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种种困难，我把自己当作部队的一员，把部队的难处当作自己的难处，主动为部队办幼儿园，办小学，帮助家属，关心战士，努力尽到一个军人妻子应尽的义务。

讲述人/廖剑芳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叫廖剑芳，爱人是原赤峰守备区某师炮兵团卫生队队长。

1984年1月，我放弃了舒适的工作，从风景秀丽的湖北省鄂州市，随军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深处的扎鲁特旗香山镇。

由于这里地处偏僻，远离城市，气候寒冷，风沙肆虐，条件十分艰苦。部队子女入托难，上学难，家属就业更难。

面对种种困难，我把自己当作部队的一员，把部队的难处当作自己的难处，主动为部队办幼儿园，办小学，帮助家属，关心战士，努力尽到一个军人妻子应尽的义务。

1984年初，我刚到部队的时候，对草原生活的艰苦并不在乎，因为随军之前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可是，看到家属院的孩子们爬墙上树，一身泥土，满嘴脏话，一个个像“小野人”时，我感到非常心疼和不解，心想：怎么不好好管管他们呢？

通过了解才知道，部队既没有幼儿园，又没有小学校，孩子们就是这样“放鸭子”长大的。

有的干部抱怨地说：“到这儿来当兵，累点苦点都没啥，可眼瞧着孩子受耽搁，心里哪能不急呢？”一些家属也向我诉说了这方面的苦恼。

我想：孩子是父母的希望，他们牵动着大人的心，生活在这样艰苦环境中的孩子，不能受到同龄人应受到的教育，当父母的怎么谈得上安心边疆工作呢？

我自幼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把这些东游西逛的孩子们管起来，解除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为稳定部队出把力。

我的想法得到了爱人的赞同。于是，来部队20天后，我就在家里办起了“学龄前儿童义务辅导班”，家长们高兴极了，争着送孩子到我家来。

团首长知道后，说我为炮团办了件大好事，表示大力支持，并确定把我的家庭幼儿辅导班改为团里的幼儿园，在当时房子紧张、经费缺少的情况下，腾出两间房子作幼儿园，拨给300元钱作为幼儿园开办费。

领导和家长的信任、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幼儿园定于6月1日开学，为了往后能集中精力搞好工作，我于5月5日由爱人陪同去白城321医院做绝育手术。

没想到，手术前检查又发现了卵巢肿瘤、阑尾发炎、左腋下有附乳等多种病症，医院确定手术分阶段进行，住院时间要延长到6月中旬。

我一听就着急了，6月1日幼儿园开学，这是说好的呀！孩子们在等着，家长们在盼着，部队领导在关心着，我不能一开始就让大家失望。

我向医生诉说了自己的心事，恳求手术一次做完。医务人员被感动了，同意了我的要求。5月10日，我身上一次开了两刀，做了4个切除手术。

我暗暗给自己打气，坚强一点，一定要争取早点出院。“六一”那天，哪怕是坐着，我也要给孩子们上好入园后的第一次课。

手术后第7天拆线，伤口上还缠着绷带，我就拉爱人陪伴着坐公共汽车到白城市新华书店购买幼教书籍。

虚弱的身子经不起汽车的颠簸，加上车里人多，没有座位，爱人用胳膊护着我，不让我被挤着。

看着我苍白的脸上不断渗出汗珠，爱人心疼地说：“你真是为了孩子不要命了”。

5月20日，我出院了。返回途中，又购买了一台风琴和一些必需用品。5月31日，我挨家挨户通知：明天幼儿园正式开学了，家长们听了，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1985年6月1日，炮团组建以来的第一所幼儿园开学了，当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跑进幼儿园，亲昵地喊我“廖老师”的时候，当孩子们笑着蹦着，从我手里接过玩具和画册的时候，当我弹起风琴，教孩子们唱第一首歌曲《我爱幼儿园》的时候，心里真感到说不出的欣慰和充实。

幼儿园开办一段时间后，许多困难接踵而来。首先是缺少玩具，300元办园费，光买一台风琴就花了260多元，哪里还有钱买玩具呢？

两间房子里空荡荡的，孩子们呆的时间长了，就感到没兴趣，总教歌也不行啊！我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拿出了我们从南方搬家时带来的60多本儿童画册和十几种儿童玩具，全部送给了幼儿园。

