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2月的一个傍晚，蒋先云推开宿舍门就笑着嚷：‘向前，你现在是少校队长，别装穷，今晚可得请客！’”灯火把几张年轻的面孔照得通红，徐向前抬头，放下手里的教案，憨憨一笑，答了一句“成！”

“1927年2月的一个傍晚，蒋先云推开宿舍门就笑着嚷：‘向前，你现在是少校队长，别装穷，今晚可得请客！’”灯火把几张年轻的面孔照得通红，徐向前抬头，放下手里的教案，憨憨一笑，答了一句“成！”

此时的武汉分校刚刚开学十来天，学兵团、女生队和政治大队忙得脚不沾地。工资却早已发下：少校每月三百大洋，比普通学员多出一大截。三百大洋是什么概念？在汉口租间宽敞的石库门房子只要八块，剩下的钱足够几位老乡搓上数次热干面外加一壶黄鹤楼老酒。也难怪同学们眼睛发亮，逮着机会就“敲队长”。

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26年深秋。冯玉祥国民二军在保定、蔚州一带被打得七零八落，徐向前和几位山西同乡硬是从乱军里拎着命跑出来。枪声渐远，他忽然生出一种厌倦：再给军阀卖命，图什么？于是换上灰布便装，深夜潜进永安村。木门吱呀一声，母亲的哭腔塞满院子：“我的儿呀，你总算回来了！”这一幕，他后来很少提起，却在回忆录里留下寥寥八字——“母亲点灯，我泪满眶”。

村里冷，春播还早，白日里街巷空荡。徐向前躲在屋里，反复琢磨下一步。“要么教书，要么下田”他想，可报纸里接连传来南方北伐胜利的消息：广东军出师，武汉易帜。大洋彼端的苏联革命成功不过十年，中国是不是也要变天？这种念头越想越热。他拉上那几个同乡夜里商量，结果全都摆手：再当兵？不干！一位军需官甚至吓得伏在桌子上直冒冷汗。徐向前没再勉强，心里却愈加明白——让中国富强，不靠逃避。

腊月，他独自走出五台山，沿京张铁路到北平，又辗转天津，买张硬座票南下上海。途中听到车厢里有人议论：“北伐军都快到长江了，武汉要建第二黄埔。”徐向前竖起耳朵，心想这正合我意。抵达上海后，他没在租界多停留，直奔汉口。深夜码头寒风刺骨，他缩着脖子望见对岸灯火——那盏灯也许就是未来新中国的一点苗头。

1927年元月，武汉分校开始组建。张治中点名要既会带兵又懂政治的人，当初黄埔一期的档案被翻了出来。有人提醒张：“有个徐象谦，虽瘦，可在课堂里一口气背下全本步兵操典。”于是电报飞向上海，徐向前赶到后直接领到少校军衔与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的职务。短短两年，他从学生到队长，只因“肯学”和“敢拼”两个字。

徐向前的教案写得极细：今天讲红军的《文化工作大纲》、明天演练工兵爬壕沟。课间他爱去操场，看女生队持枪正步。黄杰那时是排长，身板瘦硬，步子咔咔响。两人第一次说话是在餐厅门口——黄杰指着传菜生说：“碗筷要整齐，队长也不能例外。”徐向前摸摸后脑，只回了句“我记住了”，却在心里把这个四川姑娘珍藏起来。

军校里并非铁板一块。1927年春，国民党内左右分歧越来越大，武汉街头布告天天换。有意思的是，每晚讨论会后，一群山西老乡总爱拽着徐向前去江边摊子上吃宵夜 ——“你当队长工钱多，不把我们喂饱说不过去。”徐向前从不推辞，只轻声嘟囔：“大洋不是天上掉的，明儿得补上两节战术课。”众人一笑，气氛融融。

请客吃面并非只是热闹。借着几盏小酒，大家吵得面红耳赤：北伐能不能彻底完成？蒋介石会不会和共产党翻脸？有的激动拍桌子，有的沉默抽烟。徐向前边听边记，用山西口音慢慢地说：“我只问一句，咱们要不要一个真正没有军阀、没有列强的中国？”话音落，夜色沉，长江水声仿佛也停了片刻。

又过了两周，徐向前以队长身份递交入党申请。一张薄薄的表格，他写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交到组织科，负责审核的同志抬头看着这个瘦高的小个子，问：“你可想好了？前面路不好走。”徐向前答得干脆：“早就想通。若是怕死，我就不回黄埔了。”

在队部值班室的抽屉里，他留着六块大洋，准备随时给学生买教材；抽屉底压着母亲的照片，背面写着一句佛偈：“度一切苦厄。”这两样东西陪了他整个武汉时期，也见证了一位后来元帅最早的抉择。不得不说，队长当得舒坦与否不是看薪水，而是看那份担当。

几年后，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指挥左冲右突，身上仍旧保持着黄埔时期的习惯：账目分毫不差，队员生日必到场。曾有战士半开玩笑地问：“首长，咱还去江边吃热干面吗？”徐向前摆手笑道：“等把侵略者赶出去，全中国都请你们吃。”话音未落，山谷里炮声连成一片。谁也没把那一顿面忘掉，因为那顿面里装着他们要打下的新世界。

来源：史海挖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