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及邯郸三名初中生谋杀同学埋尸一案，主犯被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同案未参与犯罪预谋和加害行为的被告，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由相关部门专门矫治教育。

2025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及邯郸三名初中生谋杀同学埋尸一案，主犯被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同案未参与犯罪预谋和加害行为的被告，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由相关部门专门矫治教育。

3月9日，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长何莉在直播解读“邯郸埋尸案”的审理工作时强调，即使是低龄未成年人，只要触犯法律，本人及其监护人也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让“邯郸埋尸案”及未成年人犯罪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在这起“邯郸埋尸案”中，三名同龄犯罪嫌疑人提前两天挖掘埋尸坑，准备作案工具，设计诱骗话术，有预谋有组织地实施了杀人犯罪，其手段之凶残、居心之险巇，均已突破公众心理防线，“顶格判决”也是符合外界期待与预期的结果。

这一案件中，三名罪犯都不满14周岁。如果按此前的刑法规定，他们不需要负刑事责任。不过，2021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三名恶魔这才没有逃脱法律惩罚。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屡屡登上热搜，牵动社会大众紧绷的神经。刑责年龄下调，就是呼应公众呼声的结果。但无论如何下调，只要有明确的年龄线，可能总会出现刺激公众神经的现象。如2023年8月发生的“荆州4岁半女童遭未满12岁男孩杀害案”中，这起案件的凶手思维缜密、手法凶残，完全不像一个不经世事的未成年人。案发之后，公检法机关格于其年龄就未能予以刑事处罚，仅仅是交由专业机构接受为期三年的心理矫正。

差几天满12周岁，和刚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智力体力上不会有什么大差别，但在刑法上却判若云泥，前者无论如何都不用负刑责，后者却可能被判刑。这些快要12周岁的未成年人，虽然难以对成年人构成太大威胁，但对同龄人或者更低年龄的儿童，却可能是致命的。

事实上，未成年人的世界要比成年人更加接近“恃强凌弱”“丛林社会”的定义。现代社会的营养与物质条件空前提升，不少孩子的身体早早就发育强大，但是其心理发育不成熟，道德约束低，比成年人更有冲动实施霸凌与暴力，极端情况就是凶杀犯罪。与其一再陷入下修刑责年龄的“套娃游戏”，倒不如参照他国经验，模糊化刑责年龄，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malice supplies the age）完善对未成年人世界的法治。

比起“下修刑责年龄”，“恶意补足年龄”是从犯罪本身性质出发“向上修正”。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那些本来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行使犯罪时有足够的恶意，那么司法机关仍然可以以其恶意来“补足年龄”，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将使得“不满十二周岁”也不能成为免罪金牌，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震慑。

同时，总会有一部分未成年人因为犯罪情节较轻等原因被认定不负刑责，或者虽认定为犯罪但不予刑事处罚。对这些人，也要有其他的惩治措施，不能“一放了之”。在邯郸埋尸案中，法院对未参与犯罪预谋、未实施具体加害行为的马某某不予刑事处罚，并建议有关部门对马某某专门矫治教育。这就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矫治教育应该怎么做？

2020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等设计了专门矫治教育的框架。但专门矫治教育存在“落实不力”的现状，一些地方还没有建立负责矫治教育的专门学校，决定专门矫治教育的程序也不完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者“上午放，下午抓”“抓了放，放了再抓”的现象。

潮新闻2024年3月报道，荆州女童被杀案中的凶手，其矫治教育期已经延长到三年。但报道里也透露，现行法律法规更多是指导性意见，专门矫治在适用法律、程序设计与执行过程中仍然有待完善。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在立法与实践上随之改进，尽快建立健全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对矫治教育的决定程序、年限等予以细化，让专门矫治教育真正做到既惩罚震慑，又教育挽救。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首例顶格追诉的低龄恶性犯罪案件，邯郸埋尸案判决标志着中国司法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向“惩戒矫治并重”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立法、司法机关有必要一方面完善刑责年龄，威慑潜在的未成年人罪犯；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判了之或一放了之，要把专门矫治教育做好，教育与挽救未成年人罪犯。

王兢

责编 辛省志

来源：南方周末