然后，我就着手改造园内外的环境。幼儿园在家属区，原来一直是家属住房，出门走几步就是猪圈、菜地，门前的右侧堆着一米多高的多年积存的垃圾，邻近住家的鸡、鸭、猪成天在门前乱窜。

我和丈夫一起，找来卫生员帮忙，利用空余时间，清走了垃圾，平整了活动场地，用树棍子在院子周围夹上了篱笆，还拣来砖头修起了花坛，栽上了鲜花，铺上了草坪。

冬天，院子里没有一件大中型玩具，为了保证孩子们每天有一定的户外活动而又不至于冻坏手脚，我用脸盆一盆一盆地端水，浇成了几十平方米的小冰场，又找来了战士们帮忙，给每个孩子钉了一辆小冰车。

天寒地冻，小家伙们在冰上玩得兴高采烈，我心里也热呼呼的。是啊，这一切，在城市孩子的眼里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对草原上的孩子们来说，却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呀！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午睡，从正式开办幼儿园的那一天起，我就让住在离团部近一公里远的6个孩子每天在我家里吃午饭、睡午觉，所需费用不要家长搁腰包。

开始我根本不会做饭，连菜都切不好，可每天中午大小9口人吃饭，光指爱人做也不行啊！我就从头学，爱人做饭炒菜时，我边帮忙边学习，一段时间后，我也能做出孩子们喜欢吃的饭菜了。

中午午休时，我家的宿舍里，大床、小床、长沙发上都睡满了孩子，我在一边守护，爱人没有地方休息，每天中午就到卫生队，趴在办公桌上打个盹。

冬天，室外的温度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幼儿园里只有一个小便池，不能大便，让孩子们到外面大便我又怕把他们冻环了，我想了一个办法：把炉灰垫在垃圾盆底，搁在小便所里，让孩子们把大便拉在盆里，再铲炉灰盖上，我端到外面去倒掉。

有的孩子年龄小，穿着厚厚的棉裤，大便时蹲不稳，小脸憋得通红，我就紧挨着站在孩子面前，让他们用小手抱住我的腿，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少费点劲了。

别看孩子们小，但幼小的心灵也是懂得感情的，他们爱我就象爱自己的妈妈，星期天还往幼儿园跑，有的竟长期喊我“老师妈妈”。

后勤蒙古族干部韩七十九的孩子，1986年随着韩七十九的调动到了哲盟，老韩给我来信说：廖老师，儿子每天早上都哭着闹着要回到“老师妈妈”的幼儿园里去。

看完信后，我不由掉下泪来。1986年春节，大年初一早晨，我刚起床就听到门外有小孩小声说话的声音，开门一看，只见4个已经从幼儿园毕业到小学念书的孩子，整齐地排成一行，恭恭敬敬地给我行礼，齐声说：“廖老师新年好”！

我走过去，紧紧地搂着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感到我和孩子们的心贴得更紧了。

家长们正是透过孩子这个“窗口”，看到了我的一片诚意，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当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家务活忙不过来的时候，两口子有事一起外出的时候，都愿意把孩子往幼儿园里送，甚至临时来队探亲的，也把孩子送来。

无论哪种情况，我都愉快地把孩子收下，负责看好。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带19个孩子，不光是教给他们知识，吃、喝、拉、撒、睡、玩，哪一样也不忽视，有时忙得我腰都直不起来。

家长们过意不去，有的送来了米和面，有好吃的也给我端来，我都一一谢绝了。我说：“只要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只要你们当家长的能安心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幼儿教育中，由于我没有当过幼儿教师，也没有机会出去参观学习，所以缺少幼儿教育的经验。

我决心走自学的道路，每逢干部战士外出，我就请他们代买有关书籍，同时，还写信向家乡的亲友们求援。

一次，一位好友从家乡邮来了“幼教大纲”和“风琴教材”，但在信中告诉我，这都是向一位幼师借的，看完后务必尽快归还。

我就抓紧空余时间，白天黑夜地赶，硬是赶在归还日期前把两本书全抄下来了。

平时，我挤时间阅读幼教书籍，先后读完了《幼儿教育学》、《学龄前儿童心理发展》、《从零岁开始的教育》、《子女教育艺术》等中外儿童教育家的论著和许多有关杂志，并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每一次课都认真组织教案。

