演出了独唱、朗诵、舞蹈、表演唱等十几个节目,赢得了观众的啧啧称赞。春节时,孩子们还应邀参加了师、团、营、连的联欢会,军营里荡漾着歌声、琴声、笑声、掌声,给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欢乐。
1984年和1985年,我们幼儿园先后送走了10多个小朋友到地方小学上一年级。这这孩子一般都能生动复述我所讲过的故事,能背诵30多首儿歌、绕口令、谜语和十几首简单的古诗,能熟练地口算、笔算、心算20以内的加减法,能流利地数100个数。
他们都有较好的绘画基础,除在课堂上按要求模仿我的示范画外,还能搞一些简单的写生和妙趣横生的意愿画。
他们都懂得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卫生常识、自然常识。由于孩子们各方面都受到了应有的启蒙教育,所以入学后成绩都是优良,大部分担任了班干部,都担任过班上的小音乐老师,通过了解,这10多个孩子在入学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有8个孩子取得了“双百分”的好成绩。
有位副教导员的小女孩叫许亮,从幼儿园毕业后返回河北省老家上一年级,开始老师听说是内蒙大草原回来的,担心她跟不上课,可没想到小许亮第一次进教室,就能大大方方地登上讲台,为全班50多名同学演唱“上学歌”,讲“龟兔赛跑”的故事,老师、同学都高兴得直为她鼓掌。
每当听到或看到孩子们的成长进步,我都非常高兴,我为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而欣慰。
1986年9月,幼儿园又有9个孩子该进入小学一年级了,在团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又办起建团以来的第一所小学。
孩子们从幼儿园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自己的学校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再也不用顶风冒雪、起早贪黑跑近几公里的路去地方学校上学了,家长们也不用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而发愁、赶时间了。
可是,开学以后我的担子也更重了。虽然幼儿园增加了一名老师,学校也抽了一名战士来代课,但两边的主课都由我教。
每天上班,我出了一年级教室又接着要进幼儿园,从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勺,有时累得真想躺在床上睡两天,但我从没打退堂鼓。
我心里明白,全团24名营连主官中,有22人的孩子在我们的幼儿园或小学校里安心学习,我累了可大家乐了,基层人心稳定了。正像家长们说的那样:“廖老师的一颗热心,换来了我们对孩子的放心,在部队安心,家里过日子顺心。”
俗话说:“女人纵然出了嫁,有了难处奔娘家。”可是,我们团驻地偏僻,离火车站就有200多公里,卫生队又没个女医生。家属们别说回娘家不容易,就是找个知心人唠嗑解闷也很难,遇到有病那就更不方便了。
正因为这样,有的家属符合条件也不随军,即使来了,思想又往往动摇,向丈夫吹“向后转”的“枕头风”,形成“外拉力”。
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做好家属工作对稳定部队是十分重要的。于是,我就主动去了解姐妹们的疾苦,主动为她们排忧解难。
幼儿园开学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别的孩子每天来园都是妈妈送,可袁小静小朋友来园却总是爸爸送。
我问小静为什么妈妈不常来接送她,小静说:“妈妈常生病,现在躺在床上还没起来。”
妻子常有病在身,丈夫工作怎能安心?我得去看看。下班后,我赶到小静家,看到小静妈妈吴修碧面容憔悴,躺在炕上。
原来吴大姐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脏也很不好。我曾经在医药商店工作过,深知这种疾病的后果,就动员她赶紧让爱人陪伴着去住院治疗,小静就由我带着住在幼儿园里。
一个多月后,吴大姐回来了,病没见好,反而加重了。我向她爱人一打听,才知道吴大姐的病情虽重,但精神负担更重,一听说要给她动手术,心情就极度紧张,导致心动过速,几次出现虚脱。
为慎重起见,医生又把她介绍到长春市一家大医院,这样一来,她的心情就更沉重了。
俗话说:“朽木烟多,病人疑多”。一天清晨,她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想心事,忽然听到有人在低声细语:“听说她得的是甲亢癌!”癌!这不是不治之症吗?这一瞬间,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精神支柱坍塌了。
她拉着她爱人的手发疯似地嚷着;“你们都骗我,你和医生早就知道我得的是癌症,快送我回家,我要见见孩子。”