就这样，边干边学，对幼儿教育也就慢慢摸到了一点道道。

由于我坚持努力按“幼教大纲”的要求对孩子们实施教育，孩子们再也不像“小野人”了，个个衣着整洁，懂礼貌，小嘴能说会唱，小手能写会画。

1985年“八一”建军节，团里举行的联欢会上，幼儿园的孩子们跟战士们同台演出。当化了妆的十几个小朋友天真活泼地登上舞台时，全场干部、战士、家属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部队进驻边防10多年的第一次这样的同台表演！

孩子们演出了独唱、朗诵、舞蹈、表演唱等十几个节目，赢得了观众的啧啧称赞。春节时，孩子们还应邀参加了师、团、营、连的联欢会，军营里荡漾着歌声、琴声、笑声、掌声，给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欢乐。

1984年和1985年，我们幼儿园先后送走了10多个小朋友到地方小学上一年级。这这孩子一般都能生动复述我所讲过的故事，能背诵30多首儿歌、绕口令、谜语和十几首简单的古诗，能熟练地口算、笔算、心算20以内的加减法，能流利地数100个数。

他们都有较好的绘画基础，除在课堂上按要求模仿我的示范画外，还能搞一些简单的写生和妙趣横生的意愿画。

他们都懂得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卫生常识、自然常识。由于孩子们各方面都受到了应有的启蒙教育，所以入学后成绩都是优良，大部分担任了班干部，都担任过班上的小音乐老师，通过了解，这10多个孩子在入学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有8个孩子取得了“双百分”的好成绩。

有位副教导员的小女孩叫许亮，从幼儿园毕业后返回河北省老家上一年级，开始老师听说是内蒙大草原回来的，担心她跟不上课，可没想到小许亮第一次进教室，就能大大方方地登上讲台，为全班50多名同学演唱“上学歌”，讲“龟兔赛跑”的故事，老师、同学都高兴得直为她鼓掌。

每当听到或看到孩子们的成长进步，我都非常高兴，我为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而欣慰。

1986年9月，幼儿园又有9个孩子该进入小学一年级了，在团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又办起建团以来的第一所小学。

孩子们从幼儿园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自己的学校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再也不用顶风冒雪、起早贪黑跑近几公里的路去地方学校上学了，家长们也不用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而发愁、赶时间了。

可是，开学以后我的担子也更重了。虽然幼儿园增加了一名老师，学校也抽了一名战士来代课，但两边的主课都由我教。

每天上班，我出了一年级教室又接着要进幼儿园，从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勺，有时累得真想躺在床上睡两天，但我从没打退堂鼓。

我心里明白，全团24名营连主官中，有22人的孩子在我们的幼儿园或小学校里安心学习，我累了可大家乐了，基层人心稳定了。正像家长们说的那样：“廖老师的一颗热心，换来了我们对孩子的放心，在部队安心，家里过日子顺心。”

俗话说：“女人纵然出了嫁，有了难处奔娘家。”可是，我们团驻地偏僻，离火车站就有200多公里，卫生队又没个女医生。家属们别说回娘家不容易，就是找个知心人唠嗑解闷也很难，遇到有病那就更不方便了。

正因为这样，有的家属符合条件也不随军，即使来了，思想又往往动摇，向丈夫吹“向后转”的“枕头风”，形成“外拉力”。

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做好家属工作对稳定部队是十分重要的。于是，我就主动去了解姐妹们的疾苦，主动为她们排忧解难。

幼儿园开学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别的孩子每天来园都是妈妈送，可袁小静小朋友来园却总是爸爸送。

我问小静为什么妈妈不常来接送她，小静说：“妈妈常生病，现在躺在床上还没起来。”

妻子常有病在身，丈夫工作怎能安心？我得去看看。下班后，我赶到小静家，看到小静妈妈吴修碧面容憔悴，躺在炕上。

原来吴大姐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脏也很不好。我曾经在医药商店工作过，深知这种疾病的后果，就动员她赶紧让爱人陪伴着去住院治疗，小静就由我带着住在幼儿园里。

一个多月后，吴大姐回来了，病没见好，反而加重了。我向她爱人一打听，才知道吴大姐的病情虽重，但精神负担更重，一听说要给她动手术，心情就极度紧张，导致心动过速，几次出现虚脱。

为慎重起见，医生又把她介绍到长春市一家大医院，这样一来，她的心情就更沉重了。

俗话说：“朽木烟多，病人疑多”。一天清晨，她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想心事，忽然听到有人在低声细语：“听说她得的是甲亢癌！”癌！这不是不治之症吗？这一瞬间，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精神支柱坍塌了。

她拉着她爱人的手发疯似地嚷着；“你们都骗我，你和医生早就知道我得的是癌症，快送我回家，我要见见孩子。”

其实，她在医院里听到有人小声议论患甲亢癌的是另外一名女患者，爱人和医生再三解释都无济于事。

了解这个情况后，我深深感到，“乐观益寿，运动延年”，吴大姐的病，药物治疗不可少，但精神安慰更重要。

为此，我加快了每天的工作节奏，除了抽时间找她谈心外，还坚持每天晚上7点钟准时到她家里去教她练大雁气功，清晨起来约她散步。

过了一段时间，吴大姐的病有了明显好转，像卸掉了千斤重担一样。

后勤一位股长的爱人随队不久得了妇科病，去卫生队又不好意思对男医生开口，要她爱人给她拿药，她爱人也不好意思说，就撒谎说嗓子疼。医生照此给拿了药，怎么吃也不见好，痛苦得整夜整夜不能睡觉。

没办法了，就来找我，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一阵发酸：人们都说当兵吃亏，可谁能知道，我们这些随军家属也跟着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

我二话没说，马上到卫生队找医生，以患者的身份介绍了病情，取了药以后送给了那位家属，由于对症下药，不到一星期，这位家属的病就好了。

家属李照花，部队合编时，随爱人从延吉市搬到了草原，环境变苦了，住房变差了，熟人少了，工作变没了，心情烦躁，在爱人面前提出要带孩子回娘家。

就在她家搬来的第三天晚饭后，我去了，见面后自我介绍说：“我叫廖剑芳，是幼儿园的老师，今晚特地来请你们的儿子明天去上幼儿园，欢迎不欢迎？”

照花明白了我的来意后，惊喜地拉着我的手，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为孩子受教育发愁呢。”

我俩都是军人的妻子，不一会儿就谈得很投机，她把来草原后的满腹怨言都端了出来，我边开导边寻思：“浇树要浇根，留人要留心，照花是精简整编后搬来的第一个家属，让她安下心来，作用非同一般，我接去儿子就能留住这位当妈妈的心，她的丈夫也能安心工作了。”

几个月后；照花避孕失败，怀孕后心情紧张，我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到团里我车送她去医院作人工流产，同时，从家里拿了鸡和奶粉，送给她补身子。

为了减少她的家务活，尽快恢复健康，每逢星期天，我还把她的孩子接到幼儿园来洗澡，洗得干干净净再送回去。

看到这些，小李的心被打动了，她说：“廖老师，靠着你，我再也不感到孤单了。”她表示支持丈夫在部队好好干。

部队合编一年多来，我到全团所有的来队家属家串过门，唠过瞌。姐妹们之间无话不说，形成了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的好风气，人人都争着为部队建设操心出力，思想越来越稳定，没有闹着走的。

干部们风趣地说：：“半边天’的脸‘晴’了，边疆的风沙再大也不怕了。”

随军的生活实践还使我体会到，保持部队稳定，虽然干部是关键，但稳定士兵的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做好战士的工作，那当然是干部的事情，但我觉得，作为一名随军家属，既然已经跨进了军营的大门，就应该有一份责任，不能说与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这几年，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还是连队求到我头上的事，都热情地去做，从没有推辞过。

卫生队战士杨德生，积极要求进步，工作干得很出色。但在探家时私自拿药品，到家三天被部队用电报催了回来，挨了批评，受到处分，还调换了单位。

小伙子思想受不住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混到复员一走了事。看着他沮丧的神情，我想：年青人考虑问题欠周到，不解除思想包袱弄不好会出大事。