其实,她在医院里听到有人小声议论患甲亢癌的是另外一名女患者,爱人和医生再三解释都无济于事。
了解这个情况后,我深深感到,“乐观益寿,运动延年”,吴大姐的病,药物治疗不可少,但精神安慰更重要。
为此,我加快了每天的工作节奏,除了抽时间找她谈心外,还坚持每天晚上7点钟准时到她家里去教她练大雁气功,清晨起来约她散步。
过了一段时间,吴大姐的病有了明显好转,像卸掉了千斤重担一样。
后勤一位股长的爱人随队不久得了妇科病,去卫生队又不好意思对男医生开口,要她爱人给她拿药,她爱人也不好意思说,就撒谎说嗓子疼。医生照此给拿了药,怎么吃也不见好,痛苦得整夜整夜不能睡觉。
没办法了,就来找我,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一阵发酸:人们都说当兵吃亏,可谁能知道,我们这些随军家属也跟着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
我二话没说,马上到卫生队找医生,以患者的身份介绍了病情,取了药以后送给了那位家属,由于对症下药,不到一星期,这位家属的病就好了。
家属李照花,部队合编时,随爱人从延吉市搬到了草原,环境变苦了,住房变差了,熟人少了,工作变没了,心情烦躁,在爱人面前提出要带孩子回娘家。
就在她家搬来的第三天晚饭后,我去了,见面后自我介绍说:“我叫廖剑芳,是幼儿园的老师,今晚特地来请你们的儿子明天去上幼儿园,欢迎不欢迎?”
照花明白了我的来意后,惊喜地拉着我的手,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为孩子受教育发愁呢。”
我俩都是军人的妻子,不一会儿就谈得很投机,她把来草原后的满腹怨言都端了出来,我边开导边寻思:“浇树要浇根,留人要留心,照花是精简整编后搬来的第一个家属,让她安下心来,作用非同一般,我接去儿子就能留住这位当妈妈的心,她的丈夫也能安心工作了。”
几个月后;照花避孕失败,怀孕后心情紧张,我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到团里我车送她去医院作人工流产,同时,从家里拿了鸡和奶粉,送给她补身子。
为了减少她的家务活,尽快恢复健康,每逢星期天,我还把她的孩子接到幼儿园来洗澡,洗得干干净净再送回去。
看到这些,小李的心被打动了,她说:“廖老师,靠着你,我再也不感到孤单了。”她表示支持丈夫在部队好好干。
部队合编一年多来,我到全团所有的来队家属家串过门,唠过瞌。姐妹们之间无话不说,形成了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的好风气,人人都争着为部队建设操心出力,思想越来越稳定,没有闹着走的。
干部们风趣地说::“半边天’的脸‘晴’了,边疆的风沙再大也不怕了。”
随军的生活实践还使我体会到,保持部队稳定,虽然干部是关键,但稳定士兵的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做好战士的工作,那当然是干部的事情,但我觉得,作为一名随军家属,既然已经跨进了军营的大门,就应该有一份责任,不能说与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这几年,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还是连队求到我头上的事,都热情地去做,从没有推辞过。
卫生队战士杨德生,积极要求进步,工作干得很出色。但在探家时私自拿药品,到家三天被部队用电报催了回来,挨了批评,受到处分,还调换了单位。
小伙子思想受不住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混到复员一走了事。看着他沮丧的神情,我想:年青人考虑问题欠周到,不解除思想包袱弄不好会出大事。
于是,我主动找他作了一次倾心的长谈。开始,他低着脑袋,问一句说一句。我理解他当时的处境和自卑心里,就从拉家常入手,问他家里生活,老人身体,以及女朋友的情况,用大姐姐对待小弟弟的心情去温暖他,终于掏出了他闷在心里的话。
他流着泪告诉我:“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天气一冷就卧床不起,治病花了不少钱,家里经济很困难,自己想给母亲带点药回去,所以干了错事,这一下全砸了。”
我摸准了他的思想脉搏后,先是赞扬他以前出色的工作,对老人的一片孝心,接着指出他私自拿药不对,受批评后闹情绪更不应该。鼓励他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他哭着问我:“嫂子,你说我还有希望吗?”我说:“有希望!一个人犯点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接受教训,改正错误,把希望和前途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之中。”
他说:“嫂子,以后看我的行动吧。”几天后,我从《解放军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写一个和小杨有类似经历的战士,在组织的帮助下,奋发努力,最后光荣立功。
我让爱人把报纸捎给小杨看,此后,又多次和爱人一起帮助小杨赶队。三个月后,领导肯定他干得不错,又让他回到卫生班工作,小杨受到了鼓舞,比以前干得更欢了。后来,他当了班长,还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战士陈浩,家在农村,弟妹们小,生活比较困难。春节前夕,家中来了信,小陈愁容满面。我知道后,安慰他不要犯愁,并从自己当月35元的工资中拿出30元,给他家寄去。小陈非常感动,在部队更安心了。
我们团地处偏僻,广播收台少,电视效果差,报纸来得迟,唱歌成了军营里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但一些连队缺少教歌员,战士们往往想学一首新歌都有困难。
我在学校时是个文艺爱好者,对这还不算外行。精简整编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团指挥连的一名排长,急匆匆地来到幼儿园,对我说,“廖老师,我们连长、指导员想请你到连里去教解放军报上登出来的新歌“望星空’,由于不熟悉,不好意思直接来找你,特地让我这个老炮团留下的熟人来请你。”
我二话没说,当晚6点半钟准时去教歌。两天后,又有一位指导员来求援,这启发我想到:渴望丰富的文化生活,是青年战士的共同心愿,也是当前稳定部队的一项具体工作。部队刚合编,大部分干部是新来的,跟我不熟悉,为什么我不能主动上门,非要等到连队来请呢?
于是,我从幼儿园分别给全团三个营去了电话,来了个“毛遂自荐”,那些营干部接到电话后,都高兴得拍手叫好。
为了给连队留下不走的教歌员,团里还举办了教歌员培训班,由我当教员。白天,我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给教歌员培训班讲课,尽管增加了劳累,但我心里高兴啊!因为我用自己的行动为部队做了一点工作。
除夕夜,部队虽然看不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节目,但各连都召开了歌咏晚会,歌声、笑声、爆竹声,冲淡了战士们的思乡之念,激励了他们以连为家,戍守边关的斗志。
回顾复年多来的工作,每一点成绩都是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取得的,但组织上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8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1986年4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了我和我们幼儿园的情况。
半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妈妈邮来的包裹,打开一看,全是红花衣裙,我很奇怪:“当时我都30多岁的人了,妈妈怎么还给我买这些年轻姑娘穿的衣服呢?”
拆信一看,妈妈在信中写到:“孩子,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你,左邻右舍都夸你有出息,我高兴得流了泪,妈妈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深知一分成绩是三分汗水浇出来的,你一定很辛苦。我给你买了几件颜色鲜艳的衣服,妈妈希望你永远年轻。”
拿着妈妈邮来的信和衣服,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回顾那几年来走过的路程,使我更加坚信,我的路走对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妻子,我把青春的年华用在了部队建设上,这是值得的、光荣的。
我有所失,但更有所得,我得到了亲人、部队以至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1987年的我(廖剑芳)
1987年3月,原沈阳军区授予我“边防模范幼儿教师”荣誉称号,但我没有骄傲和满足,继续再接再厉,加倍地工作,为部队建设出一份力、尽一份责,做出军人妻子应有的贡献,一直到我丈夫退役我才离开心爱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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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温暖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