于是，我主动找他作了一次倾心的长谈。开始，他低着脑袋，问一句说一句。我理解他当时的处境和自卑心里，就从拉家常入手，问他家里生活，老人身体，以及女朋友的情况，用大姐姐对待小弟弟的心情去温暖他，终于掏出了他闷在心里的话。

他流着泪告诉我：“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天气一冷就卧床不起，治病花了不少钱，家里经济很困难，自己想给母亲带点药回去，所以干了错事，这一下全砸了。”

我摸准了他的思想脉搏后，先是赞扬他以前出色的工作，对老人的一片孝心，接着指出他私自拿药不对，受批评后闹情绪更不应该。鼓励他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他哭着问我：“嫂子，你说我还有希望吗？”我说：“有希望!一个人犯点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接受教训，改正错误，把希望和前途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之中。”

他说：“嫂子，以后看我的行动吧。”几天后，我从《解放军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写一个和小杨有类似经历的战士，在组织的帮助下，奋发努力，最后光荣立功。

我让爱人把报纸捎给小杨看，此后，又多次和爱人一起帮助小杨赶队。三个月后，领导肯定他干得不错，又让他回到卫生班工作，小杨受到了鼓舞，比以前干得更欢了。后来，他当了班长，还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战士陈浩，家在农村，弟妹们小，生活比较困难。春节前夕，家中来了信，小陈愁容满面。我知道后，安慰他不要犯愁，并从自己当月35元的工资中拿出30元，给他家寄去。小陈非常感动，在部队更安心了。

我们团地处偏僻，广播收台少，电视效果差，报纸来得迟，唱歌成了军营里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但一些连队缺少教歌员，战士们往往想学一首新歌都有困难。

我在学校时是个文艺爱好者，对这还不算外行。精简整编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团指挥连的一名排长，急匆匆地来到幼儿园，对我说，“廖老师，我们连长、指导员想请你到连里去教解放军报上登出来的新歌“望星空’，由于不熟悉，不好意思直接来找你，特地让我这个老炮团留下的熟人来请你。”

我二话没说，当晚6点半钟准时去教歌。两天后，又有一位指导员来求援，这启发我想到：渴望丰富的文化生活，是青年战士的共同心愿，也是当前稳定部队的一项具体工作。部队刚合编，大部分干部是新来的，跟我不熟悉，为什么我不能主动上门，非要等到连队来请呢？

于是，我从幼儿园分别给全团三个营去了电话，来了个“毛遂自荐”，那些营干部接到电话后，都高兴得拍手叫好。

为了给连队留下不走的教歌员，团里还举办了教歌员培训班，由我当教员。白天，我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给教歌员培训班讲课，尽管增加了劳累，但我心里高兴啊！因为我用自己的行动为部队做了一点工作。

除夕夜，部队虽然看不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节目，但各连都召开了歌咏晚会，歌声、笑声、爆竹声，冲淡了战士们的思乡之念，激励了他们以连为家，戍守边关的斗志。

回顾复年多来的工作，每一点成绩都是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取得的，但组织上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8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1986年4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了我和我们幼儿园的情况。

半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妈妈邮来的包裹，打开一看，全是红花衣裙，我很奇怪：“当时我都30多岁的人了,妈妈怎么还给我买这些年轻姑娘穿的衣服呢？”

拆信一看，妈妈在信中写到：“孩子，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你，左邻右舍都夸你有出息，我高兴得流了泪，妈妈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深知一分成绩是三分汗水浇出来的，你一定很辛苦。我给你买了几件颜色鲜艳的衣服，妈妈希望你永远年轻。”

拿着妈妈邮来的信和衣服，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回顾那几年来走过的路程，使我更加坚信，我的路走对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妻子，我把青春的年华用在了部队建设上，这是值得的、光荣的。

我有所失，但更有所得，我得到了亲人、部队以至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1987年的我(廖剑芳)

1987年3月，原沈阳军区授予我“边防模范幼儿教师”荣誉称号，但我没有骄傲和满足，继续再接再厉，加倍地工作，为部队建设出一份力、尽一份责，做出军人妻子应有的贡献，一直到我丈夫退役我才离开心爱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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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温暖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